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40年代中美苏三国在中国新疆的博弈

20世纪40年代,在由二战走向冷战的世界大格局下,中国的新疆地区也逐渐成为美苏争夺的对象和中美苏三国角逐的舞台。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从二战期间在中苏争夺中息事宁人,到冷战期间企图扶持新疆地方势力,在新疆建立反苏反共政权,但最终遭到失败,退出新疆;苏联二战期间一度被中国逐出新疆,冷战期间与美国争夺新疆,最终支持中共解放了新疆;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共在这一时期为确保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最终确保了中国国家的统一和对新疆的主权。

中美经贸关系的新格局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本文认为,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三大特征,即经贸纷争常态化,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安全化,相互依存深化和对称化。中美经贸关系的上述特点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经贸关系将继续支撑双边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中美关系一个主要的纷争之源,中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博弈能力得到提升,美国在非经贸问题上对华使用经济杠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都会下降;但是由于中国对美国的总体依赖仍然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美国仍会不时地利用经济杠杆来影响中国的经贸政策,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

20世纪美国的文化渗透与苏联剧变

苏联解体与美国的文化渗透存在着因果关系。在思想源头上推行意识形态弱化论、在文化源头上动摇传统俄语语言规范、在学术研究上推动全球化理论问题研究热潮、在大众生活领域抢占文化生活空间、在国家政治策略上实施非暴力政权更迭战略,是美国对苏联文化渗透的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其突出特点是形式温和、手段细腻、影响广泛、过程持久、途径便捷、外呼内应。

20世纪50年代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核策略

核武器是影响冷战的重要因素,在美苏互动、联盟关系等方面,核武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苏同盟在冷战期间被美国视为重大威胁,为此采用了"以压促变"的对抗性楔子战略,主要表现为安全施压和经济施压两条路径。核威慑是美国对华安全施压的重要手段,也是促使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重要原因,通过反事实推理与过程追踪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检验美国核威慑对于分化中苏同盟的作用。核武器具有巨大杀伤力和高度敏感性,对于联盟关系的影响深刻而复杂。中苏核合作与中苏同盟互为影响,中苏在核合作方面存在供需矛盾,苏联对中国发展核武器既援助又限制的态度导致双方在核武器合作方面矛盾不断,成为中苏同盟关系恶化的重要根源。随着中苏同盟关系的恶化,核武器又扮演了重要的助推因素。尽管美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对华核威慑对分化中苏同盟的重要作用,但却产生了巨大的非意图性后果,由此也使得冷战期间核武器在中美苏战略互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30年代苏联妇女角色及性别关系变迁——以“妻子运动”为中心的探讨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展开,苏联兴起了一场广大妇女志愿从事教育、文化和社会服务工作的所谓"妻子运动"。其主要由精英阶层妇女们发起、其他阶层妇女广泛参与,参与者被称为"女性社会活动家"。她们举行集会、出版刊物、开展促进社会公益和家庭福祉的各类活动,承担了作为母亲、妻子及"苏维埃新女性"的多重妇女角色。"妻子运动"使广大妇女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逐步实现了独立和解放;也使女性在两性分工合作中的参与范围得到拓展,剩余劳动力得以合理利用,男性工作负担也得以减轻,夫妻彼此能够共同进步,从而调解和重构了性别关系,促进了社会性别观念的更新。

朝鲜战争前的美苏朝中

朝鲜战争是二战结束后最大的一次局部战争。在这次战争中,由于国家利益、政权性质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各参战国的行为大相径庭,而这又直接影响到它们对待战争的态度。文章主要通过对战争爆发前几个主要参战国的考察,揭示朝鲜战争爆发的背景及发展为国际战争的原因。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对策调整

冷战以来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敌视和猜忌使美国政府认定,中国拥有核武器会对其国家安全和全球战略利益构成巨大威胁。对美国政府解密外交档案的研究表明,尽管美国对中国发展核能力的对策制定一直受冷战格局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羁绊,但最终仍完成了从敌视到承认的政策转变,体现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在核政策上不得不转而采取较为现实和灵活的态度。

冷战时期美苏环境保护合作历程探析——以《美苏环境保护合作协议》为中心的考察(1969—1979)

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跨国环境合作,从微观上来看是美苏两国在环境保护和治理层面上进行的经验、制度和措施的交流;从宏观层面来看,涉及到对环境保护的认知、环境外交定位以及战略互信等诸多因素。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美国环保主义运动发展、政府对外战略调整的背景下,尼克松政府将环境问题纳入到对苏缓和的外交议程中,通过《美苏环境保护合作协议》促进美苏双边关系全方位转向缓和,以维系美苏之间的相对均势。然而,受制于两国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不同认知和尼克松对环境外交的定位以及双边战略互信等因素,美苏环境合作之路坎坷且曲折。

社会主义阶段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

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早就预见到社会主义将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是有许多中间站(即发展阶段)的漫长过渡过程。列宁将社会主义变为现实,也曾预料将会有长久的阵痛时期,在希望缩短而引发危机时,果断地实施过渡期可能为10—20年的新经济;斯大林等后续者弃而另谋,不甚切合实际,戈尔巴乔夫虽然明了弊病,但其改革也不合国情,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唯有以邓小平为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探索实践,造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崛起的辉煌。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与中美关系

1961年1月至1962年7月召开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又称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是处于冷战对立局面的中美两国寻求一定程度妥协的一个显著例子。但是为何中美在日内瓦会议的相对缓和,并没有导致两国关系的和解呢?中美两国最新解密的档案表明,其原因在于权力政治的因素。北京和华盛顿都认为老挝并不处于其战略和安全利益的核心,因而都愿意在老挝问题上达成妥协,不愿为此卷入军事冲突。但是对美国而言,肯尼迪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地位。出于视共产党中国为非理性、富有侵略性和毫不妥协的这样一种知觉(perception),肯尼迪认为中国国力的上升对美国战略和安全利益构成的威胁要大于苏联。对于中国而言,中国领导人也清楚意识到保持反美姿态的战略效用。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通向大国的途径并不来自与美国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