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死亡评估下的退休后投资-消费-年金化时刻决策

考虑退休者的死亡风险和遗产效用,研究了退休后期最优投资-消费-年金化时刻决策问题.根据退休者在退休时刻对自身死亡概率的主观评估,把退休者分为两大类:第一类退休者自我评估以概率1活不到最大年金化时刻,第二类退休者自我评估以一定概率活得过最大年金化时刻.自退休时刻开始到死亡时刻或年金化时刻为止,退休者要进行投资和消费决策.假设最优的年金化时刻是使得年金化前后的累计消费效用均值以及遗产效用均值之和达到最大.采取幂效用函数形式,得到了最优投资-消费策略的解析解、第一类退休者在生存期内都不购买年金的条件以及第二类退休者选择在最大年金化时刻购买年金的条件.利用数值分析方法,详细分析了性别、生存周期、遗产效用、折现函数、风险厌恶系数、金融投资环境以及年金产品价格对退休者年金行为的影响.

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生效问题思考

《民法典》首次规定了居住权制度,但理论与实务对此颇有争议。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生效要件应区分为遗嘱继承和遗赠两种方式。基于遗嘱继承设立居住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被继承人与继承人之间,继承开始时即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第二阶段发生在共同继承人之间,居住权生效要件与遗产分割效力相关。按照移转主义观点,在第二阶段中,当事人采用指定或者协议等意定方式分割,居住权应自登记时设立;当事人通过裁判方式分割,居住权则自法律文书生效时设立。基于遗赠设立居住权的生效要件要参照《民法典》第368条的规定,自登记时设立。

延迟退休年龄、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内容提要:本文在行为人具有家庭养老与遗产动机的假设下构建内生化生育率与教育投入的世代交叠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表明,延迟退休年龄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均衡时的生育率和家庭总教育投入率。在不含家庭养老与遗产动机的基准模型中,延迟退休年龄会降低每个子女的教育投入,进而使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小幅降低,但对社会经济发展没有实质性的不利影响。当在模型中引入家庭养老保障机制时,延迟退休年龄会降低个人对父母的养老支持。当父母更重视子女数量时,生育子女数量对质量的替代关系成立,但当父母更重视子女质量时,将提高每个子女的教育投入,进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该影响程度虽然高于没有家庭保障机制时的情形,但影响幅度非常有限。进一步,将模型拓展到包含遗产动机的王朝家庭模型发现,延迟退休年龄将增加父母对子女的遗赠,其对每个孩子教育投入的影响取决于父母对子女福利的重视程度,且经济增长率降低或提高的幅度依然有限。

遗赠物上代位推定的教义构造与适用甄别

根据遗嘱处分的标的物不同,遗赠区分为物权类遗赠和债权类遗赠。无论何种类型,若在继承开始前特定遗赠标的物不存在,皆可能引致受遗赠人能否对代位物主张遗赠之问题。虽然遗赠在遗嘱人与受遗赠人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但照搬合同嗣后给付不能的解决思路难以完全契合遗赠具备的身份性特质,故通过对物上代位基础性权利的扩张解释,肯定遗赠物上代位推定的教义构造,不失为合适的切入路径。根据导致遗嘱处分标的物不存在的原因事实差异,限定遗赠物上代位推定的适用前提为非基于遗嘱人自愿行为的法律事实之情形,并与遗嘱人意思自治下的相反行为进行区分,后者具备撤回遗嘱、使其不发生效力的功能。又因某些原因性法律事实中交织“客观”与“自愿”,在难以明确法律适用时,可借助“遗嘱解释的客观化”缓和遗赠物上代位推定与相反行为的甄别困难。

Optimal Investment Strategy of Defined Contribution Pension Based on Bequest Motivation and Loss Aversion

Under the S-shaped utility of loss aversion,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bequest motivation of pension plan participants,random salary income before retirement and the substitution rate between receiving pension benefits after retirement and wages before retirement,and studies the optimal investment strategy of defined contribution(DC)pension.Assuming that pension funds can invest in a financial market consisting of three assets(risk-free asset cash,rolling bonds and stocks),inflation is considered by discount.Under the S-shaped utility,the Lagrange method is used to find the terminal optimal surplus of pensions in retirement,so as to find the terminal optimal wealth,and then the martingale method is used to find the optimal wealth process and investment strategy.Finally,a sensitivity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on the the influence of bequest motivation and loss aversion on the optimal investment strategy of DC pension.

Knight不确定下考虑保险和退休的最优消费-投资和遗产问题研究

研究在Knight不确定环境下,考虑投资者遗产和保险,在三种不同借款约束下的最优消费与投资问题.借助于倒向随机微分方程(BsDE)理论求出了投资者最优消费和投资策略的显式表达式.最后结合数值分析,给出含糊与含糊态度对最优消费和投资决策的影响.

考虑红利和退休的最优消费-投资和遗产问题

在股票支付红利的情况下,考虑投资者遗产并结合保险,研究3种不同的借贷约束下的消费与投资问题.首先,借助随机微分方程求解投资者最优消费和投资策略的显式表达式,其次,结合数值分析,说明3种约束情形下投资占总财富比率以及消费占总财富比率对于财富的变化趋势,最后,研究了股票是否支付红利对投资比率以及消费比率的影响.

老龄化、遗产动机与房价

现有文献未严格区分住房遗产动机和货币性遗产动机对房价的影响,且未解决遗产动机和房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区分住房遗产动机和货币性遗产动机基础上构建了老龄化、遗产动机与房价的迭代理论模型,以多套房老年家庭是否有多个子女作为住房遗产动机的工具变量,使用2006-2012年中国城市家庭住户调查(UHS)的微观数据发现,老龄化对房价有负影响,住房遗产动机及其与老龄化交互项对房价有正影响,表明住房遗产动机提高了房价,缓解了老龄化对房价的负影响。货币性遗产动机对房价的影响小于住房遗产动机。因此,为防止遗产动机助长住房泡沫,政府应适当开征遗产税,同时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缓解遗产动机。

房价上涨是否显著增加有房家庭的消费？——基于中国家庭行为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理论分析表明,在适当的条件下,房价上涨具有财富效应,而家庭遗产动机、潜在换房需求会降低房产的财富效应。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上述理论预测进行实证检验,通过控制房产交易影响建立面板数据以清晰地刻画房产的财富效应。实证结果显示,遗产动机、潜在换房需求显著降低了房产的财富效应,在控制遗产动机、潜在换房需求的影响后,房产的财富效应显著存在。有房家庭由于遗产动机、潜在换房需求的存在,房价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被明显抑制,其消费支出上升幅度有限。与此同时,房价上涨会显著增加无房家庭的购房压力,可能产生明显的消费挤出。

我国《民法典》居住权设立规则的解释与适用

居住权的设立是规范的重心所在。以合同方式设立居住权,原则上须以书面形式,而遵循私法自治和诚信原则,将合同形式瑕疵的补正与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当事人的“自认”相互联系,宜对口头形式设立居住权的成立予以肯定性评价。从制度目的和功能视角出发,法人、非法人组织等不能作为居住权人,居住权的受益主体除了居住权人外,应包括其家人和其他需要共同居住者。就能为他人提供固定、长期、连续和全面居住的商住两用房、酒店或农村民宿而言,宜扩大解释而认定其为居住权意义上的“住宅”。他人享有使用权的住宅或部分住宅均可以设立居住权,居住权人的权利当然及于满足其生活居住必须的住宅附属设施。当事人双方应协同配合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然而居住权登记与否和居住权合同效力无关。以遗嘱继承和遗赠形式设立居住权的,则需要通过解释论对“参照适用”规则进行释明和规范化续造。遵照意思自治,作为遗产的特定住宅无论归属于谁,居住权都得以设立;“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以遗嘱继承形式设立居住权采宣示主义,未经登记的仍然得以设立,登记则是其得以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以遗赠形式设立居住权则采登记生效主义。

延迟退休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一个包含遗赠动机的模型

促进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但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退休人员数量的攀升将对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向冲击。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我国居民具有普遍的遗赠动机这一现实特征,构建包含遗赠动机的拓展的OLG模型,采用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延迟退休政策对居民消费的长期影响。研究表明:影响结果取决于经济中的资本产出弹性。如果资本产出弹性较高,那么延迟退休将同时降低居民年轻时期和年老时期的消费;反之,延迟退休将降低居民年轻时期的消费,并提高其年老时期的消费和一生中的总消费。数值模拟结果显示,使延迟退休政策效果发生改变的资本产出弹性的阈值介于0.5和0.6之间。以上研究结论为在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以促进居民消费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及储蓄动机研究

当前,我国面临着消费不振、居民储蓄持续增长的现实问题。最新消费模型表明影响消费行为和储蓄动机的主要为预防性储蓄和遗赠性储蓄。利用该模型,并应用中国城镇居民1980-2009年的数据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导致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收入差距所导致的遗赠性储蓄动机对城镇居民的高储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而引起消费不振。

遗产动机经济学:理论、经验分析及政策意义

遗产动机是探讨家庭内代际之间交换的一种经济理论模型,它对于解决与人口老龄化相伴随的金融问题和再分配问题等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发达国家在遗产动机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笔者对其评述,以期推动中国老龄经济学的发展,为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经济问题提供借鉴。

海域资源遗产价值补偿金确定研究——基于世代交叠模型的应用

从资源所有权假设、人口构成假设等四个方面,改进基于世代交叠模型的再生自然资源代际转移模型,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海域资源最低遗产价值补偿金确定模型,使其适用于所有权国有的中国海域资源,且不存在阻碍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第一代父亲问题"。实证结果显示:2013年,围海养殖用海最低遗产价值补偿金比率为11.58%,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围堰养殖海参用海最低遗产价值补偿金为0.72万元/hm2,是当地该类用海方式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的4.8倍。说明遗产价值补偿金数额较大,将其遗漏会严重低估海域使用权价格,既大幅降低国有资源性收入,也容易导致海域资源浪费。

预期寿命延长、遗赠动机和风险资产配置

预期寿命的延长和遗赠动机的增强将影响个人的资产选择。新的生命周期资产选择模型在统一框架下可对预期寿命延长和遗赠动机对最优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分析。校准分析的结论显示:不论是预期寿命的延长还是遗赠动机的增强,都会使得投资更为谨慎,降低风险资产投资比率;预期寿命和遗赠动机对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相互增强,而不是相互抵消。当放宽模型中其他重要参数(如劳动收入增长均值和波动性和风险厌恶系数等)赋值区间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遗产动机与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内生增长模型与世代重叠模型的结合分析,试图从理论上来探讨在考虑人们遗产动机的情况下,公共养老保险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所产生的效应。在分析中,基金积累式养老保险制度的中立性的特征再次得以确认;同时,我们还发现在一定条件下,现收现付方式养老保险制度也可能保持中立性,即当具有遗产动机的个人对于今后养老保险制度拥有完全信息时,个人会将足够的遗产留与后代,使得后代在养老保险费上的负担与获取的遗产相抵,从而使得各代人消费路径以及资本积累路径不发生变化,因此,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也不会对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

住房反抵押贷款效用分析——基于生命周期理论

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加上家庭结构小型化和空巢家庭增加,使得住房反抵押贷款这种养老方式逐渐被人所关注。本文运用生命周期理论模型,从理论和数值模拟两个方面分析个体在参与住房反抵押贷款前后整体效用的变化,并探讨了遗赠动机对住房反抵押贷款实施的影响。

天价征子引发的法律思考——评我国遗赠扶养协议

目前,老龄化已成为社会一大问题,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能完全解决老有所养之际,我国继承法独创的遗赠扶养协议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承继和发扬光大,也是解决老有所养的一种有效的法律制度。针对我国目前遗赠抚养协议抽象性、概括性,建议通过完善立法,进一步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规定协议的形式要件,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建立相应的保障措施和监督机制。

论遗赠物上代位之推定制度

遗嘱人因遗赠物毁损、灭失、被征收或丧失占有而对他人取得赔偿金请求权、保险金请求权、补偿金请求权等权利时,法律推定遗嘱人有以该权利而为遗赠之意思。遗嘱人倘因遗赠物与他人之物附合、混合或加工而取得添附物之所有权或共有权时,推定以其所取得之权利为遗赠。遗赠物上附有抵押权、质权等担保物权,遗嘱人因遗赠物毁损、灭失等所取得的赔偿金请求权、保险金请求权等权利上同时存在担保物权物上代位与遗赠物上代位时,担保物权物上代位优先于遗赠物上代位。

儒家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亟须消费拉动,这使得对中国居民“高储蓄率”之谜进行全面、客观解释尤为迫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和相关历史资料,从儒家文化视角分析了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及背后的作用机制。为克服内生性偏误,选取明清时期状元数量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地区儒家文化氛围显著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的地区,家庭“男孩偏好”的观念越强,储蓄率水平越高;另一方面,儒家文化氛围显著提高了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抑制了家庭投资风险资产,进而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异质性结果显示,儒家文化对低教育水平、中西部地区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家庭储蓄决策影响较大。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居民储蓄和消费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同时,应加强文化宣传和教育,完善养老金保障制度,消除生育偏好等对扩大内需带来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