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发展及自由呼吸——读王吉鹏《家乡的水牛》散文编

王吉鹏《家乡的水牛》散文编,既是自传体个人奋斗历程的抒写,又是“纪传体”群体形象的塑造。《家乡的水牛》散文编记录了一代知识分子整体命运的沉浮,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将知识分子个人命运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民族复兴的国运紧密相连,揭示了亲情、爱情、乡情、友情、师生情以及师恩对一个人精神上的哺育滋养的重要性。这应是作者笑对苦难、战胜命运的力量之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中国作家自传与他传虚构之具体成因比较

“自传”,是作者自叙生平的一种文类;“他传”,是作者叙述他人生平的一种文类。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无论是就自传,抑或是就他传而言,都曾爆发过一场写作热潮。考察这一时期现代中国作家们的自传文与他传文创作,无论是他们的自传创作,抑或是他传创作,“虚构”都是无法避免的。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现代中国作家们的自传与他传书写之中,“虚构”所出现的“具体原因”,却并不尽然相同。

人物传记资料本体构建与可视化——以《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为例

人物传记资料对于传承历史文化、弘扬榜样精神具有重要价值,其深度知识挖掘和价值释放需要全面、深入的知识组织方式。本文以《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为例,通过本体复用和文本挖掘构建人物传记资料本体模型,借助自然语言处理和本体编译工具实现传记文本实体抽取、本体实例化和可视化;最后从知识导航与检索、语义标注与关联、知识推理与发现等方面探讨本体功能,以期为关联化、智慧化的传记资源组织和多载体、多主题的知识融合提供参考。图6。表3。参考文献32。

社会学的传记取向：当代社会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20世纪80年代前后,传记取向成为社会(科)学中众多转向或取向的一种。相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芝加哥学派引领的传记研究,这一取向的范围更为宽广。它关注个人经历、历史与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反对奉实证主义为圭臬的社会科学研究,重视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一取向消解或者说超越了传统的二元论或二分法,促使社会学家反思自己的概念架构、研究方法以及书写实践。虽然在晚近的发展中,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自传/传记社会学这一具有分支学科性质的指称,但这一取向还是"浮现中的实践",尚处于晚熟状态,因此还存在不少争议,布尔迪厄甚至从根本上将传记视为一种幻觉。随着"传记时代"的来临,传记社会学势将成为一个开创性的研究领域。

从“生活史”的角度看教师教育

随着“质的研究方法的日渐兴起,“行动研究、“个案研究、“田野研究、“案例研究等思想和做法正越来越多地被学者们应用于教育研究过程之中,教师个人生活史也受到越来越多教育学者的关注与重视,成为教师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生活史研究重视教师的日常生活故事,包括重视这些生活故事的内在情节,不以抽象的概念或理论压制教育生活的情节和情趣。这种研究,让叙事者自己说话或让故事本身自己显露出它的意义。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

《五柳先生传》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多被人们看成为陶渊明的自传,并影响了后人对陶渊明的认识,但实际上,《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的“自况文”,是其综合历代贤人而创造出来的一个理想人物。认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更真实地把握陶渊明的形象特性。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论郁达夫传记文学的“文学”取向

郁达夫有关传记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并未受到深入的、充分的认识。在传记文学的理论提倡方面,郁达夫具有文学自觉,主张把传记文学与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在他传写作方面,他对传主的选择包含了某种身份的认同,除与传主进行直接的交流或单独的抒发外,作品一般也体现了作者与读者沟通交流的意向。在自传写作方面,他注意选取关键性事件,侧重表现"内心的变革过程",有意回避宏大的历史叙述而注重重要生活画面的描绘,对叙事视角和叙事话语的运用也体现了进行叙事实验的艺术自觉。总之,郁达夫强调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并且身体力行,大胆尝试,这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从库切的《福》看传记性叙述的双层困境及对策

库切的《福》同时展现了自传性叙述和他传性叙述,尤其是对异文化的他传性叙述的困境。白人女性苏珊的自传性叙述建立在叙述相关他者——男性克鲁索以及男性他族星期五——的故事基础上;同时,苏珊寄希望于福为她提供一个他传性叙述来帮助她抵达自我本质。可是,星期五的无法言说、克鲁索的不想言说以及福的任意改写使努力进行自传性叙述和催生他传性叙述的苏珊成为了"一座空洞无物的语言房子"。《福》展现了库切对传记性叙述困境的深刻认识,并指出了一条希望之路,预示着库切的后续传记性作品的写作策略选择。

理论、类别和媒介——第十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综述

以“传记/自传文学:理论、类别和媒介”为主题的全国第十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于2005年11月4日至7日在重庆北碚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名专家学者,就传记/自传的理论、传记叙事与图像、网络等媒介的关系等问题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围绕图像和画传以及网络作为媒介与自传/传记写作的关系、日记作为传记写作的研究以及华裔美国自传的专题讨论,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和强烈关注。

儿童视角 自传 隐喻——《芒果街上的小屋》的民族身份建构策略

美国的非裔、华裔、犹太裔和印第安文学都已成功地从边缘走向中心,西语裔文学也不甘示弱,他们积极探索独特的文本策略以寻求建构自己的民族身份。墨西哥裔小说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就是西语裔文学的领军人物,她平实而简练的语言背后,迸发着她的雄浑有力的西语裔声音。该文通过解读她的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挖掘作家进行民族身份建构的三种积极策略:儿童视角、自传和隐喻。希斯内罗丝把这三种策略巧妙地编织在文本中,三者交相辉映,相映成趣,使得她的作品成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的一朵奇葩,从而在当前美国少数族裔百家争鸣的时代发出了墨西哥裔的强烈的声音,从而建构了墨西哥裔独特的民族身份。

胡适“自叙传”说与20世纪红学

传统史学意义上的“自传”观念是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等考证派学者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基本信念。这种实录观念忽略了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不恰当地把小说情节反过来当成历史考证的证据。而周绍良等的“二书合成”说将导致红学的转向，使红学突破机械的现实主义价值模式，从而关注于作家对意象的营造、主体性的呈现。

论《三国史记》列传中的女性形象——兼谈金富轼的女性观

高丽时期金富轼编撰的《三国史记》列传中不仅记载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宿将、名臣、文人、逆臣,还极为难得地出现了一些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尽管所体现的类型不同,但都是基于儒家道德规范而凝练成的典范,其身上蕴含着浓厚的时代教化意义,并进一步反映了金富轼的女性观。

弗洛伊德与传记写作

在这篇短文里,作者威廉·舒尔兹博士(WilliamToddSchultz)介绍了弗洛伊德对西方现代传记与自传多方面的影响,涉及到许多传记理论热点问题,比如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关系、传记的自传性、后现代的自我观念以及理论的自传性等问题,颇值得一读。这篇短文最早出现在《传记写作百科全书》(MargarettaJollyed.,TheEncyclopediaofLifeWriting,FitzroyDearbornPublishers,London,Chicago2001)。原题为:"FreudandLifeWriting"。译自舒尔兹的个人网站:http://www.psychobiography.com/articles/freud.html。威廉·舒尔兹,心理学博士,男,现为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PacificUniversity)心理学系副教授,是当代非常活跃的心理传记家与理论家。

《牛天赐传》:作为自传的老舍小说

《牛天赐传》是一部成长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老舍处理个人生命经验的文本,是老舍戴着牛天赐的面具,对自己的精神世界的速写。老舍在这篇小说中,可能比在散文、自传性作品中更为真实地讲述了自己童年的经验。在老舍为数不多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文字里,仍能找到两种基本的心理意向:被弃和得救。《牛天赐传》是老舍生命初始经验的隐形书写。

当代科学家传记文学概观

科学家传记文学以其独特内质和鲜明倾向别树一帜 ,是正在努力倡导科技进步的当今社会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现象。该文对当代科学家传记文学创作进行了一番宏观扫描 ,并横向选取吴崇其的《林巧稚》和林洙的《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社会文化框架下的外语教师专业发展探析

在社会文化框架中,外语教师专业素质的发展建立在教师专业知识,教师经历,教师学习以及教师职业观和职业道德等因素的基础之上。本文探讨构成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各因素及其在社会文化框架下的内在联系,以期从中得到启示,进一步深化外语教学改革,使外语教学更好地服务于学生和社会。

情与理的不同彰显——《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悲喜异态原因新探

文章首先比较了《儿女英雄传》和《红楼梦》中所要彰显的"情"的不同含义。同时分析文康与曹雪芹对待"情"的不同态度。文康是将"人情"与"天理"对举,以"天理"规定"人情",以"人情"彰显"天理",人为地消弭了"情"与"理"之间的二元对立与矛盾冲突,并在"儿女"与"英雄"的完美结合中,走向喜剧的结局。而曹雪芹的思想则要复杂得多,简单地说,他是在"情"与"理"的对立中凸显了人生的悲剧,这也是造成两书悲喜异态的重要原因。

茨威格的传记文学观

茨威格因所受的教育和接受的影响等原因,形成了他特有的传记文学主张,其观点主要散见在其作品的"序言"、"前言"和文本中。他认为历史应该是人类进步的历史、文明的历史,而不应该是民族史、战争史。瞬间决定历史、细节决定成败。往往选择失败者或充满悲剧色彩但却保持着崇高精神的人物作传主。主张传记作者要坚持对材料"存疑态度",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力求精炼。他十分重视传记文学的作用。

建国以来《游侠列传》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学者围绕《游侠列传》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八十年代以前研究颇有政治化倾向,八十年代以后人们更多地从历史学、文献学的角度研究司马迁的游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