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海南四州流贬官考

唐代近三百年贬、流海南儋、琼、振、万安四州可考官员44人,其中儋州18人,琼、振二州各13人。以时段多寡论,武周朝9人,敬宗朝8人,高宗朝7人,懿宗朝5人,文宗朝4人,中宗、玄宗朝各3人,太、睿、僖、昭、哀诸朝各1人,就中以武周、敬宗、高宗朝人数最多。以谪罚性质论,贬12人,流32人,流放人数远超贬官。以贬后任职论,司马、司户7人,丞、尉3人,刺史1人,别驾1人,多为低级官职;以诗文创作论,胡元范、林蕴、杨知至、路岩诸人有少量作品存世。

“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擅风流”——论黄庭坚南贬宜州诗词的文学意涵与文化价值

黄庭坚晚年在政治生活中的渐趋沉沦与元祐新旧党争密切相关。其政治命运因《神宗实录》案一事发生转折,崇宁年间三立“元祐党人碑”事件加深了他废黜被贬的命运,其《荆南承天院记》一文由于涉及党争成为其“羁管宜州,魂留异域”的直接原因。在偃蹇仕途生活的影响之下,他南贬宜州诗词的主题意蕴集中于抒怨愤、思挚友、悟禅理、咏风物等多维指向,艺术风貌主要昭显出平淡自然、无意于诗的诗学走向,在构思布局、句法字法、使事用典等方面实现了外在的“平”与内蕴“不平”的统一。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讽兴曲喻、兴寄高远,既有温柔敦厚之风,又不乏平淡闲远与旷达劲健,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文学意涵和地域文化价值。

西汉政府的罪犯徙边敦煌郡——以敦煌出土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政府发配罪犯徙边敦煌郡是一种常态化举措。徙边敦煌郡的罪犯按人员类型大概可分为三种:第一,犯罪之官员;第二,大逆无道罪犯家属;第三,各种刑事犯罪人员。各种类型人员或因犯罪或被牵连而徙边敦煌郡,对敦煌郡的人口增长、经济与文化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意义。与此同时,各类人员徙边敦煌,促进了中原先进技术在当地的传播,并且这些文化和技术还通过敦煌继续影响西域地区,从而推动了地区间文化、科技的交流。

明代辽东谪戍文臣任良弼生平辑补

任良弼生于英宗天顺六年六月二十日,孝宗弘治六年进士。本年六月,选翰林院庶吉士。八年十月,授刑科给事中。十四年十二月,升刑科右给事中。十五年十二月,升户科左给事中。十七年正月,调任吏科左给事中;六月,升吏科都给事中。正德二年二月,升通政司左参议。三年五月,以封奏不谨,降为江西建昌府通判;九月,被罚输米于边镇赎罪,计三百石。本年,谪戍辽东三万卫。五年九月,自从辽东三万卫赦还,复官,仍通政司右参议。七年六月,升通政司左参议。八年九月,升通政司右通政。嘉靖元年,丁忧。三年十二月,起复,添注管事。或卒于明年(嘉靖四年),墓在平遥县北门外。存文4篇,分别为《沁源县兴造记》《德政诗文卷后序》《德政诗文又序》《辛文渊墓表》;存诗1首,即《尹吉甫将台》。

文学地理学视角下明代广西谪宦诗歌研究

文学地理学视角下的明代广西谪宦诗歌可以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大书写。就自然景观书写而言,主要涉及对广西山水风光的描写和对广西瓜果及特色风物的叙述;人文景观的书写则主要体现在对广西百姓苦难生活的描绘和对广西社会风俗文化的记载。明代广西谪宦诗歌中的自然景观书写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广西形象,打破了以往对广西“蛮荒之地”的认识;人文景观书写中包含了对广西社会风俗文化的记载,为更好地研究明代广西社会文化提供了一定的文献价值。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秦观贬谪词的空间和心态研究

秦观贬谪词是词人在绍圣元年(1094)至元符三年(1100)所作,代表了秦观词作生涯的最高峰。基于文学地理学视角从文本之外的贬谪地动态分布来分析秦观贬谪词,吴越、荆楚和岭南文学区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促使秦观贬谪词书写由华丽化向清淡化转变;从贬谪词文本呈现出的空间构建模型及空间特点入手分析,发现其空间书写对象以宫室建筑和水域空间为主,空间观感呈现华丽与清冷共存的特点,也反映出词人心态由对往事留恋向现实绝望转变。从空间视角对秦观贬谪词进行审视,会对地域与词风、词作本身的关系形成新的认识。

苦难书写与谪宦群体共性的生成——以南宋岭南谪宦诗人贬地书写为中心

南宋激烈的党争导致大批文人被贬,从而在文学史上形成了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谪宦诗人群体。其中,南宋岭南谪宦诗人群体因其对贬地苦难困厄的书写、权力控制策略的揭露及对苦难的旷放态度,成为其时谪宦诗人群体书写的显著标志与共性特征。而这些共性特征的背后则潜隐着丰富的意蕴:书写苦难厄运以呈现生存境遇的严酷;书写权力控制以揭露生存苦难的因由;书写高蹈旷放以展现超越苦难的策略。

迁客骚人刘禹锡、柳宗元被贬岭南所作诗歌之比较

刘禹锡、柳宗元诗歌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不同的文学史著作对其诗歌有不同见解。刘、柳人生经历相似,两人同因参加永贞革新二贬岭南地区,两人贬岭南所作部分诗歌都体现了讽刺意蕴以及佛教思想。不同的是,刘禹锡贬连州时所作诗歌多关注身外,具有政治夙愿,柳宗元贬柳州所作诗歌多写贬后惨况,沉郁顿挫。

清代流人的地理分布及其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以吉林地区为视角

在以柳条边"封禁"和"军府制"管理机制为主导的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清代吉林地区流人的地理分布大体分为三个系统。这些流人吟诗著文、保卫边疆、开发土地、发展贸易,积极参与吉林的文化建设事业,与当地各民族一起为开发和建设吉林贡献了力量。流人在吉林的历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韩愈贬潮心迹考论——从比较昌黎《论佛骨表》与傅奕《请除释教书》展开

历来人们皆以为韩愈因上《论佛骨表》反佛而遭贬潮州。然通过勾稽宪宗仰慕太宗、玄宗之治的相关史料,并将初唐傅奕之《请除释教书》与《论佛骨表》对勘,发现韩愈被贬潮州乃是由于其在行文过程中因檃栝傅文不慎而犯了"十恶"中的"大不恭"之罪,其贬后之懊悔心态也即由此而生。韩愈遭贬后的"惧死心理"并不仅仅因为潮州环境恶劣,而是韩诗中始终贯穿的主题,这其实是其生命价值与生命本体相冲突的一种体现。这种冲突的激烈和平缓,也就潜在地决定了韩诗或怪奇怒烈或平易清新。

唐宋时期牢城使考述

牢城使最早出现于唐末,在五代时期发展成为重要的军事职官,并为宋代所沿袭。牢城使的职能随着牢城的含义演变,在各个时期也是不同的。在唐及五代前期作为州镇重要的统兵军官,负有防御及野战之责;五代后晋时牢城已经成为兼具管理配隶罪囚的场所。宋代为加强中央集权把牢城使的任命权收归中央,同时,将牢城军改编为厢军之一,致使战斗力不断削弱,牢城使地位也随之下降,最后成为督管罪犯配隶的地方司法性职官。

试析元代的流刑

元代的流刑与传统流刑虽有形似之处,却是来源于不同文化传统的新的流刑,它脱胎于蒙古法的流远、出军等惩治方式,而披上了传统流刑的外衣。仁宗、英宗以后,流远、出军、迁徙等被整合到新流刑之内,反映了在日益汉化的历史背景下,流刑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流刑的靠拢或回归。与传统流刑相比,元代新流刑具有适用范围广,惩治力度大,且渗透利用民族差别进行统治的精神等特点。

陆游宦赣诗文论略

陆游一生屡入江西,二宦江西,并在江西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诗文作品。陆游宦赣活动虽说为时短暂,然而其宦赣诗文却是独呈异彩。陆游诗作留给后人一幅幅精采绝伦的山川形胜图画,它真实地记载了赣地名胜和赣地风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陆游的宦赣诗文是其真实的心灵历程的另一侧面的写照,它反映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政治失落的幽愤,是谪宦主题和退隐取向的矛盾统一。

宋代流刑考——以流沙门岛的情况为主要事例

很多关于宋代刑罚体系的研究认为, 宋代在创立了折杖、刺配等新刑制后, 传统五刑的流刑已基本上没有得到行用, 其地位已被取代。笔者则认为, 宋代流刑作为中国刑法的传统成规被维持了下来,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它吸纳折杖、刺配等新形式并加以灵活运用, 借助流人押送、流人管理等一整套制度的实施、完善, 在宋朝社会中产生了深刻影响。文章以沙门岛为主要例子, 尝试对宋代流刑进行通贯的考察和阐述。

唐代流刑新辨

唐代流刑在执行中并非都必须决杖,流人并不是都要枷锁传递,流人一般六年放归。流刑用于惩治性质严重的各种犯罪,并非侧重于政治方面。长流与流刑的打击目标一致,并非只限于反逆缘坐一种情形。流刑与其在唐律中减死一等的地位是相符的,并非名重实轻。

韩愈贬谪潮州的人生体验与诗文创作

贬谪潮州是韩愈晚年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它给予韩愈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心灵震荡 ,对其诗文创作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忧愤感伤与潜气内转 ,构成了韩愈贬潮之后内心情感的主基调 ;扬弃险怪而趋向平易 。

从此忧来非一事——略论柳宗元柳州时期的诗歌

柳宗元的诗歌创作,主要在他贬谪永州、柳州两个时期。由于柳宗元怀着远比他在永州时期更加悲哀沉痛的感情,所以他在柳州时期所表现的“骚怨”精神更为强烈深沉,感情色彩更加凄楚欲绝。柳诗中对柳州山水荒僻险恶的刻画,对柳州地区奇异土风民俗的记叙,对谪宦生活情事的叙写,反映了柳宗元表现上述迁谪情感的方式,形成了柳诗独到的特点。

流放诗人方拱乾论

方拱乾系清初诗坛一别具认识意义之重要诗人 ,其罹科场案、遭流放至极北后之心态吐露于后人辨认清初这一层面知识分子之精神状况特备典型。同时 ,其诗歌理论倾向及创作实绩也均不俗 。

国民党与溥仪出宫事件

溥仪出宫事件是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产生的影响大,牵涉的问题多,学界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而国民党与溥仪出宫事件的关系问题,则未见专文研究。实际上国民党在整个溥仪出宫事件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从参与驱逐溥仪出宫,到应对溥仪出宫后的社会反响,从主持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到创建故宫博物院,皆全力投入。可以说,溥仪出宫事件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弃逐逆境中的愤悱与宣泄——柳宗元贬谪心态探析

弃逐逆境中的柳宗元,其情绪的主导方面是“怨怼忿愤”。柳宗元的愤懑,主要来源于“有劳而见罪”、无辜而被逐,以及因此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柳宗元愤而启,悱而发,用自己的方式宣泄郁愤。他愤山、愤水、愤物,归根到底却是愤人,愤“灵”与“帝”。当宣泄的对象归结到“灵”与“帝”的时候,柳宗元的愤悱便发生了根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