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城市交通网络结构特征

以复杂网络理论和B-A模型为基础,统计和分层解析了南京主城区复合交通网络特征,研究表明:城市复合交通网络由随机网络和无尺度网络共同组成,从而可以实现随机网络的稳定性、可达性和无尺度网络的高效性、成长性的优势互补;经过等级调整后出现的B-A模型中的γ=3的幂次分布,符合无尺度网络结构的基本特征;交通网络复合化的增长包括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增长过程。

社会网络分析在情报学中的应用和发展

社会网络研究提出来以后,逐渐在社会学各领域得到推广利用。在情报学领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在信息检索、信息行为和信息计量学领域得到推广和应用,对网络知识发掘、科学评价、网络信息行为研究以及知识管理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产权分析——基于阿尔奇安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以阿尔奇安的产权理论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可以发现,在无市场和无竞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合作经营的产权形式是其必然,但农村土地合作经营的生产率是低效的;市场推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家庭联产承包制带来农村土地生产率一定时期快速提高;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推动农村土地产权又一次变革,土地流转将带来农村土地生产率的再次跃升。

身份焦虑背后的省察——从钱玄同与穆木天的一次论争说起

1925年3月到7月间穆木天与钱玄同关于"国民文学"的论证几乎已成为一次被遗忘的论争。穆木天提出的"国民文学"以"五四"言说为起点,却重新找寻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调和稳健的一面。此种独特的理论省察实际上与穆木天本人的边缘文化身份焦虑密切相关。在日本留学期间,穆木天通过接触法国"外省诗人"萨曼的作品进一步强化了此种边缘文化意识,从而使"国民文学"概念得以进一步完善,并最终成为其著名诗论《谭诗》中的重要理论资源。

广义相对论在德国的早期接受史,1916-1920

本文从爱因斯坦通信集、诺贝尔奖资料以及有关广义相对论的文献目录这三方面着手考察从1916年(爱因斯坦完成引力场方程后的第一年)至1920年(英国日食实验结果公布后的第一年)德国物理学界对广义相对论的态度。本文试图总结这一态度的特点并分析背后的原因,同时讨论1919年光线弯曲实验对德国物理学界态度的影响。本文认为从1916年到1920年,不同于荷兰和奥地利,德国并没有出现一个以物理学家为主的广义相对论研究团体。这背后可能存在三方面的原因:爱因斯坦的研究风格、量子理论的发展以及理论物理学的地位。而在光线弯曲实验结果公布之后,虽然支持广义相对论的德国物理学家人数增加,但坚定的反对者依然存在。实验上关于引力红移效应的否定结果也令一些人试图寻找一种能够替代广义相对论的理论。

不同光整加工表面微观几何形貌的磨损特性研究

为探讨研究不同光整加工方法所形成表面微观几何形貌对摩擦磨损的影响,基于对实验采集数据的分析,利用分形几何理论及MATLAB软件,建立出能够更加准确表征平磨加工、研磨加工及电化学光整加工表面微观几何形貌的重构表面。在重构表面的基础上,结合表面微观接触理论及艾伯特负荷曲线,对研磨加工及电化学光整加工后的表面磨损阶段及磨损量进行对比分析。分析表明,与平磨加工及研磨加工所形成的“尖峰”状粗糙峰相比,经过电化学光整加工后的试件表面粗糙峰形状呈现摩擦特性更好的“圆弧”状,且表面微观几何形貌规则化程度更高;在峰谷差值相同的条件下,电化学光整加工得到的表面磨损更加稳定,精度保持性更好。

从爱因斯坦的智能结构看科学美和科学美育

文章首先介绍了爱因斯坦的音乐人生和音乐修养,然后结合多元智能理论有关音乐智能与逻辑-数学智能、空间智能之间联系的论述,以及爱因斯坦拥有以上三种智能强项对他创建相对论所起到的作用,从科学与艺术之间联系和交融的角度,论述了科学美的存在及其在学校美育中的功能,探讨了在学校中科学美育的必要性和途径。

“社会认知论”对心理学的理论贡献

班杜拉是第三代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与传统行为主义将人看作机器或动物不同,他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人所具备的五种能力的基础上,他建构了社会认知论体系。在今天,班杜拉的思想对于心理学家通过思考心理学本体论预设等学科基本问题从而建立学科同一性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孟子的伦理思想对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学的启示

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石,是当代动物保护和生态保护的宝贵思想。中国古代乐观主义-伦理世界观对施韦泽产生了较大的启示,其中,孟子的生命伦理思想得到了施韦泽的高度认同,主要包括对人自身命运意义的分析、在生态伦理层面上对"善"的思考和在社会伦理层面上建设文化国家的理想三个方面。探讨孟子的生命伦理思想对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学理论的重要启示,有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理论根源。

兰斯-蒂林效应发现历史的再回顾

兰斯-蒂林效应是广义相对论中转动质量的惯性拖拽效应,它的提出者是维也纳大学理论物理学家蒂林以及维也纳大学数学家兰斯。此效应的发现是人们长期思考旋转运动的惯性问题的结果,此类思考的早期代表研究是牛顿的水桶实验。马赫批判牛顿的绝对空间,重新阐述了惯性效应。爱因斯坦在惯性问题上受到马赫的影响,他提出广义相对论,为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理论框架。蒂林在爱因斯坦以及兰斯的帮助下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式提出兰斯-蒂林效应。重新回顾此效应的发现历史,可以看到,此效应的命名并不能反映出其发现者的真实贡献。实际上,爱因斯坦的贡献最大,蒂林次之,兰斯再次之。而蒂林作为维也纳大学相对论研究的中心人物,他在多数人还未充分理解广义相对论的深刻理论内涵之时,就以转动质量的效应问题展开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为广义相对论提供了三大经典实验检验之外的又一种检验依据,他的工作值得重新评价。

昌迪加尔规划思想再溯源——CIAM与RPAA城市设计范式的碰撞与融合

通过大量史料分析,阐述了美国区域规划学会(RPAA)基于田园城市理论的区域规划思想与和柯布西耶为主导的CIAM所主张的光辉城市模式在昌迪加尔的规划和建设中的影响,以及两者的交锋与融合,总结这座自上而下创造的城市在规划框架下演变过程对今日新城规划和设计的重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