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孝道思想探析——基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释义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反映孔子孝道思想的一句话,但关于这句话的释义仍存在争议,主要集中于“三年”和“道”的释义。由于孔子十分重视三年之丧,而“无改于父之道”针对的是子女在父亲去世之后该如何做的问题,与三年之丧语境相似,所以“三年”指的是三年的服丧期,“道”应释为父亲在世时的为人处世准则。孔子强调“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因为子女尽孝要始终怀有敬意。这种敬意源于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受制于三年之丧的礼制要求,更重要的是与孔子的政治构想相通,由孝亲推致忠君,从而构建一个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社会体系。

传统父子之道与当代新型家庭代际伦理建构

数千年来形成的以“孝”为中心的父子之道,精华与糟粕并存,对国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传统父子之道在当今社会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代沟问题及代际冲突对家庭及其道德建设造成了不小的 冲击。现代新型家庭代际伦理的建构,必须在弘扬传统父道、子道优秀内涵的基础上,注重人格平等、提倡民主沟 通。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加强新型家庭代际伦理观的培育和弘扬,认真研究家庭代际主体在认识问题和思维方式 上的差异,营造代际间良好的伦理氛围,父辈和子辈都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修养等,是当前家庭代际伦理建设必须 着重抓好的几个重点。

关于“亲亲互隐”、“爱有差等”的争鸣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在争论孔子论“父子互隐”和孟子论舜及“爱有差等”的问题。这一争论关涉到整个儒家伦理的历史和现代价值之评判。儒家伦理是一复杂的系统,仁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德目之间是有张力的配合;儒家的仁、义、礼、忠、敬、信等德目都是社会性、公共性的,适用于公共生活及其秩序建构的;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区别;儒家的“仁爱”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道德主体所涵道德法则(理、义)必然有绝对的普遍性,并且是“爱有差等”思想的本体论基础;“父子互隐”的思想及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恰恰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

“二十四孝”中的社会交换与传统孝道

同社会生活各领域相一致,"二十四孝"故事中,也包含着广泛的社会交换,包括孝行与"神灵之天"、"自然之天"和强势者的交换。在交换过程中,孝子获得社会地位或权力,也有的获得财富、社会赞誉或父母的慈爱。这些交换,对孝行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但其中的以逆来顺受式的孝行,以求感动不慈父母,已远离"父慈子孝"的伦理原则,变成了单向的服从。若不加省察地照搬为教化样板,会产生许多弊端。

我国家族企业权力继任模式的文化影响——兼与日本家姓文化的比较

传统文化是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本文从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儒学入手,着重分析儒学思想体系所重视的血缘关系之“姓氏制度”和“孝悌之道”,并用之解释我国家族企业在从创始人到第一代继承人的企业权力更替过程中采用“子承父业”继承模式的普遍性。

“亲亲之根”——再谈《论语》中的“父子相隐”

世初之初,我国学术界围绕孟子论舜的案例和《论语》"父子相隐"的观念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儒家伦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实际上,普遍与特殊这种西方式的两分模式并不是解读任何文明、文化、伦理价值的唯一标准,对孔子思想的真实理解应回到《论语》文本本身。"亲""仁""爱""礼"只有层次上的差别,无根本性质上的对立,"亲亲"是"仁""礼"之根源,血亲是人伦之情的发源地。重视家庭的儒家传统文化,超越一切功利的"亲亲之光"对缓和当今多元主义文化的冲突有着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汉代的父子关系考述

汉代家庭实行的是父家长制,父有教育惩罚子女、掌管家产、卖子、决定子女的婚姻等权力,但同时也有抚育子女、维持家庭生存的义务。子无权力可言,只有赡养父母、尊敬父母、安葬父母、祭祀父母等义务。汉代家庭中父子的不平等,主要是受到了当时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的影响。汉代的父子关系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白虎通》中的忠孝思想研究

东汉的《白虎通》既体现了儒家的文化背景,又有着极其浓重的神秘谶纬色彩,其中运用了大量的阴阳五行思想来阐述"天"的至高无上与"天""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理论的创建不是凭空出现的,其产生与发展必然有现实的社会基础,《白虎通》在对现实社会中的三纲六纪尤其是君臣关系进行大量"天理"论证的同时,还紧密结合社会现实,把"忠"与"孝"进行理论结合并融会贯通成为一体,"忠"以"孝"为基础,"孝"反过来为"忠"服务,这为后世延续近两千年的君权至上奠定了基调。

孟子仁政思想管窥——以“背法匿父”为例

孟子擅于用事例来论证观点,通过对他所讲述事例的解读,可以体会他的思想。"背法匿父"事例反映出孟子仁政思想的基本特点:为政者要正己正人、士人从道不从君、事亲原则至上等,同时也不难看出孟子"背法匿父"之弊端,即将事亲原则绝对化,有违于法律和社会的公平公正原则。

唐玄宗孝亲行为探析

孝的观念既是伦理道德范畴的价值准绳,又是社会政治领域的行为规范。唐玄宗凭借武力,借助宫廷政变,以庶子的身份登基为帝,因此在取得帝位后,大力宣扬并实践"孝悌",来稳固统治,修复亲情关系,并逐渐将自己树立为行孝事亲的典范。唐玄宗的行为证明,身为天子虽与普通人所处人伦关系有重大不同,但如果处理得当,仍能既安社稷又保亲情,将权力对正常人伦感情的侵蚀降到最低点。

从贾家“四父训子”解读《红楼梦》中的孝慈文化

《红楼梦》中描写了贾家四个青年男子被父亲教训的场面。"训子"的典型事件深刻体现了小说的孝慈文化蕴涵。曹雪芹在书中对封建正统道德文化、儒家文化提出了质疑,既有批判,又有惋惜,还有找寻优于儒家文化的新的理想的迷惘。贾政、贾代儒训子的失败蕴含了作者对儒家道德文化的批判;对贾珍们有失父范的描写是对儒家道德文化的惋惜;贾宝玉作为自由人性的先声,是作者对人生出路和未来理想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充满迷惘——小说结尾宝玉向父亲拜别,表现了对哺育自己的儒家文化的眷恋,反应了作者内心深刻的矛盾。

王昶与《诫子侄书》

历史上的王家曾是名声显赫的望族。作为太原王氏数百年阀阅的开启者和有力推动者,曹魏名臣王昶为其家族走向显达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诫子侄书》反映了王昶“尊儒者之教,守道家之言”的家教思想,折射出王昶本人尚谦实、戒浮华,力矫时俗的实干精神和超凡见识,同时又饱含着浓重的全身远害的道家处世哲学,兼具个性和时代特征。《诫子侄书》中蕴含的真知灼见和拳拳之义凝结为王氏家族文化的精髓和特质,对其家风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以孝为核心看家庭伦理与社会国家伦理的一体性

“孝”是传统伦理的核心。“孝”的意义不仅在于维系家庭,更在于安定社会国家,二者的统一是社会评价的根本标准。作为传统伦理的主干,“五伦”有平行(夫妇)和上下(父子)关系的不同类型,但是,随着孝道的进一步贯彻,却主要体现为父子有亲而夫妻不爱。淡化夫妇而强化父子所引出的,是社会国家迫切需要的维持上下尊卑的“忠”的原则。“孝”与事功和事业相关,忠孝不二是为至善。传统孝道的负面的意义应当予以正视,变上下尊卑为平等相爱。

现代日本社会中的“孝”——兼与中国比较

"孝"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早已东传日本,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民道德、价值观、人生观的基点。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伴随着是城市化的进程,"孝"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并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特征。

论孔子孝亲观在两汉时期的异化

孔子孝亲观至两汉时期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主要体现为父权的至高无上、亲丧后的庐墓而居和哀毁骨立、父母之仇的不共戴天。这些异化现象跟两汉政府以孝治国政策造成的孝亲文化的政治化、制度化、法律化等紧密相关。挖掘两汉孝亲文化的异化与以孝治国策略间的关系,可以为优秀孝亲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有益借鉴。

孟子孝论对孔子思想的发展与偏离——从“以正致谏”到“父子不责善”

在家庭伦理层面上,孔子孝论注重父子自然亲情,倡导子女人格平等,父义则从,父不义则谏;主张以义辅亲,"以正致谏"。孔子、曾子"以正致谏"的谏亲原则被孟子完全地移植到社会政治伦理中,泛伦理化的倾向有增无减。孟子"君臣相责以善"的"善"之内涵当为仁义,即以仁义这一最高价值理性衡评君臣之间关系。"君臣相责以善"施行的前提是将君臣关系重新论证为以德相交的"友",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以势利相交,"返祖"化现象的背后是为其民本主义政治立场张目。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孟子"父子不责善"思想已经有别于孔子、曾子与子思在家庭伦理语境中倡导的以义辅亲的伦理精神。

中国传统父子关系中的“孝”及其含义变化

中国传统父子关系的核心准则——"孝"隐含着父子关系的冲突和隔阂,不平等与沟通不畅,情感表达的形式化和功利化等问题,而现代社会中的"孝"受到了独生子女政策、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其约束力有所下降,父子关系更加民主平等。

初民伦理形式之递演——由春秋以前的“孝观念”视察

孝是中国伦理发展的根据。"孝道"有其相沿的历史背景,孔子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分水岭,其前之"孝观念"也值得探讨。虞舜大孝传说向不被学术界所看重,但它象征天性难舍的亲子孺慕,足征孝道先验性之一面;孝道研究不能也不必刻意回避或放弃这一段。早初先民面对无常的大自然惶不可措,遂转其卑弱感为莫名的敬畏。示现在现实生活上,即为敬拜天地或祭拜鬼神的类宗教情愫及仪式,以祈求庇佑;随着自信渐增,人文渐启,孝的表现由"祭鬼"而"事人",更根据现实因素的迫需,产生因应的伦理制度。但人为的手段有其针对性,顾此则失彼,西周的宗法制度",亲亲""尊尊"比重失调;孔子适时提出"父慈子孝",将"孝概念"提高到人性论的高度,乃成为"孝道"。

不孝的孝子与归隐的仁人——略论《儒林外史》中王冕的艺术形象

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中,吴敬梓以心目中理想儒士的标准塑造了王冕这一孝子、仁人的艺术形象。吴敬梓以明线的形式描写了王冕的种种孝行,但为了让他保持人格的独立,却又让他背负了儒家“大不孝”的恶名,成为一个“不孝”的孝子。吴敬梓又以暗线的形式叙述了王冕成长为仁人的过程及完成了以“道”援天下的神圣使命,但由于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欲做一介草民亦是不能,名闻天下的王冕为了独善其身,只能选择归隐山林。“不孝”的孝子和归隐的仁人这一复合形象,揭示出作者吴敬梓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悲哀。

由“父子相隐”揭示的仁礼关系再论中西伦理之别

把“容隐制”视为中西法律发展史中的共同现象,并与现代法治建设中对“私权”的保护相关联的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在当前也有积极意义,但实际上恰恰遮蔽了孔子的智慧,并忽视了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在核心理念上的差异。对孔子而言,道德实践的情境化和具体性是一个必然。在父亲偷羊这件事情中,儿子到底选择哪一种处理方式,要看具体的情况,最终目的都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仁”。每个人要根据自己对仁的体认决定此刻的行为,根据仁来决定如何执行“礼”、如何调整“礼”、如何把互相冲突的“礼”在现实中落实。而西方基于理性和信仰的法律具有神圣性和稳定性。中西方是两种不同的文明模式,西方文明实现的是空间维度价值,中国文明实现的是时间维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