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出土医学文献中酒的应用试析

[目的]探析出土医学文献中酒的应用,为现代中医临床运用酒提供借鉴。[方法]以《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周家台秦简医方》以及《天回医简》等出土文献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出土文献中酒的应用进行对比总结研究。[结果]出土医学文献中对酒的应用虽没有具体说明用酒的原因,但从同时期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以进行综合分析。酒在先秦秦汉时期多为黄酒,使用方法多是以酒调服,酒煎剂和浸渍法,并广泛应用于各类疾病的治疗。酒有“改变药性,直达病所”“温经通络,祛瘀止痛”“矫除臭味,增强药效”等功效。后世文献中对于酒的运用,在各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但皆是在秦汉时期酒应用的基础上进行发展。[结论]酒在现代中医临床治疗的运用中存在巨大的潜力,但酒浸泡药物的时间、煎煮法等对药效的影响等方面均值得深入研究。

印文誊录与汉代地方行政:基于简牍公文书的讨论

汉代简牍文书誊录了一些印文内容,在文书作业的不同环节,各有特色。文书传行环节多数照实抄录,但有时简写印文或简述印文,比如机构和官称的省写,也有对印章责任人所做的描述性誊录,这些都以能准确辨识发文者为原则。西北地区简牍的收文记录则几乎完全照录印文,而长沙东汉简牍中的收文记录则由发文者事先写就,比印文内容更翔实。传的印文也会被关吏忠实记录下来。汉代公文书印文誊录,反映了地方行政事务责任落实到人,秉承灵活务实原则,其流程不断优化,更加简洁、高效等特征。

悬泉汉简新见钱券考释一则

《悬泉汉简(贰)》中编号为I90DXT0210①:3的文书简是一枚出钱券,简文中漏释之字应为“文”字,指用现钱支付。简文内容为少内啬夫辅向代替厩御孟子执行送客任务的平民孟延年支付975钱的记录。其中“客五人”应是敦煌郡广至县到悬泉置劳作的庶人,975钱应为由县财政支付的本次送客任务的专项经费。此外,结合秦汉券书的使用情况及简文内容等方面信息综合判断,此枚钱券的形制应为三辨券。

张家界古人堤汉简释文校补

古人堤东汉简牍残泐严重,虽历经多次整理,但部分释文仍有较大改释、补释的空间。本文在最新整理成果的基础之上,对释文中误释和阙释的七、孙、猛、侍、县、长、属、君等字提出个人见解,力求提供更加准确的释文参考。

秦汉简牍所见“长沙”县考

里耶秦简、华远秦牍、益阳兔子山汉简均见地名“长沙”,表明秦代延续楚国的建置设有长沙县,该县作为苍梧郡的郡治,一直延续至汉初。秦长沙县故城在今长沙市五一广场及周边地区,汉初临湘县的城址可能在北津城,疑吴氏长沙国的国都可能曾由北津城迁至“临湘故城”,迁置后原长沙县改名为临湘县。

河西屯戍汉简诗歌文献探析

出土于疏勒河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河西屯戍汉简,部分简文与文学关系密切,部分简文本身就是文学作品。经梳理目前公布的河西屯戍汉简资料,发现其中有12首诗歌。这些诗歌虽然多为残篇,但保留了汉代西北边塞诗歌的原初形态,真实反映了汉代的边塞风光、边境的社会生活和边关军民丰富的情感世界,丰富了汉代底层文人的诗歌文献,拓宽了汉代诗歌的题材范围,为探索汉代诗体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可信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孙子兵法·形篇》札记——简本与十一家注本异文分析

《孙子兵法》是一部针对统帅和将军的军事著作,与统帅相关的属于军事战略思想,对将军而言的则是一系列具体的战术原则。《形篇》的旨意是对统帅讲“先为不可胜”的国防战略问题,汉简本“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正是这方面的认识,十一家注本改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不妥。另在“动于九天之上”前加“善攻者”有误,其主语当为“善守者”。简本“无奇胜”,指统帅要从国家整体实力出发考虑问题,不能把胜利寄托在将军个人的谋略才能上,这与《势篇》指示将军在指挥作战时要“以奇胜”没有矛盾。在“胜”前有“称”,是对“胜”的限定,强调基于客观比较分析的实践理性精神。由此可见,十一家注本对于《孙子兵法》本旨有误读。当然,这也可谓阐释过程中的军事思想发展。

西汉政府的罪犯徙边敦煌郡——以敦煌出土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政府发配罪犯徙边敦煌郡是一种常态化举措。徙边敦煌郡的罪犯按人员类型大概可分为三种:第一,犯罪之官员;第二,大逆无道罪犯家属;第三,各种刑事犯罪人员。各种类型人员或因犯罪或被牵连而徙边敦煌郡,对敦煌郡的人口增长、经济与文化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意义。与此同时,各类人员徙边敦煌,促进了中原先进技术在当地的传播,并且这些文化和技术还通过敦煌继续影响西域地区,从而推动了地区间文化、科技的交流。

简牍所见秦汉时期胶的买卖问题初探

秦汉时期基层官府大量的修缮任务导致对胶的需求量很大,买胶成为基层官吏的一项重要日常事务。秦汉基层官府皆有专门的机构或职官负责胶的采买事宜,秦县中负责采买的是县库,汉代西北候望系统中则是由令史、尉史、士吏共同参与,并因其修缮职能的分散性而需在采买后进行胶的再分配。西北汉简中记载的胶价呈现巨大差异,应与胶的质量相关,也是当时社会治乱兴衰的真实反映。虽然胶的买卖在秦汉时期已为常态,但也有禁止麋鹿胶等珍稀动物所制胶流通的情况。

出土兵学文献所见古史构建考论

以往传世兵书中的古史记述较少,常常受到忽视。今对出土兵学文献进行考察,可以找到相当体量的古史资料。这些古史叙述一方面能补充现有诸子古史系统的缺环,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兵学文献独特的古史构建方式:如银雀山汉简《黄帝伐赤帝》较《孙子·行军》篇增益了“一帝二王”故事,反映出战国时期兵学文献喜谈近世和天下视野的特点;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设备》构建了“圣人作兵”的兵器发明传说,与清华简《五纪》等“蚩尤作兵”的叙事不同,是对“寝兵说”的对抗;银雀山汉简《地典》即是《尉缭子·天官》批评的“黄帝刑德”类文献,黄帝形象的冲突表明兵学文献之间亦有分歧;上博简、安大简《曹沫之陈》体现出不片面非古、不全然复古的古史观,与儒、法两家皆不相同,具有独特性。

出土秦汉简帛书信称谓词之曲指敬称研究

曲指敬称是书信中独具特色的称谓词,相比其他称谓词语更能显现汉语词汇委婉含蓄的表达特色和对受信人的恭敬之情。全面调查和统计出土秦汉简帛书信中曲指敬称的使用情况,并对比前后不同时代的传世文献,可以发现秦汉书信独树一帜的语言特色。正确解读这些具有谦敬色彩和委婉风格的敬称词语,探究其产生及消亡的原因,不仅对大型辞书的编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对感知书信中蕴含的浓郁情感以及体认汉代礼仪文化均具有重要意义。

三晋官玺中“髳长”小考

本文依据汉印和张家山汉简中的“髳长”,释三晋官玺中的■字为“髳”,认为■是其异体,在印章中皆为“髳长”二字合文。玺文的考释也为解决古文字学中的难题■字释读提供了直接字形依据。由此考证“髳长”一官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产生,战国之“髳长”或属县邑,或直属军队,可分为左髳长和右髳长。汉令“髳长”职掌当源自战国时期。

新出胡家草场墓地历日简与汉初历法

荆州胡家草场12号西汉墓出土的4 600余枚简牍中包含203枚历日简。这203枚历日简预推了汉文帝后元元年之后一百年的朔日干支(前163年至前64年),是迄今发掘的连续朔闰时长最久的历法材料。将朔日干支进行对比可知,胡家草场墓地历日简所反映的历法与殷历切近,余分仅比殷历大150分左右(每日以940分计,误差大致相当于3.8个小时),其置闰年份也与殷历一致。结合近年来有关秦汉历法的研究成果,以及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朔闰干支和置闰规律可知,汉初的置闰年份与殷历的置闰规律相符,与颛顼历的置闰规律不符,因此汉初的历法并非史籍所载之颛顼历,实由殷历变化而来。

《治六十病和齐汤法》“治上气方”探析

对《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简81“治上气方”的主治病症、方药组成、剂量用法等进行深入分析,依据《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以及《诸病源候论》中的理论将此方与《武威汉代医简》中的“治久咳逆上气汤方”以及《伤寒杂病论》中的小建中汤进行对比研究。此方为后世治疗相关疾病奠定了基础,为现代临床治疗支气管哮喘等相关疾病提供了用药思路和方法。

环境与社会的互动:从新出简牍看东汉基层社会聚落

长沙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东汉时期简牍反映,里既是户籍登记单位,也是实际居住地。但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资源,不少丘、渚、州等自然地理单元逐渐形成聚落。其中,丘已经普遍化,成为组织农业生产与征收田租的基本单位。新形成的聚落仍然实行“比地为伍”的社会控制策略,如丘内设有小伍长。在社会治安方面,州内设有例游徼,交通要道置例亭长,以防止奸慝发生。东汉时期基层社会治理大致延续了秦及西汉时期的策略,乡里社会的权力体系和治理结构仍然是一元化的,但环境与社会互动导致的聚落形态多样化,使基层社会人地关系更加复杂,社会治理难度有所增加。

先秦两汉简帛医书“心”相关理论探析

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先秦两汉简帛文献的出土及释读,为中医药理论起源及疾病发生、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本文通过总结分析现有已出版的秦汉简帛医学文献中有关“心”的内容,发现秦汉时期医家对“心疾”的认识,无论是在疾病的名称、发病的原因还是疾病的防治等方面与以前的认知相比,均有了极大的提高,尤其发现秦汉时期医家在治疗方面大量应用“养生法”,为我们现今防治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及方法,值得借鉴。

悬泉汉简所见“鞫所式”考

式作为官文书范本见于史书,悬泉汉简中有五枚简构成的册书可称之为“鞫所式”,这份册书是上级部门发至地方的行政文书范本,内容与赦罪、刑徒刑期等相关。这份册书展示了汉代行政文书管理规范化与标准化的特点。

秦汉赎刑的流变

秦汉赎刑有规定刑与替换刑两种。秦律中适用某种罪行依法判处的刑罚都是规定赎刑,百姓只能赎耐罪以下的轻刑。“赎鬼薪鋈足”“赎宫”和各种形式的赎替都是替换赎刑,用于特殊群体。《二年律令》所载赎刑皆为规定刑,广泛适用,对女子的恤刑和爵赎是替换赎刑。汉初爵赎扩展至社会中下层,惠帝时向钱赎转化。汉文帝时,赎刑种类减少,并与罚金刑混同,但仍是正刑,替换赎刑的适用范围缩小。武帝时赎刑的正刑地位继续下降,替换赎刑一度居于主流,但非常制,适用范围有限,服务于贵族。宣帝时赎法适用范围扩大,除甘露赎罪文书所规定的罪行不可赎外,余皆可入钱赎罪。东汉赎罪之法更加盛行,自殊死以下皆可适用,永初以后成为定制。

胡家草场汉简所见汉文帝时期赎刑调整

据胡家草场汉简所见汉律可知,汉文帝时期赎刑调整大约发生在文帝十三年至后元元年间,内容主要是律文中的具体赎刑转化为罚金刑,赎刑的适用则被限定在“以赎论”的范围。其原因是汉文帝废肉刑以及保持赎刑体系稳定性的需要,体现了彼时立法者对律文系统性的重视以及立法技术的进步。赎刑调整强化了汉代罚、赎不分的观念,对汉代经学及晋律的制定产生了一定影响,汉律中“以赎论”的适用方式则被唐律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