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法视角的语篇分析探索——以Blackmail为语料

以往的语篇分析大多从功能语言学着手,更多地强调显性衔接这一手段。为探索语篇分析的新途径,文章尝试从认知语法出发,利用详略度理论对语料《高级英语》Blackmail中的五个回合进行逐一分析。通过利用隐性衔接来指导语篇教学,为语篇分析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话轮转换与权势关系在Blackmail中的体现

Blackmail是加拿大作家Arthur Hailey的小说Hotel中的系列故事之一。近年来我国学者(章永兰,2005;黎清群,2008;康响英,2008;刘宝岩,2009)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展开研究。本文试从话轮转换的角度来研究小说中的人物对话。

从“非法索财型”信访案件的刑事定性看信访工作法治化

对“非法索财型”信访进行准确的刑事评价是信访工作法治化的必然要求,不仅有利于统一司法裁判,而且能够有效维护信访工作秩序。信访人通过越级上访、重复信访等方式向信访机关索取财物的行为具备构成寻衅滋事罪或敲诈勒索罪之可能,司法机关对此应当审慎研判:一是要厘清“非法索财型”信访与行使权利之间的界限,二是要对非访行为扰乱信访工作秩序的程度进行综合判断。面对非访行为,各地信访机关一方面要全面改进统计、通报、考核工作,推动信访工作监督追责法治化;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信访工作专项资金使用方案,推动信访工作办理法治化。

基于中文文本相似度评估的情感勒索话语检测系统

情感勒索是通过情感压力迫使周围人听从自己要求的交流方式,容易导致对方的负面情绪甚至心理问题从而影响交流效果。为了检测日常交流场景下的情感勒索话语进而改善交流效果,开发了基于中文文本相似度评估的情感勒索话语检测系统。首先,基于Susan Forward的情感勒索理论标注收集到的数据,构建情感勒索语料库和测试集;其次,分析情感勒索的表达方式,分别基于词性和语义词设计文本相似度评估方法,进而形成基于中文文本相似度评估的情感勒索话语检测算法;然后,在构建的数据集上开展实验,该算法获得的平均recall与F 1-score分别为95.21%和79.95%,优于对比算法;最后,基于该算法开发情感勒索话语检测原型系统,系统在不同测试条件下的平均recall为87.24%,展现出良好的鲁棒性和检测性能。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边界研究

由于实务中案件情况复杂,加之法律本身固有的滞后性,行为人的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之间存在着一条并不明晰的界限。为厘清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边界,通过研究相关案例,分析实务中过度维权入刑的司法现状,从知假买假者的身份认定、维权依据、索赔数额和维权手段几个角度解构司法认定争议,尝试划清两者界限。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认定,应当在法益价值衡量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市场秩序现状、公众法治意识、维权成本与权利救济途径,谨慎入罪。

一个新的安全且高效的电子现金系统

H.Xiaosong和T.Chik How在ITCC’05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基于ACJT群签名的电子现金模型,效率和安全性很高,但却不能用来解决敲诈和其他的匿名性相关问题,如洗黑钱,不能事前处理二次支付,不能降低存储需求,不能实现可分性。为此通过以下方法来改进他们的电子现金系统:利用别名证书来防止敲诈;利用商家与用户的验证来事前避免用户的二次支付;加入有效期以减少存储空间;提供电子现金的类似可分性,同时也给出了安全性和效率的分析。

法律与道德的理性反思及其批判——以“挟尸要价”行为分析为切入点

"挟尸要价"行为的责任归咎是道德与法律内在交织与相互博弈的现实体现,法律与道德的内在界限并不是阻却二者的天然屏障,达致公众认同的秩序效果暗合了二者内在的价值沟通。"挟尸要价"不属于民事或行政违法行为,从现有的规范性体系进行考察,因其应受刑罚惩罚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而理当划入犯罪圈的调整范畴。该事件的归责背后潜伏着诸多隐忧,厘清责任承担主体并正视现已揭示出的现实问题,既是法治时代对正义价值的呼唤,也是预防今后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当然选择。

“先因型”敲诈索财行为的罪与非罪

关于“先因型”敲诈索财行为的性质界定,应当贯通民刑思维,从法秩序整体全面审视索赔事由、索赔数额和民法的关系。在索赔事由方面,依据法律有无明确规定,可以将其划分为“法定权利行使”与“法外索赔主张”两种类型。在索赔数额方面,索赔数额高低与财产法益相关联,需要明确索赔数额的限度。在索赔限额内,“法定权利行使”没有侵害财产法益;“法外索赔主张”虽然欠缺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他人“法律上不为主张”或“事实状态维持”的利益,但如果“危害不大情节显著轻微”,那么刑法介入就需谨慎。逾越索赔限额,以胁迫方式天价索赔的行为,对超额部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认定。

基于情绪勒索理论的酒店基层员工破坏行为研究

从情绪勒索的四个维度展开分析,深入探究情绪勒索与酒店员工破坏行为的相关性。研究显示,企业维度中晋升、加薪、福利以及工作条件四个因素对诱发破坏行为的影响较大;在同事维度中,同事间的相互关系、组织团结对于诱发破坏行为的影响较大;顾客方面,顾客特权以及传统观念相比较是造成员工破坏行为的主要因素;在家庭维度中,员工对于家庭和谐较为重视,这也是该维度导致破坏行为的首要因素。因此,酒店在改善情绪勒索因素时,应结合各因素的重要性,合理分配资源。

敲诈悖论的意蕴及价值

我国通说从被害人处分自由的瑕疵去说明敲诈勒索罪的可罚性,敲诈悖论揭示了信息敲诈的犯罪化与自由主义者坚持的危害原则之间的深层冲突,该议题并未引起我国学者的重视。借鉴底线理论为胁迫和开价划定界限,只有使他人可期待的处境变差的威胁才能被贴上胁迫的标签。强自由主义逻辑下必然得出信息敲诈出罪化的结论,而道德主义和家长主义所主张的剥削原则能为信息敲诈的可罚性提供辩护。根据剥削原则,信息敲诈的可罚性在于敲诈者利用他人而不当获利。反思信息敲诈犯罪化的正当性时,对自由主义、道德主义和家长主义进行调和是必要且合理的。以曝光媒体、投诉等合法手段为威胁向商家索要财物的案件都不成立敲诈勒索罪。

政府的“勒索”和“后台”的反抗——詹姆斯·斯科特农民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论范式

斯科特的农民道义经济学理论注重农民纯粹利益考虑之外的道德伦理涵义,使农民学研究更加注重社会运动的社会价值取向;但是斯科特绝对化地将国家或政府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定位为"勒索者",以及对农民"后台"反抗方式的过分醉心,暴露出其西方中心论视角历史单线发展模式的结构性局限。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到《弱者的武器》,其研究范式在发生重心转移的同时,由于忽视了对历史动态进程的把握而呈现理论倒退。

网络媒体权力寻租的表现、原因及对策

网络媒体权力寻租现象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探讨了网络媒体权力寻租的典型表现、存在原因,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立合理、规范的市场化运作流程,确立与控制流程腐败风险中的关键节点,构筑权力与资本交易的防火墙;梳理内部管理制度,加强人防与技防的双重监督,保障数字信息、技术管理权限的合法使用;提高从业者对媒介"社会公器"角色的领悟,深化他们对媒体公共性内核的认知,自觉抵制网络寻租行为。

试论明代官吏对宗室犯罪的影响

明代的宗室犯罪原因复杂,笼统地说,它与落后的分封制度的推行是分不开的,具体而论,宗室犯罪则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或因为辅导官的失职,或由于王府下人的诱导,也有亲郡王管理的问题,但礼部、地方布政司、府、州、县等衙门的官吏以及奉差至王府的官员,他们在参与处理宗藩事务过程中,对宗室利益的损害,也是导致宗室犯罪的重要因素。

警惕国际贸易中的质量讹诈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欺诈案件时有发生,除了现有国际贸易资质欺诈、合同欺诈、价格欺诈、信息欺诈等几种形式外,国际贸易欺诈还出现了新的方式——质量讹诈。质量讹诈是国际贸易公司在中间业务中以质量问题为理由,以无中生有、威胁恫吓为手段,强行向他国进口商或者出口商索取财物的行为。对于外贸质量讹诈,中国受害厂商可以采取资信调查、严密合同质量条款、寻求救济、成立行业协会、建立网上预警平台等方式,应对和防范质量讹诈的发生。

敲诈勒索手段行为的教义学检讨

我国刑法典对敲诈勒索罪行为的罪名式表述未能为我们区分和认识该罪的行为手段提供明确的指引,学界和实务界采取的是相对比较随意和混同的表述,暴力、威胁、要挟、胁迫以及恐吓各种称谓兼而有之,且未详加区分。结合词源考察,对其行为方式进行区分和鉴别,以“暴力”与“威胁”指称其行为手段是比较恰当的,进而就敲诈勒索的手段行为的“暴力”与“威胁”的内容、程度、方式,包括不作为的威胁等进行教义视角的检讨,这将有助于我们对实务中各种不同敲诈勒索行为的识别和定性。

略论敲诈勒索罪的两个重要问题

对于在什么情况下,公私财物或财产性利益才能成为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对象,少有学者论及。但这却是认定何种行为能构成敲诈勒索罪的重要问题。一般刑法教科书论及的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区别,很少能为在司法实践中区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提供什么有益的帮助。有必要对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区加别作更细致的研究。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敲诈呈现的新特点及发展趋势——基于2004-2014年通报案例的分析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敲诈行为呈现一些新的特点,如形成了完整的新闻敲诈利益链;驻地记者站及驻站记者成腐败源头;网络成新闻敲诈重灾区;真假记者身份模糊;涉案金额不断膨胀;有些机构管理混乱,以单位或部门的名义实施敲诈;新闻敲诈行为、作案手段多样化;受害者以弱势群体、基层单位和部门为主。与此同时,新闻敲诈出现一些新的趋势、苗头,如从赤裸裸的敲诈转为变相敲诈;从个人作案转为团伙作案、亲属共同作案;行为态度从被动转为主动;从单一媒体转为多种媒体交叉实施;从本地作案转为跨地区作案、多地区作案等。

被救助者讹诈行为的法律规制途径探析——以“扶老人被讹”为视角

近年来,"扶老人被讹"的事件在全国时有发生。被救助者的讹诈行为违背了基本道德要求,急需法律的规制。而选择何种规制途径,学界存在不同观点。被救助者讹诈现象频现的关键在于实践中对讹诈者惩治不力。严惩被救助者的讹诈行为,需要借助手段严厉的刑事制裁措施、高效便捷的行政处罚以及能够弥补受害人损失的民事侵权赔偿途径。三者协同配合,才能更好地矫正被救助者的失信行为,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互帮互助社会风气的形成。

虚假诉讼的性质新论

虚假诉讼是指行为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采取虚构事实、伪造证据或贿赂法官等方式,通过单纯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情节严重的行为。虚假诉讼可以按照主观目的不同划分为谋取非财产利益型和谋取财产利益型。谋取非财产利益型按照具体的情形具体处理即可。谋取财产利益型应按照分工不同分别评价:当事人欺骗法官时,行为应该认定为诈骗罪;当事人与法官合谋时,行为应该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另外,当法官主动参与虚假诉讼时,法官与当事人构成共同犯罪。

我国见义勇为救助人民事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从“扶人被讹”角度出发

见义勇为是中国传统美德和精神指标,然而近年来出现的"扶人被讹"使见义勇为成为考验国人良心的问题。"扶不扶"问题体现出我国对见义勇为救助人权益保障的不彻底,此种不足尤其体现在民事权益保障方面。"扶人被讹"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实践中案件处理确认规则的不明确,法律规定的冲突和不完善以及缺乏对讹人者必要的惩处措施。为了减少"扶人被讹"的发生,应当明确见义勇为的法律义务性质,完善见义勇为的民事法律规定,并通过构建完整的民事救济体系和举证规则制度来完善救助人的民事权益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