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行为的反垄断规制

长期以来,传统寡头市场中大企业协调一致的平行行为的反垄断规制一直困难重重,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相互交错的制度工具。这些制度工具包含多种相互关联的基本概念,也反映了反垄断规制对于平行行为的复杂的理论立场。随着算法时代的来临,反垄断法将面对数量更多、更为稳固的平行行为。必须进一步将缺乏合意证据的“协议”、滥用共同支配地位行为、算法合谋等视为一个同源的整体——平行行为,并明确反垄断法相应的制度工具及其发展变化,才能更好地实现对平行行为的规制。

海上刑事案件证据收集问题研究

2021年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正式颁布施行,为中国海警开展海上维权执法提供了“母法遵循”。执法实践中,取证是一个重要环节,但海上执法不同于陆上执法,其面临的取证难度及证据采信复杂程度远高于陆上刑事案件。从实务角度出发,分析海警机构在办理常见海上刑事案件时证据收集的难点、面临的取证困境以及进一步优化措施,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有力维护管辖海域安全稳定、依法严厉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参考。

监察机关取证录音录像的价值、功能与过程规制

《监察法》要求调查人员在进行取证时应当对"全过程"录音录像,这与《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相比适用范围更广,要求更严格。这不仅确保了调查人员问询的客观公正性,而且凸显了被调查人员的合法性权利。如若被调查人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录音录像可以对案件审理情景进行真实还原。同时,录音录像也是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需要。监察机关录音录像的功能定位主要体现在收集言词证据、实物证据等两个层面。讯问、询问和谈话构成收集言词证据的基本措施,而搜查、查封和扣押属于收集实物证据的主要方法。同时,录音录像的保管、移送、调取以及播放都必须贯穿"全过程"的法制流程。因此,科学且合理地运用录音录像,在一定程度上规制且规范了监察机关调查取证行为。

论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方式的调整——以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正为背景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对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活动和现有的办案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为实现纪检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无缝对接,需要对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方式和办案模式进行必要调整。在调查取证方面,应当提高调查取证程序的规范性,加强对被调查人基本权利的保障,保证所取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必要时还应对取证程序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在办案模式方面,应当与检察机关建立新型的合作分工关系,在证据收集及程序进行方面对检察机关予以协助,并参与相关的诉讼活动。

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刑事取证权的保障问题

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在法律上已不是问题,但是律师们基于潜在的职业风险在实践中却不敢使用,这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具有民间调查的性质,不具有强制性,有关单位和个人并无向律师提供证据和作证的义务,因此律师调查取证仍需经过被调查人的配合或同意,否则难以实施;律师的申请取证权如要得到落实,必须赋予律师取证申请以法律效力,明确法院拥有强制取证的权力,给予律师必要的权利救济等;为了强化辩方的取证能力,化解律师职业风险,应当允许律师聘请私人侦探代为刑事调查取证。

“立有主、收有限、存有期、用有度、销有据”——新修订《档案法》的规制解读

立之有主、收之有限、存之有期、用之有度、销之有据是2020版新修订的《档案法》规制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核心内容。档案的形成不仅有主体,而且其主体对档案形成负有责任;档案的形成归档有限制,收集有范围;档案的保存有时间期限;档案的利用控制有度,主要特征是“封闭期”;档案的销毁有各种依据的规制。立、收、存、用、销五环相扣,变的是外延,不变的是内涵。

律师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新探

从论理解释的话语切入,横向比较英美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在"实然"与"应然"间赋予了辩护律师侦查中的调查取证权。然而,侦查阶段引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并非意在形成实质平等的两造对抗,而在于规范修正侦查行为,遏制非法侦查以及保证侦查的客观全面,其对案件侦查带有"补遗"、"纠偏"的辅助性效果。因此,面对侦查权,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应予必要限制,保持"谦抑",在具体实践中要比照任意侦查,从明显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事项入手。除此以外,侦查机关与辩护律师的观念转变,相关配套制度、措施也应有效跟进,为新制度的推行提供坚实的条件支撑。

浅论侦查取证的法律规则

正确地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关键之一是证据的应用，侦查阶段的取证工作则是诉讼证据的重要来源和基础。侦查阶段的取证工作，必须以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依据，方能保证刑事诉讼证据的完备和有效。

云计算条件下我国网络侦查的困惑及出路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云计算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在云计算条件下,出于打击犯罪需要,网络侦查也被大量应用到司法实践中。但因云计算条件下的网络侦查自身地位尚未获得我国法律明文认可,侦查范围、方式欠缺法律法规明确指引,技术相对滞后,具体程序和监督救济机制缺乏,在当前还存在诸多困惑。文章认为要解决这些困惑出路主要包括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更新侦查取证技术并不断发展完善反侦查取证技术,设置监督救济机制及与"云服务"相应单位保持密切合作四个方面。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研究

新《律师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做了较大修改,进一步增强了律师的权利,但法律的立法体现并不等于法律的司法实现,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目前还存在着多重障碍,首当其冲的就是刑事实体法的立法障碍。通过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内容的概述,同时结合《刑法》第306条的规定,研究探讨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主要障碍,并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问题提出建议。

呼之欲出的社会公益募捐法

5.12汶川地震之后,全国各界展开了对地震灾区的援助,除了直接赶赴灾区进行救灾援助之外,捐赠或者募捐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地震灾区主要的援助手段。基于我国现阶段对于捐赠与募捐的立法现状,其中有诸多的不规范之处,而募捐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在短时间内得不到解决,一方面,会影响到灾区所可能接收到的外在援助,另一方面,也会由于募捐本身的不规范导致捐赠者的失望可能影响到全社会的利他主义与人道主义信念的下滑,这对于现阶段和谐社会的建构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将就募捐的法律性质、募捐的现有规范及募捐现存的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对我国募捐法案的出台有所裨益。

论新《刑事诉讼法》与取证规范化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作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对于进一步促进取证规范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刑事诉讼法》修订对取证规范化的新要求,重新划分了证据种类,取证客体更趋合理化;规定了新的取证机关,取证主体更趋科技化;严格了非法证据排除,取证程序更趋严密化。取证规范化的发展趋势是突出取证过程中的人权保障,加强取证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取证技术的标准化建设。

基于业务用户行为的计算机动态取证评估模型研究

通过调研信息要求繁多、应用较广的业务用户行为,辅助木马技术对业务用户的行为进行动态取证。该模型基于大数据定量评估的方法,通过云计算技术模拟再通过仿真实验来评估该模型是否合理,能否将反馈误差降到最低且能隐蔽记录用户行为,利用反侦查学原理反馈给取证控制端。这一技术方案增强了计算机动态取证的可行性。

论抽象非法取证行为——从“防冤意见”第8条切入

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的实质是对于程序违法取证行为非法性的"拟制",其构成要件包括"符合特定的程序违法类型"与"不存在非法性阻却事由",其主要类型是一个增量而非定量。同程序性制裁理论相比,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当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尤其是其中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同瑕疵证据理论相比,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在操作上更加简单明了,将两个理论整合起来,可以很好地指导对程序性违法取证行为的规制。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是一个过渡性理论,随着取证行为非法性的实质向程序非法性倾斜,其可能逐渐被程序性制裁理论吸收。由于抽象非法取证行为对于证据的排除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在设定程序违法取证行为类型和非法性阻却事由类型时须格外审慎。

也谈对刑讯逼供行为的控制——建构和谐社会向度下的思考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依良法而治更是实现和谐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刑讯逼供行为古已有之,且大有屡禁不止的趋势。造成刑讯逼供行为泛滥的原因林林总总,但是与刑事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不无关系。以侦查程序构造为视角,分析侦查程序构造的缺陷对侦查中刑讯逼供行为的影响,通过对侦查程序构造的重构来实现对侦查中刑讯逼供行为的控制。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取证制度之探讨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语义含糊 ,极富弹性 ,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并造成诸多弊端。文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

合同诈骗案件侦查的取证与讯问要略

合同诈骗犯罪危害严重，此类案件侦查一般分两个阶段：缉捕犯罪嫌疑人前，应注重对被害人、相关证人等全面调查取证；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应及时进行讯问，做到合法、全面、细致地获取其口供。

证据合法性视域下侦查取证行为的规制

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被退回补充侦查或作不起诉处理,许多都是缘于取证程序中某些取证行为合法性欠缺而受到质疑,进而导致证据无法使用,因此展开取证程序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于规范取证行为、保障取证程序合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分析证据合法性的内涵为切入点,强调在对证据排除时应明确区分合法证据、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通过对侦查取证行为合法性调查的启动、责任承担、证明方法、证明标准的研究解决个案中证据合法性问题,通过构建取证规则、建立检察指导侦查和辩诉交易制度、完善辩护制度等约束性机制,从源头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保障证据合法有效,避免非法证据、减少瑕疵证据。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及完善探析

离婚损害赔偿是《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为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的稳定,保护在离婚关系中无过错方的合法利益而设立的一项离婚救济制度。但司法实践中,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侵权主体”“请求权主体”“过错行为”“举证责任”“赔偿标准”五个方面存在局限性问题,应从增加赔偿责任主体的范围;扩大请求权主体的资格范围;扩充过错行为的法定事由;降低无过错方的举证责任标准和明确赔偿金标准等方面进行完善。

高速公路危险路段交通违法一体化取证研究

为实现对急转S弯、长下坡等行车视距不畅危险路段的交通行为实时检测,通过路段上下游相关视频图像实现视频的全覆盖,汇总监控路段的视频信息,研究基于多路视频的针对超速、违法停车、压线、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智能分析研判技术,研究交通违法和交通事件的实时预警技术,构建集视频检测、智能研判、警告显示、违法取证于一体的危险路段交通违法行为警告与无缝取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