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逻辑

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权力结构失衡、制度功能不足、主导观念缺失等现实困境,其根源在于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违背了“全球治理”的基本要义,需对现有体系加以改革。“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方案,回归了“全球治理”的理论逻辑:在治理主体上倡导包容性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多边秩序;在治理方式上通过发展为导向的灵活机制,增强双边、区域和多边机制的对接程度,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在治理目标和价值层面以正确义利观为价值指向,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使分配更加公平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中国外交中的正确义利观

正确义利观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理念。它对义与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证的阐述,集中表达了中国外交道义优先、义利兼顾的义利观和公平正义、互利共赢的发展观。正确义利观建立在中国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基础之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义利相兼的实践作风。正确义利观在理论上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外交工作中的“两创”发展,有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上有利于驳斥西方的丑化抹黑、展示新时代中国的大国风范,有助于打破旧的国际秩序、建立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机制,有助于强调中国的身份和立场、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及邻国的交流合作。

中美义利观的起源、发展与分流

在全球治理中,中美两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诉求国家利益,而且承担大国责任。对比研究发现,中美处理国际事务时,两者都强调公平的重要性,注重正当得利,明确义利统一性。同时,二者各有侧重,中国重视集体利益,关注财富的大众分配,而美国重视个人利益,关注财富的个人积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两国如何处理义和利的关系,对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启迪。只有谋“义利”之共性,存“义利”之差异,才能真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电信运营商数字平台能力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作者实地调研电信运营商数字平台规划、建设和运营情况,剖析电信运营商数字平台存在的问题。根据“十四五”期间国家宏观政策、技术演进方向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要求,构建数字平台能力评估指标体系。采用系统打标和埋点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指标数据的自动化采集和关联,建立涵盖电信运营商信息化项目建设维度的系统画像。同时,通过单用户投入指标的应用,可以量化数字平台的建设和运营成本,给电信运营商进行成本管控提供参考方向和量化依据。

墨子义利观对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启示

墨子义利观以“兼爱”即“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为核心,其主要内容有“尚利贵义”“义利合一”“万事莫贵于义”等观点。墨子义利观对于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是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的义利观,二是建立良好的义利价值体系,三是强化劳动创造财富的思想,四是以道德价值观引导对利益的追求,五是指导学生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试论王夫之的义利观

王夫之在继承传统义利观的基础上,以张载的“气一”论为出发点批判宋明理学,深入考察了利与义的关系,论证了二者的相互交融与依存。他更大程度上认可了私利的正当性,并提出了义对利的导向作用,认为义作为外在规范内化于心时,具有教化“成人”的作用,并指出了“生”与“义”的联系。他诠释了具有三种不同层次、高度的义,并阐述了他所设想的基于“通义”的理想人格,即以古今之“通义”行义之事,才是人之为人的体现,人应以“通”的高度践行义,这体现了他相较于过往义利观的进步之处。

传统义利观与竞技体育伦理价值的重构

应用文献、逻辑等方法,在分析我国竞技体育利益的变迁和伦理问题的实质的基础上,阐述竞技体育伦理价值重构的必要性,从我国传统义利观的基本思想的角度,探讨传统义利观对竞技体育伦理价值重构的影响,进而提出"义利并行、协调发展"、以"道德内化力量自律,来超越和弥补外在他律的不足"来规范调节义利的相互关系,使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协调发展,使各利益主体共同维系竞技体育的伦理道德,从而促进竞技体育良性发展。

利益多元化语境下的食品安全规制研究--以利益博弈为视角

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利益机制理论是研究社会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在食品安全领域中存在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对立和冲突,由此产生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监管者与生产者、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现象。我国既有食品安全治理模式是建立在一种单元化利益观主导基础上的政府主导型模式,这种模式存在忽略食品安全领域相关利益群体利益冲突和协调机制、淡化其利益产生和分配机制、缺乏利益表达和保障机制的局限,应当重构一种以多元利益观为导向的新型食品安全治理模式。

基于多维护策略的物化视图选择方法

物化视图是数据仓库环境中提高 OLAP 查询效率的重要手段,因此,物化视图的选择是数据仓库设计中重要的决策之一。本文提出的物化视图选择方法目标是选择合适的视图进行物化,使得查询处理的总代价和物化视图的维护代价最低,提出了物化视图收益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基于视图的多维护策略提出了物化视图选择的方法:基于增量和重计算的物化视图选择算法 IRMVS、基于增量策略的物化视图选择算法 IMVS 和基于重计算策略的物化视图选择算法 RMVS 和基于增量策略的物化后代视图选择算法 IMDVS,理论分析和实验表明这些算法是有效可行的。

中国共产党利益观的历史演进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所谓党的利益就是党的内在利益与外在利益的对立统一,党的利益观的发展就是党的内外在利益观的矛盾演变。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年来,党的利益观经过三大阶段的发展变化:即党内在利益的生存、夺取巩固政权和永久执政;外在利益的解放全人类、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实现人民富裕。整体看来,党的内在利益观与外在利益观之间呈现逐步靠拢、契合度提升的趋势。

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探讨

共享发展的实现受到经济、制度、法律、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实现共享发展有赖于建立符合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新机制:贯彻新发展理念,建立健全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机制,扎实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和调节监管制度,建立健全共享发展的分享机制;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完善扶贫救助制度,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在全社会确立起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利益观,建立健全文化教化机制;填补与利益公平分享有关的立法空白,建立健全法律保障机制;构建多元共治的监督体系,建立健全成果共享监督机制。

森林问题的伦理根源

造成当今世界性森林问题的因素很多,从伦理的视角透视森林问题反映出的人与森林的关系,可能是解决森林问题的症结所在。如下几个方面是造成森林问题的伦理根源:人类重视森林的经济效益,忽视森林的生态价值和社会效益,把森林只看作是木材资源;人类通常更少关心诸如森林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之类的长远性、全局性的问题,而更多地关心自己近期的需要,例如更关心森林生产木材的经济利益;人类常常从个人、小团体、地区的"私利"出发,导致对森林的掠夺性开发和入侵;人们在并没有损人利己的动机下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集合起来却会造成森林减少,从而破坏环境。

全球化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利益观

全球化的时代,各利益体的交往关系日趋深入,交往空间日益扩大,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相关性、整体性愈加鲜明。同时,全球化也使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实现越来越与其他国家、民族利益的实现相关联,人类存在的整体性被凸显,利益以一种新的形式——类利益在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危机中逐渐生成。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追求人的全面而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重要内容。

论企业的社会利益观

西方企业利益观的发展经历了由唯利是图到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演变。而我国企业利益观则存在着严重的极化现象,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义轻利转向现在普遍的重利轻义。对此,必须塑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利益观,即要达到义和利的统一。企业要建立可持续发展利益观,不仅自身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且还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另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是有一定的限度和范围制约的。

医学创新之大忌:急功近利

急功近利是医学创新中的一种不良现象,给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急功近利背离了正确的科学功利观,是对医学创新功利关系的严重错位。

大学校园信贷存在的问题及防范机制

随着校园网贷的日益兴起,不良网贷也乘虚而入,不良网贷严重威胁着大学生学习和生活,成为高校、大学生家长及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分析了校园贷对大学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校园贷问题的风险防范与教育引导策略。认为该问题的治理应加强大学生风险防控意识和金融意识的普及力度,从消费观、义利观、贫富观三方面对大学生进行信贷观教育。

论陶行知的“生利主义”教育观

陶行知提出的以"生利主义"为核心的职业教育观,包含职业教育的内涵、目的、师资、学生、设备、课程、教学模式与方法等要素,重新从价值观、标准观和哲学观角度进行思考,能够进一步理解领会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的精髓,为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探索提供理论帮助与支持。

高考改革:观点之争还是利益之争?——基于X省新高考方案调查的实证研究

利益影响着人的观点。高中师生对开放性问题"您对我省新课程高考方案另有哪些意见或建议?"的回答显示,教师与学生在有关新高考方案的改革幅度、统一高考的命题权与试题难度、统一高考科目的设置和权重等问题上的观点分歧与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透过观点的争论去关注并解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对新高考方案的科学制订和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报编辑观

面对 2 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作为创造和传播知识信息的学报编辑 ,必须以知识经济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编辑活动 ,特别是在编辑观念上必须重新确立编辑的价值观、效益观和学习观 。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经济伦理探析

我国上市公司偏好于股权融资,这会对公司经营业绩、治理机制以及社会经济事业产生负面影响。控股股东义利观的倒置会造成公司经营业绩的下滑及公司治理机制的恶化,管理机构义利观模糊状态下的监管失位则会导致资本市场的不健康发展及公众利益受损,原因就在于股权分置。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价值理念的冲突是股权融资偏好形成并发展的内生因素,而政府习惯性干预市场的思维方式则是外生因素。只有切实提高上市公司股东及政府经济伦理意识并完善以职业经理人市场和监管制度为代表的制度安排,才能改变股权融资偏好状况,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