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以晋察冀边区与河北省域抗战史研究为例

构建中国区域抗战史的理论体系与架构体系及其立论视角与研究方法,是中国区域抗战史研究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中国抗日战争所具有的“两重性质”即抗日与民主(反帝,并伴随着反封建)和“双重目的”即民族独立与建立新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并伴随着开创新中国),决定了区域抗战的本质及其战略总目标(在抗战中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这是构建区域抗战史的理论体系与架构体系的关键所在。唯有站在中华民族抗战与中国未来前途的新视角、新高度,聚焦中华民族抗战与国内民主改革之关系,才能科学地构建区域抗战史的理论体系与架构体系,并在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抗战史观的同时,真正克服历史虚无主义与碎片化。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战时发行研究

日军的严密封锁以及出版物的输送内驱力催生了战时发行,由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了适应游击战争的战时发行网。为保证书报顺利发行,中共采取“认亲”等方式建立与群众的良好关系,依靠群众设立秘密交通站,将发行网隐藏在群众之中。在自建发行网难以满足战时需要的情况下,与地方交通系统、地方团体、通讯网合作共同承担发行任务。为应对日伪封锁、搜查,采取设立预备站、约定接头地点、伪装发行等一系列保密措施。多种战时发行策略保证了出版物顺利送到读者手中,激发了抗日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村财政建设简析

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代表人民利益顺应历史潮流的村财政建设,既成功地使千百万农村革命人民投入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去,也为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财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0世纪40年代前期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治蝗述论

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面对空前的蝗灾,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军民破除视飞蝗为"神虫"的愚昧思想,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灭蝗救灾斗争,实现了灭蝗救灾与思想启蒙,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同时并举。历史表明,蝗灾治理与社会动员方式上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治蝗效果,甚至与民心向背、政权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土地改革政策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坚决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 ,因地制宜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制定了一系列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 ,使边区政府辖区内土改工作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由于政策明确 ,办法具体 ,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展 ,最终起到了动员群众、争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之目的。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分析

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做出的英明决策。晋察冀地区历史悠久,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聂荣臻领导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在此建立了晋察冀军区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在对日伪军的艰苦作战中,不断扩大和发展了解放区,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为坚持华北抗战和争取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经济措施述评

反对封建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 ,但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情况下又有着完全不同的手段和措施 ,其中有变革的成分 ,有发展的部分 ,也有让步的性质。因此 ,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此时期采取的反封建主义措施 ,如减租减息、发展私营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等 ,会使我们理解当时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时所掌握的原则 :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统一、时代特征和长远目标相统一。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的演变

抗战前晋察冀乡村权力的主角绅士"去农民化"凸显,已沦为"赢利型经纪",乡村政权痞化;且乡村权力组织(包括宗族制、牌户制、闾邻制、保甲制和山西"村制")之职能主要向催征钱粮、征收摊款、指派劳役等倾斜,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通过村选来改造旧政权。健全组织机构,实行"三三制"、简政,晋察冀边区最终普遍建立起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村政权。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民生问题与乡村治理

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的民生问题尤为突出。为了改善民生,共产党积极发展群众团体,保持群众团体的独立性,逐渐促使群众团体成为政府和农民的联络纽带和沟通桥梁。最终,在行政性治理和社会性治理的双重治理下,抗日根据地的民生问题得到较大改善。这是乡村治理结构在近代中国的一次重要变动,也是"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在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有益尝试,还是诠释晋察冀边区作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一把钥匙。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活报剧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戏剧的文艺方式向大众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活报剧因其自身小型化、灵活性、大众化的特点适应了抗战新形势的需要,成为普遍流行的文艺宣传形式。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诸多反映抗日斗争主题的活报剧,并组织剧团演出,激发了民众团结抗日的热情,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加快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步伐。同时,活报剧在创作、演出时,吸收了民间小调、歌舞等元素,推动了晋察冀戏剧走向民族化、大众化,促进了抗战文艺的繁荣。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水旱灾害与水利建设

位于华北腹地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历来是灾荒频繁的地区,抗战时期更遭受了严重的水旱灾害及其它自然灾害。边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发展,从而战胜了灾荒,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正规化与科学化税收制度的建立

晋冀鲁豫边区税收制度服务于战时经济建设,始终遵循正规化和科学化的行政方向。为使合理负担更加公平合理,边区政府致力于清查田亩工作,科学划分经济区,在评议工作中积极贯彻群众路线,旨在追求税收工作的科学化。在宣布取消田赋的基础上,边区政府积极推进试行累进税制。关税对调节边区贸易,促进生产意义重大。税务部门通过科学调查营业额确定税负使商业税征收更加科学。边区各种杂税征收,也对经济建设和商业贸易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正规化基础财政制度的建立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基础财政制度的建设始终遵循着正规化的发展方向,并在正规化基础上追求财政行政工作的科学性。边区基础财政制度以预决算制度、会计及金库制度和审计制度作为正规化制度的基础,并通过村级财政的管理实现基层财政的正规化和科学化。

晋冀鲁豫根据地经济文化建设首创性研究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首创性措施,体现在其率先提出并实践保护一切抗日人民的财产所有权;开展民主民生运动以增强抗日根据地的实力;在各根据地之中最早提倡"组织起来,由穷变富";重视农业生产中科技兴农等工作;注意发挥乡贤耆老、开明士绅的影响与作用;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创办行政干部学校,提倡抛弃"以大老粗黑为荣"的落后观念。这些措施与主张同根据地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同志的积极倡导密切相关。

李正安运动与晋察冀根据地乡村运输事业

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由于自然灾害、人地关系紧张、封建盘剥,尤其是日伪的扫荡,根据地军民面临着严重生存危机。在李正安运动的影响下,根据地乡村运输队纷纷建立,促使根据地乡村运输事业、贸易不断发展。在此过程中不但群众生活得到改善,日伪对根据地的包围、封锁被打破,根据地乡村的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制度认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研究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是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环节。共产党人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寻求与国民党当局的合作,但对其反共坚决予以回击。对地主阶级积极争取,对伪军、伪组织采取瓦解和打击并举的方针,对地方性的会门、土匪,则采取打拉结合的方针。

减租减息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土地关系的变动

晋冀鲁豫边区各地土地集中趋势日益明显,封建剥削依然沉重,存在着减租的迫切性和实践空间。边区各战略区结合本区实际,在维护统一战线的原则下,确定减租具体政策。减租运动对边区土地关系的变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地主的土地占有比重显著下降,中农、贫农的土地占有显著增加,农业生产率相应提高。但是,由于减租斗争对地主阶级采取的是经济手段的削弱,所以土地占有状况仍然不乐观,有待通过更深入的土地改革获得实质性的解决。

“保护法币”政策刍议

抗战期间,根据地货币同法币的关系十分复杂,晋冀鲁豫根据地实行的“保护法币”政策有利有弊。“保护法币”不是目的,而应当看作一种策略、一种手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

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

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这个政权开创性地践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及纲领,在政权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果,使之成为当时各根据地的榜样。它积累的宝贵经验,多方面地作用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权建设,至今仍具深刻的现实意义。

中共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经验探析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为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创建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党的作风和文化教育方面创造了极为丰富、有效的历史经验,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晋察冀根据地的成功执政历史经验包括党员领导干部素质及理论水平的提升,正确的执政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经济、军事、文化建设和党内作风建设,以及政策的灵活运用确保执政的长效性。当前,有必要对这些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并得出规律,这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