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取向:研究生就业偏好及其影响因素探究

研究基于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及人职匹配理论,对23名刚入职的研究生进行深度访谈,探讨研究生在就业单位性质、薪酬、就业地区、专业匹配度等方面的选择偏好及其背后原因。研究发现:研究生就业偏好特征包括偏好“公家”的单位性质、“高性价比”的薪酬、安逸的地区环境、在专业优先条件下追求稳定等。新冠肺炎疫情后社会经济发展增速放缓导致研究生在就业中具有风险厌恶与趋稳心态,高竞争成长环境催生研究生“躺平”心态,少子化背景下研究生与父母情感联结增强,并得到家庭物质积累及财富转移的托底,以及传统性别观念、研究生专业背景等因素都会影响研究生就业偏好。建议高校在研究生培养中加强多元就业观引导,通过校企联动消除就业中的知觉偏差,增强研究生就业信心,为研究生提供更多创新创业教育方面的指导。

资源主导下基层编制如何动态统筹?——基于乡镇与街道的双案例研究

编制作为中国特色组织管理制度,是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执政资源,为基层政府治理提供基本保障。随着基层事务增加和属地责任增强,无限扩大的行政责任与长期固化的编制之间产生了结构、功能、资源等三大矛盾,急需探索基层编制改革。鉴于此,基于编制分析视角,论文探讨基层政府在编制刚性束缚下,如何积极探索资源整合与编制统筹的创新路径。通过双案例研究发现,基层政府以机构改革带来的编制调整为契机,通过对不同资源(行政资源、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整合,促进基层编制的动态统筹,使编制功能在基层政府治理中得以发挥,这为基层编制改革提供了可行路径。基层编制改革也需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以及治理体制机制的成熟程度对编制统筹的影响。

“编制区隔”的制度逻辑:从结构、功能到本质的分析

机构编制作为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方式,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尽管展现了其制度优势,但却明显存在着“编制区隔”现象。这映射出当前事业编及编外“编”的去向难题,应在新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依据本质决定功能、功能决定结构的演化进路展开制度逻辑分析。“编制区隔”直接源于当前编制结构的行业化模式、混杂性标准和分层化倾向等缺陷状态,而结构缺陷的功能机理在于编制基础、核心或延伸功能的分化、弱化和异化等偏差情形,功能偏差的本质源头则是政治、法律、管理和社会性质的属性割裂、角色悖离及体制冲突等悖向关系。为此,有必要提升编制的规划性、发展性和统一性以纾解编制的时代张力,不仅依据“有增有减”原则进行总量控制和统筹使用,更推行“有进有退”原则而聚焦关键功能并规划分类发展。“编制区隔”探究可以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的同值同酬编制共同体范式提供启示。

编制对公办园教师工作绩效的影响 ——基于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在当前我国严控编制总量的背景下,学前教育发展面临教师编制增量小、持续难等现实困境。澄清编制对幼儿园教师工作绩效的影响,可以为公办园人事制度改革提供实证依据。本研究采用工作绩效量表、薪酬满意度量表和组织认同量表,对吉林省和广东省2079名公办园教师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在编教师的工作绩效、薪酬满意度和组织认同均显著高于非在编教师;在控制了年龄、教龄、学历、职称、专业背景、城乡位置、省份区域等人口学变量后,编制仍能正向预测幼儿园教师的工作绩效,对幼儿园教师工作绩效的直接效应显著;薪酬满意度在编制和工作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编制还可以通过薪酬满意度—组织认同的链式中介路径对工作绩效产生影响。为保证和提高公办园教师工作效率,政府应重视幼儿园教师编制配备,关注非在编教师待遇保障,缩小在编与非在编教师待遇差异。

新时代的机构编制管理:战略定位、辩证关系与改革路径

机构编制管理关系到行政成本的高低和行政机构的效能。机构编制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在于编制配置不科学、不合理,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新时代的机构编制管理需要站在治国理政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平衡“管牢”与“管活”双重目标,处理好事业发展需要与总量控制、“条线”要求与编制管理整体、短期成效与长期成本、编制增加与编制减少、编制管理部门收紧与财政部门宽松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保障、全盘统筹、规划引领、观念更新、机制联动等多维度改革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所出《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译传者

1991年在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一套未知的藏文经书的西夏译本。本文对其中一卷经文的卷首题记进行了解读 ,指出这部佛经是由伽耶达罗 (Gayadhara)和库巴拉拶(Khug_paLhas_btsas)译成藏文 。

编外扩张中公立高校教师编制向何处去?——基于高校非编聘用常态化的跟踪观察

随着事业单位编制严控政策的落实,公立高校编外扩张中的“公平与效率”“留编或去编”的双重悖论形成了公立高校教师编制到底该向何处去的编制之问。本文以“回归性自主”为理论视域,选取H省10所公立高校展开事业单位非编聘用常态化的跟踪研究。研究发现,公立高校存在编外专职扩张的“轻重缓急”和兼职扩张的“双管齐下”状态,体现的是公立高校高层、中层及基层主体用编自主性的行为倾向,以及事业单位变迁中去行政控制的制度逻辑。为此,在编外扩张的价值取向上应推进公立高校摈弃编制标识,自主决定是否将国家编制转变为单位编制,或是将事业编制更替为事业员额,从而在事业单位功能定位的自主回归中形成去编化发展趋势。

声名“变”和“闰”新证

《宋史·乐志》摘录了蔡元定《燕乐》一书"七声高下"中的声名"变"和"闰",自王光祈《中国音乐史》(1934)解释其为"‘变’为‘清角’非‘变徴’,‘闰’为‘清羽’非‘变宫’"之后,历来争论不休。前不久,赵玉卿发表了《"燕乐音阶"申论》一文,文中对蔡元定《燕乐》书中提出的"声由阳来,阳生于子,终于午"又专门作了解释,认为此即《史记·律书》"生钟分"的"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之三分损益前七律,也就是"宫生徴、徴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变宫、变宫生变徴"的七声。故蔡元定所说的声名"变"和"闰"确实为"变徵"和"变宫"的简称。

几则明、清、民国文献之释“变”、“闰”

关于"变"、"闰",明清时期已有前贤加以讨论。本文对明代倪复的《钟律通考》、清代胡彦升的《乐律表微》、凌廷堪的《燕乐考原》、江永的《律吕阐微》、陈澧的《声律通考》等五种著作中阐释蔡元定《燕乐》的相关论述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同时还考察了民国时期童斐的《中乐寻源》、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许之衡的《中国音乐小史》、王季烈的《虫寅庐曲谈》等四种著作对"变"、"闰"的解释。通过梳理与分析可知:明、清、民国时期关涉"变"、"闰"的文献中,除个别解释不太确定外,一般将"四变为宫"之"变"释为"变徵","七闰为角"之"闰"释作"变宫"。若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从唐宋、经元明清至民国王光祈新论产生之前的相关论述,均作此解。

庇护主义与政府编外人员的策略行为

治理负荷的增长与治理资源的短缺是编外人员增长的重要原因。在基层政府中,编内人员与编外人员共生共存的人事安排为庇护主义提供了制度空间。通过对Z市公安机关的实证分析,发现在庇护机制的作用下,警察和辅警结成松散的利益共同体,诱发了辅警的狂热者行为、机会主义者行为、保守者行为与观望者行为四种策略行为,并在不同程度上异化了公共部门的价值取向。这种庇护主义因袭了传统中国官吏分途的历史基因,同时也是中国科层组织长期停滞的重要根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叙事话语中,加强科层结构的正式化建设无疑是根除庇护主义的重要选项。

“从络辨治”中风麻木后遗症进展研究

目的:探讨"从络辨治"中风麻木后遗症所取得的进展。方法:通过对36例中风麻木后遗症患者运用中医"从络辨治"病机理论辨治取得进展情况进行总结。结果:中风麻木后遗症患者遵循中医"从络辨治"理论进行辨治,36例患者中有14例患者服用中药三剂麻木症状减轻,服用一疗程治愈21例,好转13例,服用第二疗程共治愈32例,好转2例,总有效率为94.44%。结论:中风麻木后遗症患者通过运用中医"从络辨治"理论进行辨治,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中国政府人员规模问题研究:回顾与展望

中国政府人员规模问题始终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既有研究一般仅关注编内人员或编外人员,未能意识到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文章认为,以是否具有编制为界线,应当将政府人员规模区分为显性规模与隐性规模,并以这种二分结构来审视当前的政府人员规模研究。显性规模方面,争论焦点在于编内人员规模偏大还是偏小,兼顾显性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隐性规模方面,在展示基本现状的基础上,重点在于从制度与历史两条进路探究其发生与膨胀的原因。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包括:视角上,对显性规模与隐性规模进行整体性分析;内容上,构建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人员规模问题研究;方法上,做案例的跨区域比较研究和动态性追踪研究。

“编外管理编制化”能否抑制基层政府的“编外膨胀”?

编外人员是基层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较于其他层级政府,基层政府具有较为明显的“编外膨胀”问题,其对基层治理产生了负面影响。以江苏省J市B镇为例,通过分析基层治理中编制刚性与治理任务、编制配置与基层需求、人才需求与个人发展、科层惰性与治理要求之间的矛盾,探究基层政府“编外膨胀”的发生机理。根据B镇编外人员管理调整的实践,归纳出“编外管理编制化”的方法。基于实证分析探究“编外管理编制化”能否有效抑制基层政府“编外膨胀”。在肯定B镇“编外管理编制化”的基本成效的基础上,得出基层政府编外人员总量控制下局部依然膨胀的结论。针对基层政府编外管理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整合细化编外岗位、精准控制财政支出、推进特定岗位市场化改革和建立基层政府职责清单的优化路径。

系统观念下的地方政府编外用工改革研究

地方政府编外用工改革是推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推进依法行政和提高行政效能的应有之义。现有的编外用工改革探索在经验和理论层面均有所发展,但仍存在不足:一方面,既有实践存在“一刀切”和“等待”的治理倾向,改革依然任重道远;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存在视角单一化、观点碎片化问题,难以为编外用工改革提供整体性指导。文章以系统观念为指导,尝试对地方政府的编外用工改革进行整体性研判进而回应改革进程中的经验和理论困惑:首先,从政府和编外群体视角剖析编外人员长期存续的底层逻辑,阐明编外用工的复杂性;其次,基于招录、执行和管理三环节梳理编外用工的系统性问题,展示编外用工改革的必然性;再次,探讨改革探索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政府层面与社会层面的“隐忧”;最后,尝试基于前述内容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我国政府人员规模研究——基于效率和公平双视角的考量

已有文献主要基于经济和效率视角来研究政府人员规模的大小。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两个地方政府的理论模型分析效率和公平双视角下的政府人员规模,并利用2004-2013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验证,试图比较效率和公平视角下政府人员规模的区别。研究发现,追求效率还是追求公平会影响地区间的编制分配,在公平原则下,欠发达地区的最优政府人员规模更大,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政府编制分配实行的是效率原则,发达地区获得了更大的编制份额。同时,相对于非省会城市和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和东部地区城市获得了更大的编制倾斜,说明了我国编制分配中的地缘特征和人治色彩。

编外扩张的源头治理:历史、制度及价值分析

机构编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制度,体现出政党治理、集中治理等制度优势,但也存在着编外扩张的"管"或"放"、"异"或"同"以及"去"或"留"等悖论。对编外扩张进行源头分析,可以发现在历史渊源上,编外扩张呈现出"老人老法、新人新规"的历史轨迹;在制度根源上,单位变迁趋势下存在编外扩张的成本迭代控制及制度偏差;在价值本源上,国家治理取向下存在编外扩张的行政效率极化及价值偏离。而对编外扩张源头予以反思,可将其归结为以要素割裂化为特征、以高速度为目标的发展型体制逻辑。由此,在高质量发展主题下,应实现从新人新规到适才适岗、从成本控制到资源统筹、从行政效率到治理效能的治理转向。源头治理分析尝试从历史、制度及价值源头探究编外扩张难题,探寻编外扩张治理对中国特色机构编制改革的启示。

刚性约束与自主性扩张——乡镇政府编外用工的一个解释性框架

财政供养人员的"只减不增",与基层政府工作量的"只增不减",是基层治理中一对突出的矛盾。对粤北S县的田野调查表明:乡镇政府编外用工是压力型体制下的无奈之举,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乡镇在面对复杂任务时的能动者角色;它们发展出一套基于基层自主性的扩张策略,使得国家治理链条的最末端也充盈着自主决策的元素。自主性扩张的解释框架有助于我们管窥大国治理中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洞察集权与分权之间的逻辑,审视乡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角色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