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执行公证司法审查问题研究

强制执行公证司法审查规则目前尚不清晰,对于债权基础法律关系、执行证书、公证债权文书是否审查以及如何审查等问题远未形成共识。债权基础法律关系不应被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原因在于对其审查缺乏规范依据和实践认同,也不符合审执分离原则要求。对于执行证书的审查,由于涉及审查机关的职能重复,且最后要以法院判断结果为准,因而双轨制审查模式并不足采,执行证书制度应予以废弃。对于公证债权文书的审查,《民事诉讼法》第238条“确有错误”虽然被《公证执行规定》限缩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但由于执行阶段对于程序错误情形的判断十分困难,可以变被执行人异议模式为法院立案审查模式。通过执行立案对程序合法性要件的审查,保障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力,确保审执分离原则要求得到贯彻。

我国公共图书馆法法律关系刍议

如何在未来的图书馆法中确认公共图书馆的地位,理顺其特殊的法律关系,是目前图书馆立法中应当考虑的主要问题。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公法性质决定了其基本法律关系是国家各级政府间建设图书馆的权(责)分配关系及其与图书馆等社会主体之间形成"权力-权利"性法律关系。公共图书馆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等运行状态表征和阐释了公共图书馆法律地位的确立。

试论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结构性元素

由主体、客体和内容等所组成的基本要素,由平权型、隶属型、合同型、惩治型和融入型等类型所形成的理想类型,由法律依据的分散性、地域实践的差异性、参与主体多元化以及主体间权责界限不明确性等所呈现的实践特征,共同构成了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结构性元素。在社区矫正实践中,这些结构性元素相互交织、互相影响,成为社区矫正法律关系中最本质的内容。对社区矫正结构性元素所涉及的构成要素、关系类型、实践特征以及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系统分析,有助于把握中国特色社区矫正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与现实遭遇,有助于建构新型的社区矫正法律关系。

论人与自然关系法律化的理论基础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化、法律化是我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中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人与自然关系法律化的观念已经开始逐渐影响到法学理论和实践的变革,即将自然的权利纳入法律关照的视野,考察自然权利在现实法律中的渗透机制以及对自然权利进行司法救济的现实路径,才能实现对自然权利的有效保护。而前提是打通对自然权利进行司法救济的理论基础,在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信托理论和代理制度的一般原理和环境公共信托理论的发掘,探讨自然权利司法救济的理论依据,为自然的法律地位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美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为开拓保护自然的权利路径提供了借鉴意义,更为本文论述的理论增加了实践的可行性支持。实现有司法救济的自然权利是本文探讨环境公共信托的目的所在,以期人与自然法律化的理论基础在我国环境法实践中生根发芽并结出累累硕果。

试论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基本结构——基于三角形理论分析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存在需要完善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与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的基本结构具有重要的关联性。通过对主体关系模型进行分析,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基本结构包括三种,即救济、监督以及平等主体关系。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各有侧重,是实现行政复议目的的关键要素之一,主体关系模型也是重新设计行政复议法律制度的重要考虑因素。

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与《民法通则》的关系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与《民法通则》之间的关系,涉及到我国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新法与旧法的关系等一系列法理;也涉及到了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的"特别规定"规定导致该法成为一般法,《民法通则》的一些规定成为特别法的倒置现象。而第五十一条前款的规定则是以作为普通法律的《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排除了作为基本法律的《民法通则》条文的适用。为了解决二者之间的法律竞合,可以有三种办法:启动修改法律的程序;启动立法解释的程序;提升《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基本法律。

转承责任具体形态研究

转承责任制度在各国民法典中虽仅有几个条文,但它却体现了人类对安全和正义的渴望,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求,日益为各国所重视。对转承责任具体形态的研究,首先应分析转承责任中的法律关系,然后再依照行为人和责任人相分离的原则,确定转承责任所包含的具体形态,最后以转承责任基础关系为起点,将转承责任归纳为法定代理人转承责任和使用人转承责任,并对这两种转承责任的具体形态进行详细论述。

行政民事交叉问题中基础法律关系特征论析

一个案件的审理结果构成另一案件的审判前提,这是行政民事交叉问题中的基础法律关系问题,其一般性特征包括问题确实困难和问题必须先行处理两个方面。《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关于行政诉讼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的规定,仅适用于以民事争议为基础的行政民事交叉案件,理论上还需要构建民事诉讼一并解决行政争议制度、权限争议处理制度等制度群。基础法律关系的一般性判断标准是“谁为前提谁优先”,但具体到行政登记、行政许可、行政裁决、行政处罚等领域中,又表现出不同的复杂特征。同时,基于因果关系的特殊性,基础法律关系在实践中还呈现出相对性、直接性和复杂性等特征。

防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风险的对策研究--基于投资主体法律关系复杂性的思考

我国自2016年确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市场化投资策略以来,社会老龄化和通货膨胀压力得到了缓解。但不成熟的金融市场和不完善的相关法律制度等问题扩大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风险。基于投资主体法律关系复杂性的思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风险主要体现在对投资资产限制过多、受益人利益缺乏法律保护、监管主体职责不明确等方面。对此,应在风险分析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防范对策,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投资安全下实现保值增值。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律关系研究

以订立购买合同行为为逻辑起点而形成的购买合同法律关系,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供应商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与政府、消费者组合成一种三角形法律关系结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关系在主体、客体等构成要素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独特的内涵,且在不同情形下发生变化。作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行政法学应当及时回应因政府实施购买活动所产生的多边法律关系问题,以便公正合理地确定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一个坚持”的法理逻辑结构与功能透析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概念。习近平法治思想既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对法治中国建设实践作出的全面和系统的法理思考,兼具党的集体领导与领袖个人贡献两方面的理论生成要素,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新形态、新发展。如何全面、系统、科学地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涵,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是当前法学界面临的一项重要理论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十一个坚持"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其理论性质和特征直接决定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方向。从法律关系的法理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关系层面上认识"十一个坚持"的思想内涵,"十一个坚持"全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特色,对法治关系的主体、客体、目的、手段以及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等基本逻辑要素进行科学分类和详细论述,上述理论特质为科学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资源。

票据无因性原则法律适用研究

票据无因性是指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法律关系的分离。它能保证持票人(尤其是正当持票人)的利益,促进票据流通的效率。文章从票据无因性最基本的概念出发,针对有关票据无因性的争论中出现的几种不同观点进行阐述和分析,并对我国票据立法中所体现的票据无因性原则进行分析和思考。

论意定代理权的授予

代理权依法律行为授予者,称为意定代理。在意定代理中,代理权的授予行为是产生代理法律效果的基础,而现行法律法规中对授权行为的性质、方式、形式、内容等未予明确,因此,需要具体研究。同时,授予行为又往往伴随着委托、雇佣、承揽、承包等基础法律关系,应当坚持授权行为的独立性、无因性,以保护交易安全。

民法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以二奶案中争议财产归属问题为视角

基本原则在民事法律规范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具有重要的指导、约束和补充功能。“泸州二奶案”中法官首次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判决依据的做法打破了传统上的认知，引起了民众和学界广泛的关注。也因此，二奶问题不再单单是一个道德问题，更引发了一场法律上的思辨。本文将试图采用分类的方法对二奶案中争议财产归属问题加以阐述，并以此为视角阐述民法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价值和意义。

民法上的和解合同新探

目前,和解合同在我国民法上还是一纸空白,然而就司法实践以及比较法上来看,和解合同从无名合同转变为有名合同已是必然趋势。学者们虽然对和解合同已有诸多论述,但仍然存在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其性质方面,和解合同应为具有形式上的独立性、兼具物权与债权、实体性质的合同;在概念方面,应将其与诉讼上和解合同、调解加以区分,从而准确把握和解合同在未来民法典中的地位;在效力方面,突破传统的"认定效"与"创设效"之争,主张在准确把握和解合同与其基础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将其效力归结为"确认效力"、"变更效力"和"创设效力"。

安全生产法的学习与探索

通过认识安全生产法的立法背景和安全生产法的主要内容,对安全生产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深入研究探索,为以后的建筑施工安全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有力的保障。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损失赔偿的社会法反思与规则构建

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损失原因多样,关系混杂,赔偿的计算方法和赔偿标准各异,赔偿功能和权益维护理念不明,争议处理程序公私交叉等,给司法实务造成诸多困惑,也使得此类损失赔偿规则的建立有了特殊性。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损失赔偿及争议有行政化倾向,并未充分揭示基本养老保险社会合作事务性质,应利用社会法的知识和原理对其重新审视。研究建议:应保持基本养老保险三大关系相对独立,将基本养老保险合同即基础关系界定为“社会法上的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社会债务人而非行政主体,形成该社会债请求权和请求规则;针对基本养老保险权利的特殊性,应建立继续履行、恢复原状优先,适当赔偿或补偿补充的社会债救济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