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仁政之下法治思想系统研究

周代没有完整记载法治思想的史书,周代的法治思想,散见于西周的《尚书》《周礼》及东周诸子的学说中。西周鉴于夏桀、殷纣实施暴政而亡的教训,推行仁政。仁政以德治为主,也兼顾法治。法治成为周代仁政的两翼之一,表现为以仁立法,以仁司法,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到了东周,虽然诸侯争霸、礼崩乐坏,但西周的仁政传统仍占主导地位,仁政不仅被儒家学说加以发展,也被道家学说加以补充、杂家学说加以兼取。即便法家、名家公开反对仁政德治,主张严刑峻法,也是打着仁义的旗号。在仁政之下兼行法治,或打着仁义的旗号强调严刑峻法,构成了周代法治思想的整体景观。

反思与重构: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金律的再思考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金律是迄今为止被人类所接受的最为广泛的道德准则之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意涵主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讲究平等,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不要强加给别人。当前,学界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金律常常在伦理责任、利己主义倾向、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方面存在价值争议,并以此来分析这一道德金律的历史局限性:从正义伦理角度看,它未能解释如何处理非平等互惠性问题,同时也没有明确阐释无论我希望别人如何对待我,我的义务是否都是义务的问题;从仁爱伦理角度看,它似乎没有增加人们对仁爱适用正确情境的理解,亦即没有从根本上激发出人们实施仁爱的内在力量。基于此,结合当今话语情境与时代特征,我们更多需要在平等互惠的共识上使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金律,进一步明确彼此承担的道德责任与义务,积极构建“一元主导、多元共存”的价值观格局,增强集体意识、类意识,以提升全体社会成员自爱、爱人的道德素养,进而发掘其时代意义,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实现其价值重塑。

仁慈领导会增加员工的亲社会性规则违背吗?

采用情境实验(以126名在职MBA学员为被试)与问卷调查(以187名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中国文化情境下注重"施恩"的仁慈领导方式对员工亲社会性规则违背(PSRB)的影响效果及其边界条件。结果发现:(1)仁慈领导对员工PSRB具有正向影响;(2)组织不确定性对员工PSRB亦具有正向影响,并对仁慈领导与员工PSRB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当组织不确定性较高时,这一关系较弱;(3)权力距离取向对员工PSRB具有负向影响,并同样对仁慈领导与员工PSRB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当员工权力距离取向较高时,仁慈领导对PSRB的影响较小。不过就调节仁慈领导对员工PSRB影响效果的具体方式而言,组织不确定性发挥着一种替代物的作用,而员工权力距离取向则起着一种抵消物的作用。

国土空间规划的现代法治:良法与善治

研究目的:立足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探索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的基本内涵、总体思路与逻辑框架,为国土空间规划现代法治的研究和实施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1)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的本质就是国土空间规划的“良法”和“善治”,应当遵循“良”的价值理念与“法”的完整体系、“善”的思维意识与“治”的秩序机制的总体思路来构建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框架;(2)国土空间规划治理的“良法”体系包括规划法律法规体系、地方法规规章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和规划成果体系,“善治”平台则包括规划编制审批、规划实施监督、规划信息平台和规划工作平台。研究结论:构建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的逻辑框架,提出完善和健全规划治理体系的具体路径,有助于对国土空间规划的现代法治进行顶层设计,以及推进国土空间规划法治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孟子的德政思想

文章指出孟子以唐虞三代之盛世图景为理论参照,以性善论为心性凭借,以制产裕民为先决条件,建构起一套极具民本色彩的德政思想体系。同时,孟子还对德政模式下的社会阶层结构、人才选拔原则及德政理想的现实切入路径作了极富智慧的探讨。

论儒家的人治主义

人治主义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质 ,它以人为核心 ,强调“为政在人” ,主张“施仁政”、“尊贤使能” ,其特点是“为政以德”。就其重视人的素质在政治中的作用而言 ,是有重要价值的 ,但人治毕竟是一种官本位 ,归根到底是以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尤其是儒家关于“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分野的政治偏见 。

中国古代帝王巡狩与封建政治文化

中国古代帝王巡狩作为王权统治以礼治天下的政治文化巡礼,作为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华夏与四夷、王权与士民联系的政治纽带,不仅对中华民族农业文明以及思想伦理道德的传承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治国安邦、整合与规范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制度与统一方面,都是一种重要战略举措,也是一种统治运作模式。

孔子仁政、德治、礼范的治国之道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讨论了治国之道。具体包括三个互相联结、互相渗透、互相支撑的要点:"天下归仁"、"为政以德"、"齐之以礼"。"天下归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指在天下建立仁政统治,实现社会的有序、稳定、和谐;"为政以德"即认为德治是治理天下国家的具体方案和方法;"齐之以礼"即以礼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基本规范。孔子的这一套仁政德治礼范的治国之道在汉代被确定为官学,之后又受到历代王朝统治者的推崇。对于这一份思想文化遗产,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和筛选,吸收其有益的成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德教、德政与道德法律化——论德治的三种解释

关于德治,有三种重要的解释,也即德教、德政与道德法律化。它们都有各自的问题。德治作为德教的问题在于:德治如何能成为与法治比肩的治国方略?在证成德治时,如何能够从关于道德功用的事实判断推出德治这一价值判断?如何证成道德建设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如何证成国家介入道德建设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德治作为德政的问题是:德政已是人类社会的常识,似乎没有必要借助于德治的概念来推广,而且它无法很好地解释人们提出德治理念时心中已有的德治与法治的背景关系。德治作为道德法律化面临的挑战是:它可能会危及人们自由选择自己道德生活的权利,毁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扰乱人们的道德认知与评价,并使得法律必须满足的一些要件难以实现,影响法律规则的合理性。

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缘起、内涵与价值

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思想家,他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荀子将"礼"与"法"有机结合起来,使"礼"从一种普遍的人伦关系上升为社会伦理规范体系,具有社会规范作用,主张"隆礼"。与此同时,荀子意识到了刑罚在国家治理、社会和谐与人伦关系中的强制约束作用,创造性地提出了"重法"思想,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隆礼重法"思想体系。荀子"隆礼重法"思想充分体现了人文精神和法治精神、仁治思想和法治思想、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思想、治国理念和社会管理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今天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孟子管理思想的特点及其现代精神

以性善论为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强调仁政、人和、以德服人、义利统一 ,通权达变、仁民爱物 ,修齐治平等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八大特点 ,这些特点和现代管理学中的行为科学学派、权变学派、企业文化学派等强调人本管理、情感投入、灵活应变 ,注重管理中的文化因素 ,构建独特的企业文化和团队精神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充分地体现了它的现代精神。

儒家“仁”“礼”思想在当代德育中的价值探析

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其中的"仁""礼"思想是与德育密切相关的内容。"仁""礼"思想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二者均既有进步性,也有局限性。在当代德育中,吸收儒家"仁""礼"思想中与时俱进的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精华部分,发挥"仁""礼"思想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助于学生加强个人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有助于学生强化规则意识,提高自律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理念,推进知行合一。

为政以德: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标志

"为政以德"是孔子所提出的关于治理国政的基本方针,是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鲜明标志。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为政以德"是对为政者起码的道德要求,在处理政务、治理国家方面,为政者必须遵从一定的道德准则,并重视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从"为政以德"的基本原则出发,儒家倡导德治、仁政,反对暴政、苛政。在德治与刑罚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主张德主刑辅,认为在治理国政中道德与刑罚虽然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德治是根本,刑罚只能是"辅治之法"。儒家在政治上不但倡导"德政",而且还主张"以德导民",要求为政者注意社会道德教化,并把道德教化视为治国之本。正确把握孔子及其儒家为政以德的思想,对于全面理解孔子及其儒家的政治思想、道德理论以及整个思想体系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仁”的起源、本质特征及其对中华法系的影响

"仁"是先秦最重要的哲学观念。从人从二的"仁"字,最早见于甲骨文。但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是甲骨文无"仁"字。其中,最具关键性的意见是认为"仁"字形右侧之"二"实为"卜兆次数"。但根据卜辞序数刻写的规律和习惯,此说是值得商榷的。金文中的"仁"字,见于西周晚期的《夷伯夷簋器铭》、春秋早期的《鲁伯俞父簋铭》、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铜器铭文,其结构形态可谓一脉相传。"仁"源于东夷风俗。"仁"的本质特征是"相人耦"(人相偶)即人与人相互对应匹配。周人在殷人"相人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德"的观念。孔子则将"人相偶"提升为"人己和"的新道德。自此"仁"升华为君子必备的优秀品质和美好社会的理想。"仁"在血缘群体中体现为"孝悌",在超血缘群体中体现为"忠恕"。"仁"所具有的对偶式思维模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实践活动施以巨大影响,成为推动古代政治法律制度从野蛮不断走向文明的精神杠杆。

儒家伦理管理思想的时代价值

儒家管理思想 ,以“仁”为本初步建立了以“爱人贵民”为中心的伦理管理模式 ,主要包括“为政以德”、“知人善任”、“见利思义”等管理思想 ,体现出人本主义管理的重要特征。现代管理者除了应该有选择性地吸收西方管理经验中适合中国文化的内容 ,并使之逐渐融合于传统的管理理念中 ,还应重视开发古代经营管理智能资源 。

在不平等中追求正义——儒家“礼治”的另一种解读

儒家"礼治"对平等、正义的理解与构想,可为解决当前中国平等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脱节提供一种思路。儒家"礼治"精义一在于别,二在于仁,别指区分等级,仁指以他人为同类,推自爱之心以爱人。儒家认为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也是必要的存在,但不平等必须合理,不能过分,故儒家又"以仁和别",意图将不平等控制在"仁"的范围内,也即,儒家认可合乎正义的不平等,但反对不正义的不平等。当前中国社会两极对立问题的症由,不在于不平等太多,而在于不正义的不平等太多,儒家"以仁和别"的"礼治"构想,可为解决此一问题提供思路。

“德治”“法治”与当代法律文化建设

"德治"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法治"是先秦法家思想的核心。秦汉以后儒家法家思想相融合,形成古代正统法律思想。可以说"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共同酿造了中华法系。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良法善治"的基本理念,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离不开"道德建设"即"人的建设"。实施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加强法治队伍建设,倡导人民群众的深度参与,在全社会树立科学民主的法治核心价值观。

并存不废,会通所长——《淮南子》治国思想论析

《淮南子》一书包含了丰富的治国思想,但历来学者由于过分强调其道家色彩而未能揭示其全貌。实际上,关于如何治国,刘安对道、法、儒等各家主张并不偏废。大致说来,《淮南子》治国思想表现出以下四端:1.继承和发展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2.吸收了法家的法治主义;3.张扬了儒家的人治思想;4.追求变通以及会通诸家所长。

“周公仁政”概念的确立及其文化价值——兼论“关天区第一张文化名片是‘周公仁政’”

关天区第一张文化名片是"周公仁政","周公仁政"的提法不能被"周公德政"的提法所取代。因为,"仁"字首出于周公:《尚书·金縢》中就有"仁"字,是周公在祈祷武王康复并愿代死的愿文中,自称"予仁若考能"。"周公仁政"的全民性,不仅体现在周族及联军各族内部"仁政"的全民族性,而且也体现在对周族及联军各族外部人群如殷人的一定的全民性。"周公仁政"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眼中的地位和作用很高,是党中央"以人为本"国策的中国文化源头。

《尚书·洪范》与公羊“大一统”思想——以“建用皇极”与“正五始”为中心

作为公羊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大一统”说与《尚书·洪范》的“建用皇极”说有着深刻的思想关联。首先,二者皆以“君极”之立作为王道之行的关键因素;其次,二者皆以“王正”作为“君极”之立的基本前提,且谓基于此,“一统”之义方得成立;再次,二者皆蕴含了改元立制以厚养万民之义。无论是“一统”说还是“皇极”论,固然均表现出鲜明的尊君色彩,但二者所强调的“归元”或“君极”思想实则又内涵着抑君乃至“革命”之意。因此,“大一统”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思想、观念、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绝对统一化,而“皇极”论也并非主张君主专制。在儒家看来,君王之于天下人心,本质上不过起着召唤与凝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