Bamboo Books Uncover Past

Tsinghua University studies reveal secrets from ancient bamboo texts China’s prestigious Tsinghua University recently released preliminary results of research on a rare collection of

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

海昏汉简《诗经》研究三题

学术界广泛认可海昏汉简《诗经》为《鲁诗》。从已经公布的部分文本内容来看,海昏汉简《诗经》符合“故”的文本特征,因此,疑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鲁故》。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的编连,应符合古书正文在小题前而小题又在大题前的通例,标题简应当置于末尾而不当在前。据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中“予其惩而八”可知,《周颂·小些》“予其惩而些后患”当断句为“予其惩而,些后患”,与《毛诗》同。

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天回医简《脉书·下经》中的不言脉疾病及类病思维

天回医简《脉书·下经》的第一部分中有大量不言脉的疾病,它们按照风、痹、蹷等共通症状为主要分类手段。该部分独立于言脉疾病之外,但又以经脉为隐藏参照核心,和言脉疾病一样承担着诠释“病久则变化”的功能。言脉与不言脉疾病的分类系统具有“表里”的对应关系:言脉疾病是“表”病的疾病分类系统,与镵石针艾治疗手段相匹配;不言脉疾病是“里”病的疾病分类系统,与毒药(汤液)治疗手段相匹配。同时,二者在疾病的诊疗中又都依靠色脉诊的信息,同属于脉诊系统。所谓类病思维,即是分析古人以类划分疾病的方式来判断其思维模式。《脉书·下经》中的疾病分类方式及其匹配的治疗方法源于先秦秦汉时期医学以症为纲式的辨治方式,又在辨治方法的系统化需求下孕育了辨证治疗模式的萌芽。

从周家台秦简看中国古代的祝由术

周家台秦简完整地展示了古代祝由术实例,为精准了解古代神秘的祝由术提供了珍贵史料。祝由术的核心原理是依据病症推断出致病的缘由,然后针对导致疾病的对象采取祝祷措施,“祝由”一名恰好是这一原理的概括。祝由术是使令式的,而不是祈求。祝由术程序中有对病由的回报,或者是回报以某种好处,或者是回报以祭品,但属于诱惑性质。

也谈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兼论安大简《诗经》的版本问题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二国风当确指“魏风”与“唐风”(晋诗),其命名之所以异于传世本《毛诗》,可能是由于该本之祖本采用了根据采诗或献诗时魏国实际政治中心所在(“霍”,即“侯”)与晋诗的实际采取之地(“晋国之魏邑”)命名的方式。从“侯六”“魏九”命名的原生态化,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安大简《诗经》的祖本应该是早于儒家诗教本的一个两周官学的初编本,楚国学官出于对本国礼乐祭祀文化的保护目的,在此初编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节选,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无《雅》《颂》和《国风》不全的安大简《诗经》的面貌;而从安大简《诗经》中异体字大量出现于同篇的特点来看,该选本可能同时兼有“识字辨义”的教育功用,是教授楚国官学之“国子”的初级教本。

长江早期水文化及其特征探微——以简帛所记楚地为例

楚地是长江流域早期文化的核心区域,长江决定了水对于这个区域文明起源发展的特殊意义。楚地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形成了丰富的水文化现象,这其中包括了对水的崇拜和相关的社会习俗。对水和楚地文明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于我们理解长江文明,进而理解中华早期文明有重要的意义。楚地有关水文化的记载多不见于传世典籍,而大量记录于简牍帛书中,因此简牍帛书的钩沉不仅可以补充既有文献的不足,同时也可以从中窥管到更为细致可靠的其时社会中水的观念、习俗、行为和治理等,还原当时的社会风貌,故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通过对简帛文献相关记述的梳理,我们也可以看出楚地早期的水文化在特征上和后面的水文化较大的差别在于,当时的人们所关注和实践的水文化总体来说还是人和自然之间的根本关系,也就是对于世界与生命的来源、人类如何获得更强的生育能力和身体机能以延续生命、如何维持人类的生计三个方面,以此形成早期楚地的水文化体系。

《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西汉人体陶俑的医学研究

辽中医俑1号和2号的形态特征分别符合西汉文帝与景帝陵寝出土的“裸体着衣式木臂彩绘陶俑”的侍女俑和武士俑。此类陶俑制作的风格写实、体型标准、头面部雕塑呈个体化,对古代人体测量学和体表医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实测数据表明,西汉人体俑为真人1/3缩型,代表了西汉时期标准男女成年人体。辽中医俑1、2号的还原女子身高为159 cm,男子为172.5 cm,与《内经》所述人长七尺五及近现代中国人平均身高基本一致。另外,汉俑的头身比、足身比、上下身比等数据与中国现代人也高度符合。汉俑的“同身寸”与秦汉度量寸制及《内经》的人体骨度测量数据完全一致,代表了中医针灸的“标身寸”。66个西汉“脉书”中常用的体表解剖名词大部分在汉俑体表都有雕塑表达,说明古人对人体的精准认知,以及文字和雕塑表达的一致性。体表结构专有名词在“脉书”中最常见的使用是表达疼痛的部位,这可视为中医穴位及“以痛为腧”取穴法的早期雏形。研究表明,西汉人体俑不但代表了当时的标准男女人体,也能代表现代的人体标准,同时具有广泛国际代表性,堪称中国古代人体测量的“原始标准”。因此,重建汉代经脉人体模型对传统针灸的继承、医学教育、标准化及临床应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刨切薄竹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美学特征与设计创新

目的探索刨切薄竹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美学特征及设计创新。方法从竹材在我国文化传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出发,提出可将刨切薄竹作为书籍装帧设计的新型材料。阐释刨切薄竹的材料特性,例举其在产品、建筑等领域的创新应用现状,归纳出薄竹饰面板、薄竹胶合板和薄竹编织板等三种适合于书籍装帧设计的刨切薄竹后续加工类型,并从色泽美、肌理美、触感美、文化美、技术美等五个美学维度剖析刨切薄竹在书籍装帧设计中体现出的美学特征,并结合实际案例,提出设计形式创新与设计方法创新两条创新设计思路。结论刨切薄竹是一种继承传统竹材的文化情感与审美属性,又兼具现代科技感与优秀物理特性的新型高科技竹材,在推动书籍装帧设计多元化发展,应对国际化与数媒化的冲击下具有良好的研究与应用价值。

郭店儒家简与孟子心性论

郭店儒家简有较丰富的人性天命说的内容。人的性情，禀赋自天。神秘的天道天德是人道人性的终极根据。肯定人的情气和内在生命有为善的趋势，以情言性，即心言性，是楚简与《孟子》的相同之点。在存心养性、“仁内义外”的问题上，二者有所区别。孟子对他以前的心性论作了理论的提升和推进。理解“情”与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内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四端七情”恰恰是天人之际的纽带。性善论既是道德理性普遍主义的提扬，又不排斥情、才、气性。在心志的引导下，道德情感可以成为道德行为的力量。

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今译、图版和专家笔谈

《鲁久次问数于陈起》是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算书中一篇内容独特、涵义丰富的文章,本文公布其全部竹简的照片,发表其现代汉语翻译和一批数学史家与古文字学家的笔谈。他们从不同角度疏解这篇文献的疑难点,揭示其丰富内涵和学术意义,涉及字词的训释、中国古代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医学、数术、城建以及数学史理论等诸多方面,以推动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数学史和上古思想文化的研究。

战国竹简遣策的物量表示法与量词

本文对曾候乙墓、信阳、望山、包山、仰天湖、五里牌等6批战国竹简遣策的物量表示法和量词进行了穷尽性研究,总结说明了物量表示的四种方式,分析了18个固定量词的用法和意义。

从上博竹简看《论语》的编纂特点

上博竹简中有一批孔门七十子后学作品,将这些竹书与《论语》进行对照,可以看出《论语》的某些编纂特点。经过研究发现,今本《论语》中的孔子语录应该经过编纂者的节选、提炼和取舍,因此它既不能完整地反映孔子思想学说的全貌,也不能代表春秋战国之际的诸子散文水平。

上海博物馆竹书《内豊》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

上海博物馆竹书《内豊》具有非常宝贵的文献价值,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关于《内豊》篇,整理者对竹简的编联可取。《内豊》附简文意体现了“中庸”的思想,值得重视。以《内豊》为参照可以看出,《大戴礼记》“曾子十篇”当与曾子及其门人密切相关。

鲍叔牙事迹考——从上博简(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谈起

鲍叔牙是齐桓公时的政治家。他早年与管仲共同经商、参战,关系密切;后精心辅助小白,帮助小白登上齐国王位,是为齐桓公。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支持管仲对齐国的治理。鲍叔牙是齐国的卿大夫,曾负责为桓公推荐人才。他忠言极谏,和管仲一起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国一时成为最强盛的国家。上博简《鲍叔牙和隰朋之谏》中,鲍叔牙谏议桓公远离佞臣,在政治上实施新举措,取得明显政治效果。但最终因为嫉恶如仇,政治上缺乏灵活性而没有位极人臣。

启征西河与夏代西河地望

古本《竹书纪年》有"启征西河"和"胤甲居西河"之记载。启征西河即文献所载启诛武观。"五观"即"五子"亦即"武观",并非启之五子或季子,而是参与反叛夏朝的异姓诸侯。启征西河应是夏代初年夷、夏激烈民族斗争历史背景下,夏族与传说中的虞舜的后裔的国族观国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判断,胤甲所居西河极有可能即在古观国,今河南濮阳清丰一带。夏代西河得名盖缘于该地位于古《汉志》河以西。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引《诗》异文考

上海博物馆最近公布了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其中包括《礼记·缁衣》篇等重要经学文献。作为差不多同时代、存在文献学上宛密关联的出土材料《郭店楚墓竹简》也保存了《礼记·缁衣》篇文字。两种出土文本记载的《礼记·缁衣》所援引的今本《诗经》有关文字,也都赖以保存,本文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校,对上具文献中引《诗经》部分的异文作了考证。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