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思考:中国边疆学探索之路尚在行进中

文章回顾了马大正先生40余年间著述《二十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中国边疆学构筑论衡》《中国边疆学八题》的历程,阐论了从萌生创设中国边疆学到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实践,重申了中国边疆学研究应坚持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初心;直面现实、深化中国边疆研究是边疆学人的责任担当;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及其凝集、壮大途径和方法等问题的深层思考。

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边地实践——以贵州“草原艺术研究社”为例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思潮席卷全球。偏处中国西南一隅的贵州也受到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在林青等早期共产党员的提倡和主持下,贵州青年模仿上海“左联”创建了一个全新的文艺组织——“草原艺术研究社”。通过开展一系列左翼文艺活动,“草原艺术研究社”成功地把左翼文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念传播到边远地区,为20世纪初贵州乃至西南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创建、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草原艺术研究社”及其活动成为左翼文艺运动在边地的一次生动实践。

李安宅边疆思想要略

著名社会学家李安宅是我国近代边疆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长期致力于边疆史地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在许多著述里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其边疆思想。其边疆思想着眼于“实地研究,”寄托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文章认为李安宅的边疆思想与其学科背景、边疆研究经历及抗战建国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边疆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构筑中国边疆学

构筑中国边疆学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肩负继承和开拓的重任。作者就构筑中国边疆学问题列举新的思考要点,并就推动中国边疆学构筑当前须急办的要务,提出自己的看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地图变化与边疆研究的复兴

边疆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复兴,是政学两界应对边疆危机与国家危局的结果。国家大后方战略的调整、国民政府和众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内迁,促成了中国高校与学术地图的显著变化,原先远离边疆或并不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有了亲临边疆并研究边疆的机会,推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促成了边疆研究格局的极大改观,使西南研究逐步取得了与西北研究可以等量齐观的地位。这段历史为我们理解与认识民国时期的政学关系打开了一扇窗户。

试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边疆学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边疆理论与治边实践并重、边疆历史与边疆现实并重、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研究成果既有学术意义也有应用价值等特点。由此决定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应灵活多样。中国边疆学应继承和发展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深化中国边疆史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及价值

近年来中国边疆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展现出光明的发展前景。相关研究应关照现实需求,在探讨的广度与深度方面继续努力。本文选择中国的历史疆域与边疆的形成、中国古代文明及其构建、东亚古代国家形成与古代国家关系等3个选题,总结学人对这些选题的基本认识,分析选题具有的价值,并提出拓展深化研究领域的建议。

21世纪以来国外中国边疆研究重要文本分析

边疆研究在今日多学科视野下已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边疆学也日益引起学界重视,一个新兴学科发展到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认真分析此前已有的国外研究中国边疆的经验,以扩大视野。本文以6本域外研究中国边疆的原著为对象进行文本分析,从中辨析民族志、区域史、历史主义、修正派历史、社会史和情报分析研究等等方法的长短得失。由此,也对目前边疆研究提出更高要求,不断更新已有的研究成果,借鉴可取的研究思路,突破历史的"定论",用创新的、前沿的研究方法对边疆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探索,但同时也应结合我国边疆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形,对国外研究要进行主动回应和批判性反思。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团体的兴起及其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激发了国人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各类半官方团体、民间团体和专业团体的边疆研究大量出现,大大推进了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边疆研究的学术团体,在边疆的研究和宣传方面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加强项目顶层设计 深化中国边疆研究——以“西南边疆项目”为例

中国的边疆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历史钩沉、问题对策建议以及研究人才储备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边疆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重难问题没有突破、研究人员各自为政等问题。作者据"西南边疆项目"实施中的经验,认为加强边疆研究项目的顶层设计促进边疆学构建将大大促进边疆研究的深入发展。

边境教育安全:内涵、要素与研究视角

边境教育安全包含边境地区多元主体的教育安全、边境教育社会功能的发挥和边境教育文化传承与整合功能的实现等。边境安全、多元文化安全和3类主体的教育安全是保障边境教育安全系统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基本要素。为丰富和拓展边境教育安全的理论内涵和思想方法,可以从人的安全、多元文化教育、国家发展战略和时空分析等视角对边境教育安全进行研究。加强对边境教育安全的原研究,有助于边境教育安全的深入探讨。

20世纪东北边疆文化研究论纲

20世纪的东北边疆文化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和五个阶段。它是一种典型的多元体文化,其深层结构的特征是多极并存,当前面临着如何尽快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问题。

边疆、边界与国家:韦伯的“农业——政治”研究的理论启发

本文以19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为背景,以韦伯对"农业—政治"问题的讨论为核心,提出了国家的边疆、边界等问题,讨论人口、物资、资本等流动下的国家经济建设与政治结构。文中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包括:全球化、工业化背景之下的农村发展问题,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思路,以及国家边界的多重(政治、经济与文化)含义。本文认为,在法律、政治、经济等角度的国家观之外,可以建立一种社会取向的、以国民为核心的"国民—国家"观,即包容多元,建立共识,赋予国民以平等的基本权利,并建立国民共享权责和符合国民基本特质的政体制度。

马大正与中国边疆学的建构与发展——读《马大正文集》

马大正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尤其对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有很深造诣。他在《马大正文集》中的许多观点对目前正日益兴起的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影响十分深远,开拓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

第二次边疆学兴起背景下青海果洛藏族部落考察研究述论

20世纪30~40年代,伴随着民国政府治边理念的转变以及相关政策的实施,掀起了第二次边疆学的高潮。在此背景下,具有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形态及人文精神的青海果洛藏族部落,也受到了一些官员和学者的热切关注,他们对果洛藏族部落进行了深入全面地考察研究,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准确反映了当时果洛部落自然、历史和社会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对这些珍贵资料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全面剖析这一时期果洛藏族部落的自然风貌、社会形态、部落文化等的发展状况,同时窥一斑而知全豹,对当时民国政府对青海地区藏族部落的施政方略的探究具有借鉴意义。

边疆理论研究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探讨

大约20年之前即有学者呼吁构筑或建构中国边疆学以及学科体系,随着中国大陆学界对边疆研究的推进和积累,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撰文对如何构筑"中国边疆学"提出见解。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所涉及到的边疆研究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反映出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两个方面。其中,边疆的共性决定学人认识的基本性质,而学人间对边疆个性认识的差异,导致业内出现了如何界定边疆学的出发点的命题。"传统边疆研究理论和旧的边疆观"即传统的边疆研究体系,与"新的边疆研究理论和新的边疆观"即新的边疆研究体系,其实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如何解释和更深地研究边疆、建构边疆学以及学科体系、实现边疆研究的个性与共性的通约与转化,已经成为一个很现实的命题,对于国家决策能否有边疆理论的支撑至关重要。

数字人文在边疆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在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中,庞大的文本量为研究提供了坚实支持,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而在边疆历史研究中,边界、归属等角度则存在着传统研究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为满足研究需求,把数字人文引入边疆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坚持人文学者主导下的多学科交叉,探索创建"新文科"实验室,并以此为依托建设"边疆数字人文平台",实现边疆古代文献和历史地理信息资源的整合。通过数据标准和技术功能开源,推动边疆历史数据的共享和历史疆界的可视化呈现,从而推进边疆历史研究的深入。

东北边疆历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近年来,关于东北边疆历史问题的研究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成就斐然,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科研立项纷纷立项并完成,已经成为我国边疆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未能将东北边疆历史研究置于中国边疆研究全局中加以考察、研究力量分散、研究工作易受外界因素干扰等等,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应予以加强和改进。

提升云南国门高校基层党支部组织力对策研究的路径分析

党的十九大提出"基层党组织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以来,"组织力"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针对新形势下边疆国门高校基层党支部提升组织力的理论设计和对策措施还比较薄弱。基于云南国门高校特殊的区位特点,开展国门高校基层党支部提升组织力问题的研究,既是国门高校完成自身肩负的使命的现实需要,也是服务国家战略而又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新中国70年边疆研究之演进

要完善新时代的中国边疆理论体系,就必须首先对新中国70年的边疆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和归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边疆理论研究对王朝国家时期的研究较多,呈现出更多历史的韵味。改革开放以来的边疆史地研究摆脱了思想束缚,在原有边疆史地研究的基础上获得了突破和创新。21世纪以来的边疆治理研究出现了边疆研究的兴盛景象和学术热潮,沉寂多年的中国边疆研究大有蓬勃发展、风生水起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边疆特征和学科特点的中国边疆理论体系,以指导和应对边疆现实问题的需要成为这个时代边疆学人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