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经济因素对边疆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非经济因素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向高质量转型的关键一步。通过将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考量中,形成正的反馈机制,以此实现边疆地区经济新的增长点。本文通过计量的方式,研究非经济因素对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用含有聚类稳健标准误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科技创新、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的非经济因。在异质性检验中将数据分为港口城市以及非港口城市,并检验港口贸易便利化对港口城市经济的影响。数据涵盖2009—2020年边疆87个地级市的9项指标。基准回归以及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科技、教育、港口贸易便利化对经济产生了正向影响。为边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些实证参考。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研究述评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研究大致呈现为三个阶段:1981年至1996年,史料汇编大量出现,探索性研究形式表现为对基础文献资料的整理;1997年至2015年,史料进一步完善,学术研究开始起步;2016年至今,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入,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研究内容涉及冀鲁豫边区的党、政、军建设等各方面的历史,研究的广度、深度、高度不断增强,学界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展望未来,要深入挖掘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史料,强化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性,深化研究的时代价值,推进多种研究方法与学科视角的综合研究。

论香港地区与内地个人信息的协同保护

数字时代为香港地区与内地个人信息的协同保护提供了历史契机。相较于欧盟提倡的“统一标准规制模式”,新近区域贸易协定(RTAs)发展出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求同与存异并举规制模式”,更有利于在协调香港地区与内地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差异的同时,保持香港地区的独特地位和优势。数字时代推动香港地区与内地个人信息协同保护,应统筹发展与安全,确立香港地区与内地间个人信息自由跨境原则的同时规定例外条款作为安全阀机制;坚持“求同与存异”并举,在尊重香港地区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独特性的同时充分协调两地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的基本原则框架;加强交流与合作,构建更加灵活多元的跨境个人信息协同保护制度机制。

革命课程话语的诞生——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课程改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课程改革,创造性地建构了承载着红色文化的革命课程话语,其形成经历了全民族抗战的国防课程、提高质量的正规化课程、联系实际的本土化课程、转向文化知识的新型正规化课程四个历史阶段。革命课程话语的知识谱系与内涵集中地反映在政治、国文、历史三科之中,表现出贯穿唯物主义精神,促进语言文字大众化,以人民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等价值取向。革命课程话语的文化实践与价值意蕴体现在充分发挥育人价值,发扬人的主体自觉性;推动民族解放与独立,形成民族认同;造就民族国家共同体,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承载红色文化,形成革命的优良传统,探索出了一条本土化的中国课程道路。

话语转变与政治动员——论陕甘宁文艺运动中的“下乡入伍”

“下乡入伍”是抗战时期的一项重要文化政策和实践。与重口号宣传而轻组织动员的国统区大后方相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下乡入伍”作为延安知识分子了解、反映边区军民生活的重要途径,不仅得到了边区机关、学校及各类协会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成为陕甘宁文艺运动的一个部分;更因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划分为各具特征的前后两期,在起到知识分子话语转变作用的同时,也对边区军民民族、国家意识的培养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政策制度的接受认可方面,发挥出巨大的政治动员效应。

蒙陕接壤区煤层顶板涌水水源智能判别方法

蒙陕接壤区煤炭高强度开采诱发的煤层顶板水害问题日益凸显,高效智能地判别煤层顶板涌水水源是顶板水害防治的关键。以蒙陕接壤区3个典型矿井为研究对象,将无机指标K^(+)+Na^(+)、Ca^(2+)、Mg^(2+)、Cl^(-)、SO_(4)^(2-)、HCO_(3)^(-)、TDS和有机指标UV_(254)、TOC、溶解性有机质(DOM)的荧光光谱作为判别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对80组地下水水样数据进行主成分提取,提出一种人工鱼群算法(AFSA)改进随机森林(RF)的PCA-AFSA-RF顶板涌水水源智能判别方法。首先,建立PCA-RF判别模型,其准确率(A_(c))、精确率(P_(r))、召回率(R_(c))和F-measure指数(f_(1))分别达到了83.00%、83.17%、80.42%和79.57%;其次,通过AFSA对PCA-RF判别模型中决策树数目、树深和内部节点分裂所需的最小样本数进行寻优,在AFSA中引入遗传机制以避免陷入局部最优,建立基于PCA-AFSA-RF的煤层顶板涌水水源智能判别模型,该模型A_(c)、P_(r)、R_(c)、f_(1)分别达到92.18%、91.11%、87.58%和88.82%,较PCA-RF分别提高9.18%、7.94%、7.16%和9.25%,回代准确率达到97.50%;最后,利用该模型对12个矿井水水样进行判别,结果与现场实际相一致,表明AFSA改进后的PCA-RF模型具有更好的准确性和泛化能力。研究结果可为煤层顶板涌水水源的准确判别提供新方法。

区域国别学视域下中缅泰交界多民族乐种的分类与分层研究——以傣、掸、布朗诸民族声乐乐种群落为例

在云南与东南亚区域音乐文化研究领域,中缅泰交界地区的傣、泰、缅、佬及孟高棉语诸民族音乐及乐(歌)种的传播与分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类研究课题具有的特殊性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一定程度体现在区域和国别文化因素交错并存、纵横叠立的语境下,作为研究对象的异源跨界族群音乐呈现出多样性的艺术风格特点和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区分不易的分布状况,由此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一种难得的考察和分析样本,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互相交融的关系,由此显露出一些明确的跨地域性(区域性)特征,同时又因为受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国别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使这种“地域—跨地域(区域)”的分布格局愈加复杂化,使之成为可以在区域国别音乐研究论域进行研究和讨论的一个有意义的学术性话题。

新发展格局下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成效、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近年来,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不断深化拓展合作领域,在合作机制、产业协同、文化旅游、政务服务、生态环境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合作,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着各县(市、区)经济发展非均衡性扩大、现代产业体系不健全、高科技产业布局偏少、优秀人才流失现象比较严重、跨区域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现实困境。未来,应抓住湘赣边区域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契机,推动现代产业集群发展;建立多个区域性中心城市,缩小城市发展差距;持续强化人才引育和服务力度,为湘赣边区域合作提供坚强人才支撑;推进跨区域合作制度和标准对接,推动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共建,最终实现从省际边界区合作共识到合作共建的“湘赣边模式”新跨越。

从减租减息到“五四”指示:过渡阶段的减租清算斗争——以晋绥边区崞县为中心的考察

减租清算是中共土地政策实现由减租减息向“耕者有其田”转变的必由之路,主要内容是民众以“算账”方式从被清算者手中取得一定数量的生产生活资料。随着清算果实分配,晋绥边区崞县某些区村各阶层间的地权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呈现出“中间不动,两头平”的趋势。诚然,中共在减租清算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因群众思想觉悟低下、封建敌对势力干扰及干部思想和工作作风不良而造成的诸多困境,但在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应对之下,崞县的减租清算斗争仍取得明显成效,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经济和政治双重翻身,极大刺激了其生产和参军热情。而中共组织队伍则在这种斗争中得到淬炼,为此后土改政策贯彻执行累积了宝贵经验。

唐代中国西南边疆拓南、开南二城的建置考论

经过了天宝战争及随后的军事扩张,位于唐代中国西南边疆的南诏国在较短的时期先后建置了拓东、开南、镇西、宁北四个王国边境的重要治所城镇,其中开南城与拓南城的考释自元末以后已多现舛误,造成了史实混淆。事实上,唐代中国西南边疆的拓南城与开南城确为南诏国开拓建置的两座新城,而非“开南亦称拓南”,元末以后,“拓南”名号逐渐隐没于原地,同时被移置于“开南”地望,开始混用一起。厘清二城地望考释,不难发现拓南城的建置开拓了南诏国的西南辖境,开南城的建置开拓了南诏国的南境,从而把中原的“郡县制”文化辐射到了西南边境区域,客观上促进了区域内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唐代及后世中国西南边境、边界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基础,为唐代中国西南边境区域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贡献。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问题与思考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疆,是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形态共生带,体育旅游资源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多样性和群体性。其基本特性与体育旅游的“具身性”本质相吻合,富有旅游开发价值。但是,在实际开发中仍存在整体开发不够充分、与已成形资源匹配不佳、产品缺乏文化内涵和市场引导不足等问题。需要立足边疆民族体育文化特性进行深度开发,不断提升边疆民族体育旅游产品文化附加值,形成具有持久生命力、竞争力的体育旅游品牌。

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输合作事业——以南区合作社运输队为个案

20世纪40年代,食盐的运输和外销是封锁环境下陕甘宁边区财政自给自足的依靠。为确保按期收到公盐,便利人民运输并提高边区运输力量,党和政府提倡广泛地“组织起来”,发展食盐运输合作事业。在党政的坚强领导下,南区合作社运输队历经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创造和积累了一套有效经验,带动边区盐运成功地突破个体运输局限,成为全边区食盐运输合作事业的模范。

RCEP框架下我国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提升研究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RCEP生效实施两年以来持续释放政策红利,进一步强化了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也成为我国沿边地区高水平扩大开放的重大契机,有利于将我国沿边地区打造成为对外开放新前沿,进而推动我国形成更为协调、平衡的区域开放发展新格局。文章在梳理RCEP协定内容与规则特点的基础上,系统研究RCEP框架下我国沿边地区开放发展取得的初步成效,并对进一步提升沿边地区开放水平和路径选择提出建议性思考。

论当代内蒙古多民族作家的北疆文学空间构建

北疆文学空间的壮阔构建是内蒙古当代文学的突出特征。“北疆”在文学实践中成为作家创作的地理基础和文化资源,多元丰富的北疆文学空间也成为北疆文化的集聚场域和中国故事的地域性表达,多民族作家创作时的认知情感、意义赋予和价值构建的一致性,使北疆文学空间实现了价值聚合和价值共建。北疆文学空间构建体现着内蒙古多民族作家讲述中国故事的主体自觉,并在总体上凸显着当代中国文学多元一体的基本特征。

百年中国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党史元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的探索成果,是从革命时期局部执政到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法治经验的总结。党领导法治的历史,特别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蕴含着丰富的陕西党史元素,不仅体现在局部执政的法治建设、依规治党的经验,还体现为陕西党史中的红色法制历程。总结和凝练党领导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元素,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法治,拓展陕西党史的研究。

司法保障人权的历史经验:延安时期“学疗命案”再解读

延安时期的“学疗命案”发生于《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颁布不久的1942年,因其性质恶劣引发边区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该案历经延安地方法院、边区高等法院两级审判,《解放日报》8次报道评论,并罕见地引入了辩护人,成为边区司法审判的典范。“学疗命案”的审判不仅较好地保障了人权,更通过司法的公开、民主,在审判过程中实现了“看得见的正义”,产生了很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学疗命案”判例内含司法民主性、公开性、协商性,具有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司法走向进步的典范。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扫盲运动研究

抗战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夺取抗战胜利,在特定的战争形势下,必须充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抗战中,但是边区大量文盲的存在却阻碍了政策的推行。因此,开展扫盲教育便是对群众进行抗战动员与宣传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推行扫盲运动的过程中,边区政府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多种方式的群众教育活动,不仅使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明显提高,改变了落后的风俗习惯,而且也实现了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需要。

泸州南部彝族地区三产跨界综合发展研究

调研分析发现,泸南彝族地区发展一产和三产(旅游)的条件较好,而发展二产的条件较差。因此,建议着力发展特色第一产业,配套、节制发展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业。通过一产做特做好做强旅游潜力,三产做灵做活做厚乡土风味,精心设计“两产”跨界发展、协调发展,促进泸南彝族地区乡村振兴。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党员教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开展党员教育,以提高农民党员的思想认识与政治水平,引导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领导下,边区乡村党员教育以西北局高干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乡村党员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比较严重,教学方式以照本宣科为主,教育形式主要是流动训练班,教材内容艰深、枯燥无味。后一阶段,结合全党整风,较好地纠正了党员教育中存在的偏差,面向乡村党员干部的扫盲教育与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效果,基本实现了巩固和发展党员的目标。

中国现代边地乡土文学探路人寿生的创作

20世纪30年代,走出贵州侨寓北京的贵州新文学开拓者之一寿生,以社会解剖刀的犀利风格书写边地乡土,以时政家眼光揭露乡土社会种种现实问题,他的小说是蛮夷边地的浮世绘。寿生乡土小说以纪实报告性、杂文政论性、刻骨性讽刺为鲜明特征,揭示边地在官害、兵灾、匪祸、烟毒共祸下“吃人乡土”的残暴血腥,烛照窒息“乡土人”的国民劣根性,拓展了现代乡土文学的新空间。寿生是中国现代边地乡土文学探路人之一,他与同样侨寓北京书写乡土的蹇先艾一起,构成贵州新文学的双子星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