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智慧”或“诗性知识”?——论“Della Sapienza Poetica”的跨语际转换

"诗性智慧"的翻译虽有利于理解"Della Sapienza Poetica"的美学内涵,但也遮蔽了"诗性知识"的义项及其知识论背景。当时的笛卡尔理性主义否定语文学的价值,"Della Sapienza Poetica"则是维柯在语文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包含其为语文学辩护的决心。若从"诗性知识"的角度悟入,维柯对"Della Sapienza Poetica"所下的定义,《新科学》中许多让人费解的论述,以及西方美学家对"Della Sapienza Poetica"的漠视,便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文论翻译中出现意义的偏差是难以避免的,指出"Della Sapienza Poetica"与"诗性智慧"的差异,有助于考察概念在跨语际转换中的变异,为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提供宝贵的经验。

“人生的艺术化”——朱光潜美育思想的核心观念

"人生的艺术化"是朱光潜美育思想的核心观念。朱光潜认为,"人生的艺术化"意味着人生的情趣化、超脱化、道德化和完满化。在朱光潜看来,文艺能够怡情养性,有助于人生情趣化的实现;要实现人生的情趣化,还必须以超脱的精神观照人生和创造人生;美育为德育的必由之径,因而艺术化的生活即道德化的生活;人生的艺术化还意味着人生的完满化,只有通过全面的教育培养出全面完满的人,才能创造出真正完满的、艺术化的生存。

朱光潜诗学及其意义的再认识

朱光潜诗学对中国新诗建构的意义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朱光潜认为新诗的问题:一是修辞未能"立其诚",二是形式与技巧方面的功夫下得不够,新诗过于信任"自然流露",虽然诗人"确是有话要说",却不注意诗的"说话"方式,"没有说好"。新诗与古典诗歌的不同,是视野、感觉方式和想象方式的差异等更为内在的问题。朱光潜的《诗论》深入考察了构成诗歌"宇宙"的基本元素及其相互关系,抓住语言这一关键因素,梳理诗歌与其他文学类型的区别,并从其音与义关系的历史演变中总结诗歌发展的规律,为我们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诗学体系。这个诗歌体系,不仅具有理论的自洽性,而且有相当的历史感,其中西汇通的研究方法和开阔的历史视野,堪称诗学研究的一个典范。朱光潜的诗学超越了"局内人"的视野,从学理上回应了中国新诗变革中许多迫切需要澄清的问题。

朱生豪莎剧翻译的文学审美取向

在莎剧翻译中,朱生豪以其深厚的中国古典诗词修养提炼出来的诗话的白话文体符合汉语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欣赏习惯,也与莎剧的语言风格最吻合,是诗化的散文和散文化的诗。在翻译实践中,朱生豪"神韵说"的翻译思想体现了原作的诗情和神韵,译出了莎剧的文学性和艺术美。

朱光潜美学思想中的科学精神

朱光潜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产儿。他相信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始终贯穿于他美学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早期,他对"美是心物同一"命题的证论是建立在心理科学基础上的;中期,他的美学和语言科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后期,受马克思历史观的影响,朱光潜认为美学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朱光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创立的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美学体系成为现代中国美学一条靓丽的风景线。

朱光潜实践美学视阈下的形象思维理论探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上发生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形象思维理论的论争,作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大家的朱光潜主要参与了第二次论争。在此次论争中,朱光潜依据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的形象思维理论为出发点,基于实践美学视阈下的思考,阐明了其形象思维理论的主要观念,提出了形象思维理论"诗性智慧"的审美内蕴,形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形象思维理论体系。

传统根基与他者视野:现代美学创新的立足点——论朱光潜诗学理论与悲剧美学中的融合创新及其当代启示

朱光潜先生的《诗论》系统地运用西方现代美学原理解释中国古典诗歌,同时也用中国古代的诗歌、诗论印证、纠正西方诗论,通过中西比较融和,获得许多"独创见解";他的《悲剧心理学》通过中西戏剧的比较,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国人的人生观念及生活态度,剖析了中国戏剧殊异于西方戏剧的原因。这种以西方学术视角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根底结合起来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诗学批评理论以及悲剧审美特征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与审美批评的创新,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好的文艺都是反映每个时代的现实生活”——论朱光潜50年代的诗歌创作

朱光潜是现代著名诗论家,很少创作诗歌作品。但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观光考察西北的过程中,却以前所未有的创作激情,连续创作发表了一组诗歌,直面现实生活,热情讴歌了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这些诗歌创作一方面是朱光潜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获得肯定的真情写照,另一方面也是他对当时新诗创作现状的一种反思与体验。朱光潜的诗歌创作及新诗观对今天的诗坛仍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论朱光潜美学的王国维身影——兼论朱光潜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朱光潜受王国维美学的影响几乎横跨朱光潜美学研究的各个阶段,且每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上世纪20年代,朱光潜十分钦佩王国维,王国维美学很大程度上启发了青年朱光潜走上美学研究之路;30—40年代,朱光潜逐渐建立起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的自己的美学体系,他试图运用这一体系来分析和评价王国维美学的优劣得失,从而在方法论上与王国维拉开了距离。但王国维对朱光潜的正面影响始终存在着,在文艺批评、创作理论等方面朱光潜依然受到王国维美学深刻的启发。直到晚年,朱光潜还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赋予王国维美学新的内涵。朱光潜漫长的王国维美学接受史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现当代美学中西融合的方法论特征。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诗学理论建构——兼论朱光潜《诗论》的独创性

朱光潜先生不仅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同时也对中国比较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诗学理论著作《诗论》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的方法,并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对中西诗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比较,对诗歌中的许多重要艺术现象进行了阐释,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意见。另外,《诗论》严密的逻辑结构和思维的超越意识也是非常突出的,具有了现代批评的特征。从这些角度来衡量,《诗论》在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史上的开创意义是不应被低估和漠视的。

中国诗学的春天

在中国文艺理论领域,王国维既是传统诗话、词话的终结者,又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开创者。王国维之后的中国诗学,形成了以朱光潜、宗白华、钱锺书为代表的三条不同建设路径。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文艺创作和诗学研究的实践表明,文艺创作和诗学研究需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应当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需要更新文学观念和变革研究方法,应关注网络思维和网络文学的发展变化。

从《诗论》看朱光潜对王国维美学思想的重解和建构

从《诗论》可以分析,朱光潜对王国维美学思想进行了辩证重解。在诗歌本质和功用方面,朱光潜认同王国维超功利性审美独立价值观,在"超脱观"基础上,把"人生艺术化"作为美学旨归;从生命层面,朱光潜颠覆性地重解王国维"境界说"等美学术语,在理论构架和深层思理上摒弃了王国维感性和零散型特点,以《诗论》构建了严整科学的现代美学学科体系。

朱光潜对维柯与中国传统诗论的比较及发展

维柯"诗性智慧"的概念所强调的形象思维和创造性想象与中国传统诗论有奇妙的契合之处。本文从实际文本出发,探讨维柯《新科学》对朱光潜的影响,以及朱光潜对维柯诗学理论与中国传统诗论的比较、综合和发展。

中西诗学的融会贯通——以朱光潜的《诗论》为例

朱光潜在比较文学方面开拓了中西诗学互相阐释的先河,《诗论》是其中西诗学观点的集中体现,以谨严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弥补了王国维等人在体系方面对中西比较诗学的不足,他希冀打通中西,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古典诗歌,又用中国古典诗歌和理论印证、阐发西方诗学,使中西方互相融合,用调和折衷的诗学建构体现以中格西、以西释中的研究方法,在双向阐释中寻求跨东西异质文化寻找共同性的努力,对后来的许多致力于中西比较的学者进行了互证互释的开拓式启发。

“雾里看花”与“语语都在目前”——论朱光潜与叶维廉有关诗境的看法

自从王国维提出诗的境界说以来,学术界关注诗境的问题不断得到延展,朱光潜、叶维廉对此都有不同的论述,本文对他们的诗境观进行了阐述,着重分析他们对王国维所提出的"隔"与"不隔"、"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问题的论述,以期对诗歌的境界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从《诗论》看朱光潜声音美学

朱光潜《诗论》以诗歌“音律”为中心,阐发了系统的声音诗学思想,其声音美学思想联系中国传统诗论,指出了克罗齐“直觉说”“表现说”的理论缺陷,构建了“情趣、意象、声音”三位一体诗学观。《诗论》提高了声音在诗歌中的地位,对当代诗歌写作、诵读、教学及研究具有重要启悟意义。

朱光潜诗学理论中的语言言意观

分析研究了我国现代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朱光潜先生的诗学理论,探索了其诗学理论中语言学观点的体现,认为朱光潜先生无论是对诗所下的定义,还是对诗的节奏音律的探讨、对当时新诗误区的批判,都和他强调情感思想与语言辩证统一的语言言意观保持一致,而他对诗的难易的讨论则是与其语言言意观中论述语言文字关系的观点相吻合。

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原稿考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原稿,通过对其内容的考察及相关信息的解读,可以进一步增进学界对《诗论》早期出版情形和修改情况的了解。

情景何以能“猝然相遇,默然相契”?——论朱光潜对“直觉”“移情”的挪用和改造

朱光潜在早年不同时期的诗学著述中对克罗齐的“直觉说”与立普斯的“移情说”有着不同程度的混用和改造。在挪用和改造的过程中,朱光潜也逐渐形成了自己一套颇为完整融洽的主客观统一诗学体系。不过,这一建立在西方主客二分思维之上的主客观统一诗学,在解读中国古典诗歌的主客不分、物我相通特征时面临着诸种不协调和矛盾,这尤其体现在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诗的隐与显》和《诗论》等著述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最后,在《诗论》的定稿中,朱光潜为了保持自我体系的融洽性,而选择移除了自己有关中国古典诗歌特征的独特体认和相应的模棱两可的印象式评点话语。

“诗”与“戏”——考察朱光潜“人生的艺术化”思想的新视角

朱光潜的美学思想通过归纳艺术的欣赏与创造的经验而得出关于美的艺术的基本原理,具有艺术美学的品质,他著名的“人生的艺术化”命题也与这种艺术美学的思想忻合无间。因此,本文试循着“个别艺术问题”—“一般艺术问题”—“人生艺术问题”的梯径,根据“诗”与“戏”这两种艺术的审美特质,联系其对艺术的欣赏与创造问题的说明,得出朱光潜是把人生在心灵中创造为一种“诗化的戏”来观演而实现“人生的艺术化”。“看戏”与“演戏”又是一对涉及了“出世”与“入世”、“知”与“行”等问题的概念,它解释了审美如何借“看戏”达于“知”,又如何指导着“行”,说明了“人生的艺术化”的深层含蕴——审美价值是一种向着善与真打开的价值;也说明了“人生的艺术化”的理想状态虽不止于欣赏,但必须由欣赏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