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危险犯之规范构建

基于过失危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法的保护机能,我国刑法中出现了过失危险犯的立法例,但过失危险犯仍然有待在规范层面上予以进一步展开。在过失危险犯的规范构建中,应遵循刑法谦抑原则、比例原则、体系协调原则等,罪行构造上应注重保护法益限于重大公共安全、行为危险与行为客体危险并存、注意能力和注意义务限定、违法故意与结果过失共存等方面,且应注重法定刑配置的轻缓化。

人工智能犯罪的知识解构与刑法应对

人工智能为当代刑法体系孕育了一场知识蜕变的大变革时代。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等犯罪的基本特征相继发生变动,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体系的量变也在发酵,旋即策动当代刑法体系的演变态势。但有待澄清与厘定人工智能犯罪这一前提问题,以明确当代刑法应对的逻辑基准。人工智能与传统犯罪的交互与碰撞不止,加速呈现这类新型犯罪的规范面貌与轮廓。对于“工具型”“对象型”人工智能犯罪,要兼顾传统罪名、特别是计算机犯罪与纯正网络犯罪的关联性与“扩张适用”潜能,分别确立“嵌入式”“特定式”应对逻辑。对于“独立型”人工智能犯罪,宜倡导“建构式”的理论应对机制,防止因刑法规范供给不足引发刑事风险的外溢;特别是立法完善不宜搁置不前。

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适用难点纾解——以典型案例为样本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作为我国近年来探索的一种新型企业犯罪司法治理模式,虽起源于域外,但对我国治理企业犯罪颇具借鉴意义。在开启试点之余,最高检先后发布了四批典型案例用于司法实践指导。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梳理分析发现,该制度在适用问题上存在双不起诉频发、大型企业适用较少和重罪案件适用比例不足等问题。基于此,经由对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设计的理解和域外做法的借鉴,对适用主体进行了限定,对适用规模标准和刑罚范围进行了厘清,以契合其保护经济健康发展的理念,在此基础上,运用该制度助推经济发展。

论爬取衍生性数据三方主体的刑事责任

爬虫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衍生性数据保护面临更多刑事风险。一方面,数据种类多元发展导致数据权利主体的权利内容和法律责任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网络爬虫技术作为犯罪工具加剧了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的互相渗透,呈现出“抓取+N”的行为模式。基于衍生性数据的特殊性及爬虫技术的升级增大了立法对衍生性数据保护的难度,在一般违法性不明确的前提下,现有罪名无法针对衍生性数据犯罪进行解释适用。谦抑性视角下,在完善前置数据保护立法的基础上,应当从爬虫犯罪的具体行为模式入手,分别探究爬取衍生性数据犯罪三方主体的刑事责任。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经侦专业经济基础课程建设

大数据时代,数据警务建设对公安院校经侦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也对公安院校经侦专业教学改革和课程体系重构指明了新方向。经济基础知识的宽度和深度极大地影响着民警透析经济犯罪现象、洞察经济犯罪风险、防控经济犯罪的实战能力。经济基础课程在经侦专业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但目前在公安院校课程建设中却较为薄弱,需要明确课程目标,优化课程体系,深化课程内容,创新混合式教学法,同时坚持突出课程内涵特色建设。

论犯意转化

犯意转化以罪数为问题意识,包含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和故意向故意的犯意转化两个基本类型。其中,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以犯意的内容为标准可划分出疏忽大意的过失向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转化、过于自信的过失向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转化。在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的场合,前后犯意所指向的法益具有同质或包容关系。故意向故意的犯意转化按时空标准可划分出犯罪预备阶段、犯罪实行阶段和犯罪预备阶段与犯罪实行阶段之间的犯意转化,而同一行为对象上的犯意转化和不同行为对象之间的犯意转化也可归属于犯意转化在时空标准下的一种具体划分。在故意向故意的犯意转化的场合,前后犯意所指向的法益只具有包容关系。采用时空同一性和法益同质(包容)性相结合的标准,可将犯意转化与另起犯意和行为对象转换予以甄别。但在行为对象转换的场合,法益专属性不影响行为对象转换“可能”形成犯意转化。最终,真正符合刑法法理,能够得到从刑法责任主义原则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高度支撑,且得到运动刑法观提升的犯意转化,其责任方案应是“从新意方案”,但“从新意方案”对犯意转化的“犯意降低者”有着“犯意自觉降低”的无声要求。

暴行入罪论

暴行在多数国家与地区均属于侵犯他人身体的基础性犯罪。暴行罪是我国自古就有的固有犯罪,并非外来犯罪。清末变法时,暴行罪作为违警罪被规定在《违警律》中,未被冈田朝太郎写入刑法典,以致清末变法至今,我国各个刑法典再无暴行罪的规定。暴行(殴打)具备犯罪的本质,认为其没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观点经不起推敲。为保护国民的意志自由,合理处理防卫案件与犯罪未遂案件,避免罪名的无限膨胀,我国刑法应当优先增设暴行罪这类基础性犯罪。如果增设暴行罪,需要仔细设计罪名、罪状、法定刑与条文序号。

绑架罪情节加重犯研究

在《刑法修正案(九)》将杀害被绑架人和故意伤害致被绑架人重伤、死亡并列规定为绑架罪法定刑升格条件,并将法定刑修改为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情况下,应当将"杀害被绑架人"理解为故意杀人并且造成被绑架人重伤或死亡的情形,包括杀人既遂、未遂和中止在内。"杀害被绑架人"是情节加重犯,是将故意杀人致人重伤、死亡之结果作为绑架罪法定刑升格的加重情节,不是结果加重犯、结合犯、包容加重犯等犯罪形态。对于故意伤害致人轻伤、过失致人重伤或死亡、故意杀人致人轻伤、故意杀人预备等情形,既不宜作为独立的犯罪与绑架罪数罪并罚,也不宜作为绑架罪加重构成的未完成形态,而应根据包括一罪理论,作为绑架罪基本犯的酌定从重处罚情节。

基本犯罪未遂的结果加重犯之犯罪形态议——以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为切入点

结果加重犯的既遂和未遂的认定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特别是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未遂而加重结果出现的时候如何认定犯罪的形态更具有重要意义。双标准说和单一标准说的认定分歧也导致此问题的认定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分野。双标准说和单一标准说都很难在实践中起到统一作用,从法益的侵犯、主客观相统一以及结果加重犯的构成、司法实践来看,采取相对的双标准说更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论影响力交易罪的基本构造与转化适用

影响力交易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种新型腐败犯罪,是贿赂犯罪的外围犯罪,目前我国刑法中尚无任何与之对应的罪名。建议在刑法分则第8章"贪污贿赂罪"中增设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和有影响力人员受贿罪,以实现该罪的国内法转化。

论自然犯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在“法定犯时代”背景之下,我国刑法典中的自然犯处于尴尬的境地,其数量已经是相对少数,且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的立法模式状况百出,而法定犯自身在多个层面上也存在不足。在此背景下,挖掘自然犯的价值有其现实意义,自然犯能够帮助维护和强化社会的基本道德,为公众提供刑法权威的心理支撑,而且为法定犯的入罪与刑罚设置提供基准。为了巩固自然犯的价值,实行立法双轨制是必要的选择。立法双轨制不但能够保持自然犯刑法典的稳定,还能够为公众在心理上区分自然犯和法定犯奠定基础,避免人们因为对于自然犯的憎恶而迁怒于法定犯,从而导致重刑化倾向,侵害国民的自由与权益。采取立法双轨制能够为现行刑事立法模式提供一条新的建构性进路。

结果加重犯的构成特征刍议

结果加重犯的构成特征是刑法学理论上的诸多争议焦点之一。文章以我国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为依托,从基本犯的成立范围、加重结果的特征和刑事立法的规定三个角度,对结果加重犯的构成特征予以论述。

解读修正的犯罪构成

修正的犯罪构成和基本的犯罪构成是一对相应的概念,并且前者早已得到国内刑法理论的普遍认可。本文在摸索修正的犯罪构成的概念形成之后,探讨了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接着提出未完成形态和共犯形态的犯罪有其完整独立的犯罪构成,最后以修正的犯罪构成不可取为结论。

单位犯罪刑罚体系的探究——以单位刑事责任的追究为视角

我国1997年新刑法中确立的单位犯罪刑罚体系存在罚则不统一、刑种单一的缺陷,限制并妨碍了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有效追究。通过对刑法分则中规定的适用单罚制的单位犯罪进行分类,并据此深入分析,运用"社会契约论"和"主体双重性"理论,在限制性剥夺犯罪单位对其组成成员以及社会履行基本义务的能力的基础上,重构单位犯罪刑罚体系。

论我国举报人权利的立法保护——贡献、局限与构想

作为基本权利的举报权,是法治和民主政治的实质内容。在我国宪法和各种层次的立法中,均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公民的举报权,但举报人权利的立法保护构架仍存在着诸多缺陷,亟待制定统一的《举报人权益保护法》,为举报人权利提供系统保护。《举报人权益保护法》应从举报人权利、举报受理机关的义务和法律责任以及举报人的特殊保护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三角犯罪预防模式

犯罪预防相当智慧、相当重要又相当困难。传统的犯罪预防,已经步履维艰、力不从心、防不胜防、负面日增甚至于危及自身。三角犯罪预防,可谓一种全新的犯罪预防模式。三角犯罪预防,赖其三、三角及预防而拥有坚实的科学依据。三角犯罪预防的基本模式,整体上是由三个同心的内、中、外三个基本三角所组成的且还可无限细分的三角系统。三角犯罪预防的动态运行,是由犯罪预防系统的配制、犯罪预防系统的控制、犯罪预防系统的机制等所组成的活性三角。

刍议结果加重犯中的若干问题

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既可以是结果犯也可以是行为犯;基本犯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加重结果的客体与基本犯的客体可以不同;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应结合刑法条文具体认定;认定必须依据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犯罪基础理论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学界实现了由传统的经济犯罪观向现代经济犯罪观的转换。经济犯罪的基础理论研究经历了从空泛到实在,从宏观到具体,从零散到系统的过程。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犯罪基础理论具备了相当的学术积淀,经济犯罪基础理论研究迈入了学科化、体系化的新阶段。三十年来的经济犯罪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显著。

犯罪本质探析——基于“情理法”的大众视角

犯罪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对犯罪本质的认识则是刑法学者乃至社会学者长期以来广为热议的一个重要话题。本文试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情理法"这一基本生活话语出发,去反思、推敲、探析犯罪的本质,进而得出犯罪的本质是对维系社会秩序尤其是社会团结纽带的公众基本情感的严重侵犯这一基本结论。

基层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剖析

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加速,公安机关刑事执法办案面临更高的要求,但基层公安机关在刑事执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是刑事执法人员法律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淡薄,思想认识错误、业务能力有待提高等个体因素和当前的刑事执法办案体制、考核机制不合理等制度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