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苞的韩欧文之辨

作为桐城派早期出色的文学理论家,方苞深入论析了唐宋古文代表人物韩愈和欧阳修的创作成就。他认为,韩愈和欧阳修是唐宋古文成就最高的两家,但他对韩、欧之文的定位和评价则差别很大:韩文建立在研经体道和求正去伪的学术基础上,继承《史记》以来的“义法”精髓,达至“雅洁”之境;欧文虽纡余美秀,笔法圆融,却学古未深,“义法”有疵。方苞对韩欧文的辨析是以“义法”和“雅洁”为衡文标准重新界定唐宋八大家历史地位的结果,对之后桐城派文学创作影响颇大。

云南宝秀盆地泥炭—褐煤孢粉组合

由孢粉分析可知,宝秀盆地泥炭—褐煤自新第三纪上新世中期或早更新世初期至今,各个地质历史时期均有形成和积累;泥炭—褐煤堆积经历了温热—温暖—温凉的冷暖气候交替变化过程,相当于暖湿的大西洋期、温湿偏干的亚大西洋期和现代偏冷湿的山地气候。古植物变化为针叶林、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落叶—常绿阔叶林和现在的稀疏灌丛和茂盛的草本植物。

刘宋“诗运转关”考论

刘宋时期中古诗歌发生转型,因而被人称为"诗运转关"。"诗运转关"有三层含义:一是刘宋诗歌从玄言诗的阴影中走出,回归到魏晋诗歌传统上,得以健康发展;二是刘宋诗歌在声律、对仗等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启迪了后来的"永明体",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历程中具有转折意义;三是以谢灵运为代表的清丽诗风和以鲍照、汤惠休为代表的俗艳诗风改变了魏晋以来以渊奥、典雅为主导的诗歌格局,促进了诗风的多样化发展。

“知有欧阳而不知有昌黎”——明末清初的偏嗜“欧文”之风与早期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建构

欧阳修的古文在明末清初受到了特别的推崇与钟爱,被艾南英、钱谦益等著名文人奉为楷模,风靡一时,但却由此产生了对欧文亦步亦趋的摹拟效仿之风,给当时的古文创作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有鉴于此,方苞以"义法"为衡量标准,指出欧阳修在对《史记》文法的继承上所取得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方苞的这种评判,旨在为欧阳修古文在自己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古文文统中寻求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也是出于建立一个既不全然复古,又不一味从俗的文统的需要。

拆句省文——《周易》爻辞中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

拆句省文是《周易》爻辞中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认识这一现象,对于解开一些看似死结的疑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否卦六二"包承"、六三"包羞"就是恒卦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的拆句省文。颐卦六四"颠颐"、六五"拂经"也是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的拆句省文。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这几条爻辞进行重新解读。

论欧阳修对“桐城始祖”方苞的影响

作为北宋时期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欧阳修对中国文化贡献巨大,对后世影响至深。从古文创作的理论和散文作品的特点来看,他对清代桐城派尤其是其创始人方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关于"文"与"道"的关系、关于古文的艺术标准以及"清真雅正"的散文特点等方面使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得以传承和发展。

“休鲍之风”与南朝诗风之变

本文认为"休鲍之风"有三个内涵:其诗歌语言具有平易化特征;内容有艳情化倾向,在艺术手法上多运用代言;在风格上具有华丽、艳冶、伤怨特征。当时诗评家站在儒家雅俗观的立场上批评"休鲍之风"俗化的倾向,但这种诗风在刘宋后期得到认可有多方面的原因。"休鲍之风"改变了南朝魏晋以来以渊奥、典雅为主导的诗歌格局,促进了诗风多样化发展。

《天尊说随愿往生罪福报对次说预修科文妙经》初探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天尊说随愿往生罪福报对次说预修科文妙经》与《正统道藏》所收《太上慈悲九幽拔罪忏》部分内容相近,后者当即据前者改造、拼结,并增加天尊名等,杂凑而成。这一组道经的共同源头则是《佛说灌顶经》卷11、卷12。另外,《天尊说随愿往生罪福报对次说预修科文妙经》对后世道教仪式、经典、观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