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责任制下“排除合理怀疑”的概念厘定

作为法官审判活动的重要依据,“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界定尤为必要。特别是在司法责任制改革逐步推进的当下,此类标准愈发成为管控审判权能、健全审判流程,以及保护正当审判工作的重要工具。基于此,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在司法责任制改革中界定必要性的探讨,结合司法责任制改革与这一标准适用的具体要求,以主体、内容和合理性三个方向的讨论为切入,或可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刑事诉讼中的明晰提供较可取的路径参考。

注册会计师的管理舞弊审计责任

注册会计师是否应该对管理舞弊承担相应的审计责任、应负何等程度的责任等问题一直是审计界争论的问题。河南华为事务所诉讼案使得这一问题在国内成为现实,注册会计师应该就其未尽勤勉尽责负责。就注册会计师的管理舞弊审计责任来说,“排除合理怀疑”是对“勤勉尽责”标准的另一种解说,通过对现有审计模式的改进,形成管理舞弊导向审计新模式可以更好地促使注册会计师履行其管理舞弊审计责任。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美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该标准现在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标准,但该标准源于何时,理解上存在一定的争议。该标准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不同的人观点并非完全一致。法官是否应当在给陪审团的指示中明确该标准的定义,不同的学者理解上有分歧,法院间的做法也有差异。在定义该标准时,有三种方式。对于"合理怀疑"的解读通常采用同义词"道德确信"加解释。对于是否应当量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法律界也有不同的意见和方式。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一方对待证事实进行证明所要达到的真实程度,它有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之分。与英美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大陆法中的"内心确信无疑"不同,中国法确立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近年来对这一证明标准作出了较为精细的解释,并将英美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这一证明标准中来。对普通案件以及死刑案件中所要适用的证明标准作出适当的解读,是证据法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论中国刑事诉讼定罪证明标准——以排除合理怀疑为视角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作为证明标准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说明。文章阐述"排除合理怀疑"在英美法系中的适用情况,探讨合理怀疑的概念和适用规则,结合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和相关规定,分析了"排除合理怀疑"与刑事诉讼其他证明标准之间的关系,提出我国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应当存在不同层次性的观点。同时,文章还试图分析现行审判模式下的证明标准,以及审判工作中在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时可能遇到的问题。

定罪与量刑分离——论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国外立法和实践对死刑案件和非死刑案件所适用的证明标准或证明程序并不相同,有的是适用较普通刑事案件有罪判决更高的证明标准,有的虽适用相同的证明标准,但在适用的程序上有严格的限制。我国死刑案件并无单独的证明标准,且程序保障制度不完善,为体现对被告人生命权的尊重和保障,对其定罪与量刑应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分别为"排除合理怀疑的唯一性"和"确定无疑的唯一性",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确定为"可能成立",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确定为"确定无疑"。

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证明标准研究

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根据案件类型和主体的不同,对证明标准作出了区别规定。在体育组织明文规定采用或然性权衡标准、运动员明示同意或然性权衡标准及证据伪造案件中,证明标准被确定为或然性权衡标准。放心满意标准则适用于体育组织规则中专门就此作出规定、兴奋剂案件、操控比赛案件、搭桥转会案件等4类情形。在后3类情形中,放心满意标准仅适用于体育组织;对于运动员、俱乐部而言,仅需满足或然性权衡标准。作为放心满意标准来源的英美法中,英国、加拿大等国最高法院均不予承认该标准作为单独证明标准,而是将其统一于或然性权衡标准。因此,放心满意标准的适用极有可能被限定于仲裁"先例"所确认的4类特定案件中。

网络攻击国家责任判定中的证明标准初探——基于国际法院判例的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

面对国际法上缺乏统一明确的证明标准的现实,通过对国际法院判例的实证分析,发现国际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普通法系的证据标准体系,并通过对相同类型和性质的案件进行比较,发现同类案件采取的证明标准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据此,结合网络攻击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可能的属性,并考虑到网络攻击自身的特殊性,试图初步回答网络攻击国家责任判定中证明标准的合理界定问题。

证明标准的德性之维

对证明标准的传统研究,是脱离裁判者法律适用过程的"外部视角"。从裁判者的角度而言,排除合理怀疑不仅是有关认识结果是否达标的尺度,也是指导裁判者如何形成合理的主观确信的方法,即疑点发现、排除的过程。对思维过程的法律控制通常只能诉诸事前的信息输入控制和事后的输出结果控制,无法直接作用于过程本身。能够直接影响到理性认知过程的重大力量源自于裁判者的德性,诸如同情恻隐之心、谨慎、谦卑、思维开放和勇敢等品质。从作为能动主体的裁判者的"内部视角"而言,德性既影响到对证明尺度本身的把握,也影响到思维过程疑点的发现和排除。为了保障证明标准当中的德性要求得到贯彻,有必要进一步从法官选拔和制裁机制、司法体制和程序机制等方面完善我国的有关制度。

非药检阳性兴奋剂案件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

在阐述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制定、修订前后,非药检阳性案件举证规则的变化,并以国际体育仲裁院裁决的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诉蒙哥马利等案件为例,对非药检阳性案件的指控方和被指控方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进行阐述。《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制定后与制定前相比,反兴奋剂组织承担的证明标准降低了,而《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修订后与修订前相比,被指控兴奋剂违规方承担的证明标准提高了。目前所适用介于"优势证据标准"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之间的弹性证明标准,值得我国在今后立法实践中借鉴吸收。

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探析——以证伪思维为视角

证伪思维具有科学性和批判性。我国现行的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运用证实思维,忽视了排除案件疑点,应予以完善。移送审查起诉应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该标准符合证伪思维的要求以及认识的模糊性原理和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为了保障"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实施,在贯彻全面取证原则的前提下,应实行侦查部门与预审部门分立,在一定条件下,在侦查阶段扩大律师提前介入的范围。

论心证的合理性及其保障

证据裁判主义作为一种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 ,是人类在诉讼中追求真理时的一种虽非尽善尽美但却符合理性的选择。相对于人类诉讼史上的其他认证方式而言 ,依法官的心证来评判证据和认定案件事实虽然存在着内在的缺陷 ,但又是最理想的一种认证方式。因此 ,承认法官的心证只是承认了一个事实 ,同时也承认了法官的心证只有在一系列配套机制的保障下 ,才能实现其合理性和科学性。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评析

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并存的规定是司法实践、理论研究与制度探索共同作用下的新规定。尽管学界对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的规定有不同的解读和认知,但两者并存的规定是立法者无奈却又不乏理性的选择,其实质是不再苛求传统的"客观真实"标准,但立法者又不完全信赖司法者对"法律真实"①标准的可控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是在两者之间。新的证明标准体现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的结合,在证明模式上体现了印证证明与典型自由心证的结合,在证明方向上是正向证明与反向证明的结合。新标准有利于公安司法人员对于证明标准的掌握,有利于法官心证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也有利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实现和刑讯逼供问题的消解。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追求的是客观真实,在理论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在实务中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通过比较分析,用“法律真实”来界定证明标准的性质比较合适,在此指导之下,我国在立法上应当设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为了更好地适用这一标准,应当注意相关制度的协调,建立一系列的配套保障措施。

试论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之异同

在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上,英美法系国家将其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而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内心确信"。两者在内质上具有同一性,但也有细微差别。当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更为推崇"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而"内心确信"的主张日渐式微。

“只有被告人供述”案件司法证明的谬误与厘清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之目的,在于改善司法机关依赖口供定罪的现状,从而避免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真正实现保障人权的基本目标。但是实践中不仅存在仅凭口供定罪的情形,还存在通过异化口供形式或者形式化口供补强,以规避第55条约束的现象。异化的口供形式,本质上仍然是“被告人供述”;形式化的口供补强规则,是以“被告人供述”为中心形成虚假印证。考虑到《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应当对第55条进行实质解释,既不能通过异化口供来定案,也不能进行形式化口供补强,将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换言之,应当不断降低口供在司法证明中的证明力,积极寻找其他客观性证据,并结合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要求,从而达到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才是《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合理适用。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美国的解释与运用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解释本身存在不周全、不妥贴之处,而且多种解释并存,这造成了事实认定者理解的偏差。在陪审团指示中犯罪构成要件的细化和客观化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提供了方向。"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为犯罪构成要件提供了现实的度量,规范了证明的结果。

论诉讼中的“二元”证明标准

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问题是证据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提出在我国证据法中移植英美法上的“二元”证明标准。本文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反驳理由，并指出，这种移植既无必要性，也缺乏可操作性。

网络犯罪定量证明方法研究

网络犯罪衍生的批量犯罪行为、海量证据造成了侦查机关的取证难与刑事证明的客观具体印证难。出于打击犯罪的需要与解决证明困难等目的,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犯罪数额综合式认定、底线式证明、抽样取证等情形。这些证明方法虽有益于解决网络犯罪“定量难题”,但方法不当适用会带来证明合法性的风险。为此,应构建综合认定法、抽样取证法为基础,底线证明法为补充的适用路径,并以“排除合理怀疑”与允许反证规则予以限制,最终实现网络犯罪定量问题刑事证明的有序性。

贿赂犯罪言词证据的证明力判定标准与采信程序

贿赂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辩解未必导致合理的怀疑。法院应当视被告人举证责任的履行程度而定,根据证据法上经验规则审查来判断辩解的可信度。定罪须排除合理怀疑是指案件总体结论上的唯一性,而并非要求所有的犯罪构成要素均达到准确无疑问。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将提升贿赂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证明力,更有利于法院综合判断言词证据的证明力。沉默权制度与犯罪率、追诉率、定罪率无必然因果关系,沉默权是讯问法治化的标志之一,制定刚性规则来为侦查机关划定合法与违法讯问的界限,更有利于侦查程序的法治化转型。在贿赂犯罪等特定案件的审理程序中,设置英美式的陪审团制不仅可以减缓公诉机关、法院的司法证明风险,也促使贿赂犯罪被告人慎重权衡是否认罪认罚从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