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泉汉简(贰)》所载“东乌泽亭”地望蠡测

《悬泉汉简(贰)》由三枚简组成的册书完整地记录了敦煌郡广至县“东乌泽亭”相关情况,至于“东乌泽亭”地望,则因史料有限而尚无结论。从传世文献及考古调查发现来看,汉唐时期在今瓜州县以西疏勒河下游、截山子以北的区域存在广阔的湖泊水系,乌泽就是其中的一片湖泊。这里也曾是敦煌主要的农垦区。因此,悬泉汉简所载“东乌泽亭”即在此附近,也就是今瓜州县南岔镇六工村西南12公里芦草沟城一带。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北凉段业在此开置乌泽县,隋代乌泽县并入常乐县后,乌泽这一历史地名随之湮没消失。

出土兵学文献所见古史构建考论

以往传世兵书中的古史记述较少,常常受到忽视。今对出土兵学文献进行考察,可以找到相当体量的古史资料。这些古史叙述一方面能补充现有诸子古史系统的缺环,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兵学文献独特的古史构建方式:如银雀山汉简《黄帝伐赤帝》较《孙子·行军》篇增益了“一帝二王”故事,反映出战国时期兵学文献喜谈近世和天下视野的特点;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设备》构建了“圣人作兵”的兵器发明传说,与清华简《五纪》等“蚩尤作兵”的叙事不同,是对“寝兵说”的对抗;银雀山汉简《地典》即是《尉缭子·天官》批评的“黄帝刑德”类文献,黄帝形象的冲突表明兵学文献之间亦有分歧;上博简、安大简《曹沫之陈》体现出不片面非古、不全然复古的古史观,与儒、法两家皆不相同,具有独特性。

荆州战国楚墓竹简古乐谱书写制度初探

湖北荆州王家嘴战国楚墓2021年6月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种新见类型简册,可称为“乐简”,记载的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古乐谱。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发现。根据竹简图版及整理者的介绍,对其中两枚乐简释文进行初步研究可知:根据古代简册制度看,其上不固定位置的、通简标有的横线应是表达某音乐单元终结的标记符号;乐简上简文的读法是分段阅读,先右列后左列,接续而下。这一研究结论对人们深入认识乐简的性质,从而进一步探究其简文的内在规律提供了基础。

荀子对禅让思想的继承与修正

《唐虞之道》《容成氏》《子羔》等战国楚简的出土,促使学者相继投入战国禅让思想的研究,其中《荀子·正论》对尧、舜禅让的否定,令不少学者认定荀子的立场与战国法家相似,属于禅让思想的否定派。综合传世文献《尚书》中《尧典》《舜典》《大禹谟》及前述三种出土文献所呈现的禅让思想,与《荀子》中《正论》《成相》对禅让的诠释相互映证,以及《荀子》其他篇章所涉及的观点,可见得荀子并非全盘否定禅让,只是企图将之融入其礼制思想中,刨除禅让思想中不符时用的部份元素,又能持续体现“尚贤”“授能”“遇时”等政治理想。

秦汉时期的和奸罪——以简牍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秦汉时期，法律对和奸的论罪区分为亲属与非亲属两类，处罚轻重差别较大。和奸罪的审理程序包括：以“诣告”的形式对犯奸者提起诉讼；受理机关以县廷为主，疑难案例依次向郡国守相及廷尉府疑谳，王侯的和奸罪则交由中央受理；和奸罪的认定必须满足“必案之校上”的条件。对和奸罪的有关规定和处理从维护家族联姻关系、维护家长权力及保证家族“财不出户”等3个方面维护家族秩序和社会等级名份。

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继承制度初论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等表明,西汉已建立系统的继承法。继承方式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种。继承内容既有身份继承也有财产继承。身份继承包括二十级爵位和一般户主的身份在内,二十级爵位除彻侯和关内侯的爵位世袭罔替之外,其余均降级不均等继承;一般意义的财产继承原则是诸子均分。继承人及继承顺序按血缘亲等确定而兼顾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未婚女子有一定的继承权。西汉的继承制度对爵位降级继承的规定,使军功地主的后代逐渐失去爵位;他们由于大量继承财产和凭借父祖的政治权势,成为西汉前期严重影响乡里社会的豪民地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张家山汉律看汉初国家授田制度的几个特点

本文以新公布的张家山汉简有关材料为主,结合其它出土材料及传统文献,从亩制的大小、按爵 位等级授田宅、田宅的有条件买卖、刍藁税的征收等几个方面对汉初国家授田制度的几个特点进行了 探讨,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汉代的土地制度具有启发意义。

居延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财物“拘校”

从新、旧“居延汉简”得知,西北边塞地区对财物拘校、审核的范围甚广,其中尤以钱、粮、兵械、守御器备为重点。在贯彻落实中要求做到“必得事实”,严格认真。拘校的时间有定期和不定期两种。拘校方法主要是将实物与账簿核对,会计凭证与会计账簿核对以及通过调查、询问的方式等。由于官府对拘校的执行力度较大,故当时拘校审查出了不少“计簿不实”、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和吏员渎职违纪行为,并就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了惩处。

试论出土数字卦材料的用数体系

目前我们已在甲骨、铜器、陶器以及楚简等出土材料中发现了大量数字卦例,在对其进行细致整理后发现,数字卦在用数体系上存在用"七"还是用"一"的区别。根据用数的不同,我们将数字卦分为"一系数字卦"和"七系数字卦",它们应分属不同的筮占系统。一系数字卦用数有四、五、六、一、八、九,七系数字卦用数有四、五、六、七、八、九,在实占卦例中,两系数字筮得的概率都是七、一与六最高,占四分之三以上,其余数字都以八为多,五次之,九再次之,四尚未出现。这种数字出现的规律可为数字卦的区域研究,尤其是楚地数字卦的研究提供参考。

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与户籍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户籍的书写载体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一是战国后期以简册取代木牍,二是魏晋之际由简册变为纸质。两次变革对当时的户籍制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以后者的影响最著。秦汉时期,简册书写不便,更因形体繁重,运输保管不易,户籍只能在乡制作,副本仅呈报至县。魏晋之际纸张代替简册后,户籍上移至县廷制作,造好的户籍需要上报郡、州,直至中央户部。正、副本的关系也从原来乡掌握正本,变为中央机构对户籍拥有最终审核权。古代书写载体变革带来户籍制度演变的背后,反映了统治者因应技术进步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

汉初的刑罚体系

汉初的刑罚体系是文景刑制改革的基础,由“笞”、“罚”和作为正“刑”的各种肉刑、死刑组成。肉刑一般不单独运用,往往“刑尽”后,又罚使劳役。这样形成一个从轻到重,从生到死,相互衔接,有等次的刑罚统一体。过误、特殊的犯罪主体以及轻罪,适用“罚金”、“赎刑”。故意、重罪适用劳役、肉刑,直到死刑。文景改革以后,笞刑取代肉刑,劳役由无期变为有期。此外,汉初刑罚体系明显受先秦刑罚思想的影响,刑罚被视为对犯罪者的“报复”,有强烈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色彩。

从走马楼吴简看汉、吴户籍制度的异同

1996年7月,在长沙市走马楼古井中发现三国孙吴简牍10万余枚。它所反映的长沙郡府、临湘县及临湘侯国的户籍制度,一般来说,全部继承了两汉以来户籍制度所规定的政策与办法,但根据孙吴的具体情况,在户籍的分类、财产的品等、疾病的复免、检核户籍的程序等方面又有新的发展。

岳麓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人口管理与控制研究

《为吏治官及黔首》中关于人口管理与控制的内容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强调为官者要详细了解民力资源,熟悉其构成特点,才能更合理地利用他们;二是提出征发徭役要慎重,依法行事,不可随意兴徭,从而影响社会生产和社会稳定;三是提出利用户籍制度严格控制人口资源的流动,对逃亡人口以及影响社会稳定的"群盗"进行打击。这三类内容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以及传世文献的印证。

试析睡虎地秦简中的“禀衣”制度

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中有两条记载禀衣制度的简文。关于其中提到的钱数,有的学者认为是指向受衣者收取的衣服钱额,有的认为是向受衣者发放衣服的价额。本文认为,秦朝政府有偿或无偿向服役者发放衣服,取决于所涉服役者的身份和处境。前述简中提到的是政府发放衣服的价值额而不是现金数。

《敦煌汉简》与《居延汉简》医药简中的药物制度

对《敦煌汉简》与《居延汉简》医药简中药物制度进行探究,指出西北敦煌、居延边塞屯戍队伍中,有一整套药物制度:1)中央朝廷领导戍边队伍药物行政、药物官吏体系的主体制度;2)药物机构自成体系的制度;3)药物和成方供给、吏卒就医用药的免费制度;4)药物采购在财务上的支出制度;5)对基层亭燧药物备置及检查制度等。以上制度保障了吏卒的健康和战斗力不受影响,确保了汉朝王廷对西域地区的管辖。

上博楚竹书《诗论》第八简“即”字考辨

《诗经·节南山》中的“节”字,毛传解释为“高峻貌”,此说被后世各家接受。近出上博楚竹书诗论第八简该诗名为“即南山”,但从字形、字义、语法和韩诗旁证等方面加以考证,该诗为“即南山”较妥,“即”为临近之意。

“诗乐”教育的理念与其传统

"诗乐"教育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甲骨文"乐"字已包涵着诗、乐、舞三种意义,西周时期的"乐德""乐语""乐舞"教育也体现出这三方面。"诗乐"不仅用于宫廷礼乐制度,也用于学校教育。北宋"湖学"兴起之时,"诗乐"也随之而兴。元初熊朋来为振兴华夏文化,编撰《瑟谱》来进行"诗乐"教育。"诗乐"又是华夏民族语言与音乐相融合的一种传统艺术。

悬泉汉简新见的两例汉代职官制度

悬泉汉简作为汉代邮驿机构悬泉置的日常运作档案文书,与地方机构紧密联系或有亲近关系,对地方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有较多的涉及。其中所记录的敦煌郡属县长官"令""长"的变化及郡县吏员的守官制度,是史书不曾记录的史实。对此等变化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汉代的职官制度,对西北地方政治史研究来说无疑也是一大帮助。

汉代西北屯戍系统粮食分配问题探析——以汉简资料为中心

军粮的分配是汉代屯戍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系统性工作,也是粮食在屯戍系统最终发挥效用的落实点,直接关系到屯戍系统的各项建设。就相关简牍资料所及的情况来看,粮食消费的主体多样、用途不一;配给与消费的具体安排尽管随类有别,但都以保证屯戍人员足食为原则,并注意分配中的公平合理,体现了边防军队的一体化要求。这是汉政府保持边疆军队战斗力和稳定人心的必要举措,也是其注重西北边疆战略的突出反映。

汉代限田制说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之受田宅律文,其实施对象是汉初军队系统的复员人员,而非全国人民,是"法以有功劳行田宅"精神的具体体现。此土地授予前属于国有,授予后即归被授者私有。"授田"与"授田制"是不同的概念,汉代虽然存在授田的现象,但并不存在战国授田制那种形式的土地制度。军功授田、民户自有的土地以及买卖而来的土地是汉初名田的三个来源。汉初,国家一方面承认民户对土地的所有权,同时对土地的转让、买卖和继承予以一定的限制,其方法是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数量限额,目的是维护既存的等级制度和抑制土地兼并。因此,汉代名田制是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限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