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起源研究

故事产生的生理基础是人脑的发达,而人脑的发展变化是人类劳动的必然结果;故事产生的行为基础是语言的产生,而语言产生的动力是人类信息交流的现实需求;故事产生的思维基础是虚构,虚构的前提是语言的丰富性与思维的形象性,不断的劳动、丰富的语言和形象的思维共同推动了故事的产生与发展。故事的产生完成了人种从动物到人的分化以及人的本质属性的形成,故事的发展促进了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形成。劳动实践、人脑进化、语言形成、形象思维,是故事起源的内在基础,声音、符号、思维、想象、虚构,是故事发展的历史逻辑。人类通过劳动实现了从动物到人的进化,故事因虚构成为人与动物区别的重要标志。虚构故事的产生,促进了人类更广泛的交流,逐步形成了人最初的群体意识,成为人类共同战胜自然界各种威胁、保种生存、繁衍生息和不断发展的法宝。在故事作用不断得到彰显的历史进程中,故事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断创新,成为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这就是故事产生和发展且具有永久魅力的秘诀所在。

叙事学源流与概念综述

叙事学是一门几乎等长于人类历史的学问,尽管这一学科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才正式提出的。西方经典叙事学、西方修辞叙事学、西方后经典叙事学与中国传统叙事理论,是叙事理论的四大构成,各有话语体系。红线理论、猎鹰理论、冰山理论、“高概念”理论等是对于叙事艺术作品创作颇有启发的叙事理论。叙事学的核心概念有:叙事、本事、故事、情节,时间与时况,话语与语况等。

我国原创图画书的故事结构特征

图画书的故事结构对儿童语言发展和阅读理解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65本我国原创图画书故事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原创图画书以非人物主角最多,其次是儿童角色;在人称的使用上,以第三人称为主,第一人称其次,没有以第二人称创作的作品;在故事结构类型上,以单一情节和多个情节的数量最多。学龄前适读与小学适读的图画书在主角类型、人称使用以及结构类型的呈现上具有差异性。

《考城隍》《司文郎》本事考辨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考城隍》是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司文郎》则是思想艺术成就较高的一篇,学者对这两篇小说的情节来源多有考证。叶德均、朱一玄等认为《考城隍》的情节可能源自笔记小说中人死后为神的故事,杨敬民认为《司文郎》中以鼻观文的奇妙构思是受钱谦益“香观说”的启发。但从本事研究的角度看,《考城隍》的创作可能受到民间故事《城隍交代》的影响,而《司文郎》中以鼻观文的情节明显来自一则民间笑话《嘲学浅》。这两篇小说是蒲松龄受民间文学启发创作而成的,这一点对于审视民间文学与古典文学的互动,加强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论谭正璧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范式

谭正璧对宋元话本小说的篇数、存佚、内容等进行了考证,对《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两拍”中哪些属于宋元话本小说进行了辨别。他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既重视小说的本事和源流,又重视小说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借鉴和影响。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充分吸收了当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谭正璧学术成就的取得,既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潮有关,更与其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勤奋认真的工作精神有关。

民间起源故事的符号学阐释和当代价值——以河北地区为例

起源故事在产生初期为民众解答某些自然现象或事物何以如此的原因,是民间文学中一种十分常见的文体,广泛地存在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可归为解释性口头神话和解释性传说两类。此类故事按照诗性智慧产生而来的思维逻辑,经历了由“信以为真”到“以假为真”的虚构观念转变。故事中包含的原因与结果,与符号学中能指、所指的对应关系类似。而停留于此只能获得表层故事信息,无法抵达深层次的故事意义与价值。引入利奇的符号内外对应法和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后,故事的深层意义得以进一步阐释。故事之意不在于传递知识,而在于传递道理、激发想象与美。价值内核并非佐证“真”,而是追询“善”与“美”。价值类型由原初的实用性认识价值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性审美价值转变。

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的中国形象建构

翟理斯寓华20余年,一直致力于汉学研究和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的传播,其所译《聊斋志异》是英译本中的经典之作。翟理斯译本对《聊斋志异》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有着重要意义,为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通过研究分析他对原文的选取、译介语言的使用、注释的使用,能够看到翟理斯译本呈现出较为客观与真实的中国形象;但受其身份、所处时代和思想所限,其中仍不免带有译者主观的想象与对中国文化的曲解。

论中国古代诗本事小说的文体兼容——以《本事诗》及其后世衍生作品为中心

诗本事小说是古代小说中一种特殊的题材类型,其成形以《本事诗》的问世为标志,主要特点是诗歌在其中居于核心的、主导的地位,小说的人物、情节设置均围绕诗歌展开。在诗歌的主导下,诗本事小说的结构可以归纳为“呼应诗歌文本叙述创作背景+加入情节走向以证诗歌魅力”模式。诗歌的主导地位引发了读者对诗歌与小说互文性的期待,这种互文性包括叙事照应、意境照应和物象比附三类。这种文体生态在语言设置和情节增生方面限制了诗本事小说的衍生发展,但也使诗词本事在后世的戏曲创作中成为取材的热点。这种不同正体现了诗歌、小说、戏曲在文体上的不同特点。

曹植诗歌的系年与本事——兼论当下中古诗歌研究的误区

学界针对曹植诗歌的系年工作有四种考证思路:根据诗歌自序所提供的明确时间信息;从诗歌正文中提取信息与史实互证;联系相关作品进行互证;依据诗作所反映的情绪、风格倒推其写作时代。系年工作本质上是一种“本事批评”,这种批评方式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诗歌具有现实指向性。其实曹植的诗歌未必都可与其现实际遇一一对应,汉魏乐府或《杂诗》等无题诗歌的魅力便在于表意的不确定性和抒情的普世性,且这些诗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群体性的同题并作,并不存在个人化的情感寄托。曹植的案例在中古文诗歌研究中很有代表性,宋代以来形成的以系年为基础的本事批评并不适用于这一类诗歌,文本细读、诗体分析才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多麦阿尼神保神山信仰研究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上至国家民族整体,下至部落个体,其精神均需要有所依归。神山崇拜作为涉藏地区一项重要的文化习俗,从早期的原始信仰发展至今,已然成为涉藏地区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内容之一,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文章探讨的阿尼神保神山最初相传是以嗜肉饮血为生的地方祖先神,后经莲花生大师降伏而被吸纳进藏传佛教且成为世间护法神。随着时间的流逝,该神山在如今的青海尖扎和贵德一带,被共同供奉为地方神,对丰富尖扎和贵德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辅以实地考察,试图阐释阿尼神保信仰在上述两地群众心目中的地位,通过对该地区日常供奉神山的方式及生产生活场景的观察,挖掘出由此产生的民间传说故事,并介绍该神山周围独有的动植物和中草药。同时,文章也试图说明阿尼神保神山信仰为该地区藏传佛教教派及寺院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由此阐释在宗教影响下地方神灵信仰发生变化的一般规律。基于历史学的眼光对多麦地区这一重要神山的信仰体系所做的考察和研究,对促进社会和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乐府诗《公无渡河》在唐代的继承与发展

乐府古题《公无渡河》不断被人在其原诗基础上发挥创作,唐代诗人更是用他们独特的诗歌创作视角将一首抒情诗发展为政治隐喻诗,以“渡河”来比喻经历政治生涯、遭受政治风波。通过分析《乐府诗集》中唐代诗人的作品,从内容与声律两个角度来探究由汉至唐的发展情况,总结出演进规律有:内容主题的拓展——从辞咏本题到离题再造;创作系统的转换——从入乐歌辞到文人徒诗;艺术风格的变迁——从直抒胸臆到委婉含蓄。

论道德叙事与学校德育

道德叙事,就是教育者对道德事件的讲述或重叙,它是帮助学生净化心灵、升华德性、迈向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道德叙事负载着两种价值——原初价值和附加价值,每个道德叙事都有一定的价值载荷。在学校德育中,道德叙事是道德知识、规范的传递者,是道德行为图式的储蓄所,是道德情感的传达者,是道德经验的转述者,是道德思维的传承者。道德故事的遴选、聆听视角的建立、道德故事的重叙和价值立场的形成是学校德育的"四部曲"。

试析汉乐府文事相依的传播特点

根据《乐府诗集》的统计数据,发现汉乐府诗歌中本事和作品共同流传下来的占其总数的44%以上,古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评价其实还有其传播学意义,即汉代乐府诗歌的传播呈现文事相依的特点,有的甚至"文依事存",离开本事的诗文可能无法传播。

中国古代小说重写情节型本事的三种基本模式

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重写行为是一种强有力的创作方式。就重写文本中的作用与表现看来,所谓情节型本事指的是在重写文本中,主要用来丰富重写文本,或构成重写文本主要情节的那一部分内容。情节型本事以据事敷衍、情节缀合与情节化用三种基本模式进入重写文本。

汉代俗赋与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

《神乌赋》的出土让学界注意到汉代俗赋文体的存在。《韩朋赋》残简是其佐证,汉代大量说书俑的出土是其旁证。由此推想,汉代文献中有一些夹杂韵体的故事应该也是对俗赋的记录。这些俗赋讲诵虚拟故事,演绎历史传说,具有一定的小说特征,在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中,也应居于一席之地。

嵇康的生平事迹及《嵇康集》的传播源流

嵇康是多才多艺的美男子，竹林七贤中的真名土。他尚奇任快，刚肠嫉恶，始终不买司马氏的账。本文从科康走出竹林，投身批判王甫（司马昭的妻父）的太学辩论活动等六个方面，论述了嵇康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历程。文章还探讨了《嵇康集》的传播源流。《嵇康集》十五卷录一卷，历经一千二百余年，到明代中叶仅存八卷左右，明人重组号称十卷。其中，吴宽（1435-1504）丛书堂抄本一部，源出来本，为世所重。周树人录辑校，历十余年始成，1956年影印出版，堪称当今之善本。

“家族累积说”:《红楼梦》作者的新命题

《红楼梦》作者及"原始作者"问题的考索是近年来红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简单地将这部作品视为曹雪芹一个人草创完成,《红楼梦》文本内部的很多矛盾现象则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探索"原始作者"如果诠释过度则有可能走向误区,并有剥夺曹雪芹"著作权"之嫌。本文从《红楼梦》文本内部分析入手,结合脂批等清代文献提供的丰富信息尤其是这部作品成书过程长期性的实际提出《红楼梦》作者"家族累积说"的新命题,试图对作者问题上的种种偏颇加以节制,从而更恰切地把握《红楼梦》诞生过程中的文化语境并对作品文本的复杂构成状况加以阐释。"家族累积说"的提法还可以与红学界已取得的"曹学"成果挂钩,启示人们去探索曹氏家族的遗传基因特别是曹寅的文化素养对曹雪芹直接或间接的可能影响。这个新命题是在综合"世代累积"与"文人独创"两种写作类型的基础上提出的,与所谓否定曹雪芹"著作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本事批评:中国古文论历史哲学批评范式探究

本事批评作为一种动态持存的批评范式之一,是绵延时间下的历史哲学批评,其本质是向未来开放的"回忆",以此达到历史、现实视界的融合。中国素有"无典不成诗"的本事批评观念,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魅力的本事批评史论和重实际、不穷究、伦理政治化、诗性化以及历史意识缺失的特征论和形态论。本事批评在中国文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积极意义,为世界文论建设作出了贡献。

昭君故事的流传与演变

昭君的形象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事实基础上的,但其滚雪球似的发展速度,已将内涵扩充到极至,原有的史实便为丰富复杂的形象所淹没。或以其为民族友好的使者,或以其为民族屈辱的典型;或颂其忠君,或愤其失节;或哀其不幸,鸣其不平,或扬其声名,赞其伟业等。在人们反复叙述与咏叹的过程中,昭君故事的主题不断得到修正,事件的意义逐渐明朗,昭君的形象日益丰满。

人物的原创与作品的原创——读华盛顿·欧文的《睡谷的传说》

在研究美国殖民主义时期作家华盛顿.欧文所处的历史时期、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作者《睡谷的传说》中的两个重要人物的塑造及其写作手法,并指出《睡谷的传说》中的人物伊克保德和布鲁姆.波尼并非完全是美国本土原创人物。欧文从欧洲大陆的书本中寻找和发现民间传说,再用自己的生活经历改写这种幽默的传说,本能地将其融合到自己创作的素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