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传记的多元化衍生

作为现存最早的屈原传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虽是后世文人学者勾稽屈原生平的重要文献,但仍存在叙事抵牾的现象,而这些叙事漏洞造成了屈原生平的空白,为后世留下多重解读其身份的空间,甚至出现了质疑其真实性的声音。为此,后世文人在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如东汉刘向注重叙述细节,搭建完整的故事框架;班固、王逸、洪兴祖等人则依据不同的创作理念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以差异性改编,择取不同的材料对屈原生平故事进行区别化处理,从而共同推动了屈原生平故事的多元发展。

《离骚传》窜入《屈原列传》辨

《屈原列传》于叙述上有所不通,因此引起一部分学者怀疑。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以为是后人将刘安《离骚传》窜入《屈原列传》。由文献比较来看,班固《离骚赞序》、王逸《离骚经章句序》皆有简化《屈原列传》之痕迹,而今本《屈原列传》基本上与班固、王逸所见之本一致,其中包括汤氏所认为窜入之两段。由此可知,司马迁所作《屈原列传》已经对《离骚传》加以采取。又,汤氏以窜乱说为基础而解决《屈原列传》中诸疑义,以此而佐证窜乱说。详考之,汤氏所举之疑义或不存在,或对疑义之解决亦尚难成立。

东方朔《七谏》承袭《屈原列传》考论

《楚辞》中所收东方朔《七谏》创作时间不明,而东方朔又与司马迁同时,则其《七谏》中所叙屈原事迹究竟承袭《屈原列传》还是独自创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汤炳正以为东方朔未见《屈原列传》,故《七谏》与《屈原列传》之异多为东方朔之误。今比较二文,可发现《七谏》中关涉屈原之史事、史评、言语以及叙述顺序,与《屈原列传》都大量相同或相关,这种相同非偶然可以解释,可知《七谏》应有承于《屈原列传》,而《七谏》之作大抵在公元前91年至前88年,而胡适、何天行、汤炳正诸学者关于《屈原列传》伪作或窜乱之说皆不可靠。

《史记·屈原列传》《新序·屈原章》《离骚赞序》《离骚经章句前序》关系考——兼论屈原使齐次数与被谗原因

《屈原列传》《新序·屈原章》《离骚赞序》《离骚经章句前序》是研究屈原生平的最重要资料,但是他们之间的文献关系还缺乏准确的认识。通过对四种文献逐句逐字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他们在史料选择、史料排列、句式结构和词汇组合方面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这四种文献实际上是具有承袭关系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序·屈原章》是刘向承袭《屈原列传》而又加以补正的成果,因此它异于《屈原列传》的史料就更有价值。屈原使齐的次数、遭馋的原因,《新序·屈原章》有不同于《屈原列传》之处,通过考察,可以看出刘向所录实际上更加合乎事理,那种主观地以《屈原列传》而否定《新序·屈原章》史料的做法是不妥当的。

《屈原列传》的叙事分析

《屈原列传》极其成功地塑造了光辉的屈原形象,这和司马迁所使用的绝妙而复杂的叙事技巧有关。司马迁通过概述与省略、停顿、场景这三种叙事节奏的出色运用,将各种素材极其巧妙地组合为一个整体,从而成功地凸显了屈原伟大的悲剧英雄形象。

沈亚之与《屈原外传》

《屈原外传》是根据古代传说和文献"组合"而成的逸事性作品。考其资料大致来源于唐前,但今所见最早著录《屈原外传》一文的是明董说《七国考》一书;全文载录并署名其作者为唐沈亚之的,是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一书。对于沈亚之是否著有《屈原外传》本文认为应该存疑。

司马迁对屈原评价再阐释

《屈原贾生列传》的赞语最能体现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争议也最多。历来大多观点认为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是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又到肯定的变化过程。但结合屈原、贾谊和司马迁三人的人生经历、所处时代分析,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是肯定的。赞语中司马迁并没有同意贾谊《吊屈原赋》的观点而去责怪屈原死守楚国,而是曲折地表达了司马迁对战国政治自由之风的向往和专制皇权下身不由己的感叹。

《屈原贾生列传》的屈原部分与历史剧《屈原》的叙事比较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屈原部分与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叙事上有联系与不同,时代相差久远,其主题表达侧重不同,因而对于屈原艺术形象的塑造侧重点不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两位屈原性格各有特点。叙事内容上有明显的差别,叙事技巧的选择依托文体,两篇之间也有联系,应用侧面烘托方式,对于两者的叙事方式进行比较,加深对屈原的认识,在跨越千年的两部作品的异同比较中感受两种体裁叙事的不同,感受不同时期作品对同一人物塑造的差异。

“士尚志”与《史记》士人传记的书写

《史记》在书写士人传记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士阶层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并不断发展的结果。士人以“尚志”为特征,有着充分的生命自觉,人之一生成为一个值得欣赏、书写的审美对象,以“志”之确立、实现为线索,士人的一生行事也便于整合为完整的叙事。孔子重视“志”对于人生的领率作用,已经有省察、观照人生的意识,屈原抒写行志过程中的挫折、情绪,其诗歌具有强烈的自传性。在思索命运时,他们都援引古人、穷究天人,形成一种叙述士人生命历程的典型范式,为司马迁的传记写作提供经验。司马迁特别关注士人为行其志而做出的倜傥非常之事,在古今、天人的视野下探究命运的形成,为士人异彩纷呈的生命写照传神。

《元曲纪事》曲家小传订误

王文才先生悉心研究元曲多年,《元曲纪事》即是他多年从事元曲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的成果。《元曲纪事》已两度出版,得到读者的关注和好评。但因此类史料出处较多,出现疏失在所难免。今就《元曲纪事》小传部分所涉人姓名号、地名、官名、题名、时间及有关史实之误,举而订正,或可使之臻于完善。

论《史记》屈贾合传的原因

司马迁合传屈贾的原因既是屈原与贾谊的超前的政治家身份,同时又是敢于犯言直谏的有良知的辞赋家或作家身份,屈贾以辞赋为武器,将超前的政治进行到底,体现了人类的良知。司马迁合传屈贾客观上也反映了在大一统形势下、在君权无限的重压之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生存悲哀,谴责和鞭挞了秦汉确立的大一统君主独裁政治。硬说司马迁是有意略写屈贾政治生涯是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实际内容不相符合的。

“不容自疏”疑读综论

本文就前人有关《史记·屈原列传》中“自疏”句读归属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梳理和综述。在此基础上对王念孙“濯淖污泥四字同义”的论断作了进一步讨论；并从“自疏”的意义及搭配、“濯淖”的意义理解以及《屈原列传》窜入刘安《离骚传》问题三个方面对“自疏”属上读作了进一步论证。

唐代诗文研究三题

《长恨歌》中“渔阳鼙鼓动地来”中的“渔阳”,自来皆以地名作解,这种看法似是而实非。检讨文献可以发现,“渔阳”非止有地名之义,还有作为军中鼓乐曲名的另一种意义,用以指曹魏时祢衡所鼓的征鼙鼓乐———“渔阳掺”。在《长恨歌》中,“渔阳”即应主要作此理解。又,《全唐文》卷686录有《送陆鸿渐赴越序》一文,被编入皇甫卷中。通过考察,可以确认此文乃皇甫冉《送陆鸿渐赴越》一诗之序而被《全唐文》误编为皇甫之作者。此外,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首著录沈亚之《屈原外传》,为《沈下贤集》所未收,考诸文献及沈亚之生平,此文应为沈亚之的佚文。

中国诗歌鉴赏史上第一篇完整系统的鉴赏文刍议

中国的诗歌鉴赏早已有之。但今天所见到诗歌鉴赏史上第一篇全面系统的鉴赏文,应是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对《离骚》的鉴赏。司马迁对《离骚》这篇作品的鉴赏,首先介绍作者生平;其次交待社会背景;再次解释作品题义;复次探索作者心理;再有分析作品内容;然后总结艺术特色;最后揭示作者与作品之关系、对作者和作品给予高度称赞。司马迁对《离骚》的鉴赏为后人鉴赏诗歌开辟了一条正确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