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基于省级行政区与区域层面的探讨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是科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准确测度共同富裕水平。本文强调整体思维、多维思维、长线思维和底线思维,系统梳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统计含义,构建由富裕性、共享性与托底性三个一级指标组成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政府统计部门宏观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在省级与区域层面测度2010—2018年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研究发现,从省级层面看,共同富裕指数持续向好,省级行政区之间的共同富裕指数呈收敛趋势;从一级指标看,富裕性指数与托底性指数稳步提升,但共享性指数提升乏力;省际富裕性指数与共享性指数呈比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从区域层面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之间在共同富裕指数上呈现明显的收敛趋势;南方与北方地区之间在共同富裕指数上的差距则呈加速扩大态势,但北方地区共享性维度的指数却一直高于南方地区。本文丰富了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与方法,并将共同富裕的测度细化到省级与区域层面,为刻画共同富裕指数的省际差异、区域差异与时序变动,找准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并优化相关政策提供重要借鉴。

关于大食物安全战略背景下我国油料保障底线目标及对策的商榷

树立大食物观和实施大食物安全战略是我国新时代推动食物来源更多元、数量更充足、品质更营养、产业更高效、环境更友好、调控更自主、消费更健康、治理更有力的迫切需要。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油料在内的主要农产品生产、贸易、消费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也存在生产和消费结构失衡导致的慢性疾病增多、环境压力加大、安全风险升高等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其中油料和食用植物油近十多年处于既自给不足又消费超量的两难局面。基于我国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保障未来油料供给安全必须坚持“一靠油菜、二靠花生、多油并举、健康消费”的发展思路,通过综合施策在十年左右将国产植物油产量稳定提高到2000万吨,以确保居民食用油基本消费需求的安全自主供给底线,并不断改善油料产品质量、提高产业竞争力和促进脂质产品的科学健康消费。

“三水”统筹的流域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技术与实践

基于“三水”(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统筹,开展流域空间精细化管控对推进新时代流域协同保护与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按照“‘三水’问题识别—‘三水’分区划定—质量目标确定—管控单元集成”的思路,构建了流域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技术方法。以白洋淀流域为实践对象,识别出流域性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衔接现有水生态环境管理分区与政策要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及资源利用上线;明确“三水”分区域差异化生态环境管理目标与资源环境承载约束,聚类叠“三水”分区并综合划定水生态环境综合管控单元、制定结构化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中国本土背景下可持续物流服务质量评价

自然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以及公众健康公平意识的增强,导致行业组织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低碳化、可持续成为物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学界对可持续物流服务质量的研究较为零散,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更缺乏关于可持续物流服务质量的评价工具及实证探索。为弥补这一缺口,首先,对国内外物流服务质量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回顾,并基于TBL思维、ESG理念及专家评鉴,提出涵盖环境、经济、社会和客户4个服务可持续性因素,包括19个测量指标的可持续物流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其次,用灰色BWM和改进的灰色关联分析法确定该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权重,显示所有指标均具有不同的重要度排序,一级指标按照权重降序排列依次为环境可持续性、客户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之后,为检验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对我国本土两家行业领先的物流服务提供商——京东物流集团和顺丰速运公司的可持续性经营实践实施评估,依据专家评分结果,在同等情况下,建议客户优先选择京东物流集团作为物流服务提供商。最后,通过灵敏度分析,进一步验证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的稳定性及适用性,为我国企业增强物流服务的可持续性以及提升客户满意度提供有效的评价工具。基于此,我国物流服务提供商为实现可持续性转型,应着力使用环保包装材料、更新清洁能源车辆、推动仓储绿色升级以提升环境可持续性,强化服务的及时性、响应性和灵活性以促进客户的可持续性,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动物流成本持续优化以进一步加强经济可持续性,并通过注重员工培训及权利保护、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等努力提升社会可持续性,从而构筑可持续的物流服务竞争优势。

县域教育的兜底功能:社会基础与实现路径

县域教育深嵌在县域社会之中,既要承担一般化的教育功能,还要回应县域社会独特的教育需求。由于县域社会主要是乡村社会,当前乡村社会从整体走向碎片、农民家庭从完整走向分割、隔代教育的社会功能不齐全、教育城镇化加剧乡村学校衰败等社会变迁,使得县域教育中家庭主体、社会主体缺位,导致一些重要的教育功能无法实现,使县乡的孩子们的权利受到侵害,给其成长带来不良影响。为此,县乡学校要对县乡孩子们的教育进行权利和责任兜底。要实现教育兜底功能,县域教育就要集中力量办好乡校、县中及县域职业学校要向多中心教育目标转型,以确保县乡的孩子们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通过县域教育走出县乡,成为有知识、懂规范、人格健全、适应社会的人。

基层公务员一元思维方式及其影响机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底线心态发轫于经管领域,是描述员工关注某项重要事项而忽视其他竞争性事项的一元思维。在公共管理领域讨论底线心态,是为了解释基层公务员在工作中“左支右绌”的行为困境。基层公务员的底线心态具备灵活性特征,据此提出可能的测量方式,并从底线心态的形成机制和影响效应两个方面来揭示其过程。关于形成机制,可分制度、组织、个体三个层面讨论。其中,目标设定、感知问责、上级底线心态、关注自我利益、社会善念以及情绪耗竭等因素对基层公务员的底线心态产生影响;关于影响效应,根据管理效益和社会伦理两个维度,将基层公务员的组织行为划分为四种类型,由此深入阐述不同要素的底线心态对基层公务员不同类型的组织行为的影响。基层公务员底线心态研究能够促进相关理论发展,值得公共管理学者和实践者重视。

四重底线下模糊多目标可持续供应链网络规划

针对可持续供应链网络多基于经济、环境、社会三重底线进行模型构建,未能充分描述企业自身治理能力与供应链模型的关联程度,同时为了更加准确地表示模型中不确定参数的真实状态,在《CITI评价指南8.0》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对经济成本、环境污染、社会影响与企业治理能力四重底线协同建模的模糊多目标可持续供应链网络模型,并设计了一种结合禁忌搜索与分支定界的混合式元启发算法(TSA-BB)对模型进行求解。首先,综合考虑四重底线的各项指标特征,建立相应的模糊层次分析结构模型表示各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然后,根据相对重要程度依次构建直接影响矩阵、综合影响矩阵,并依据二者计算各指标的加权中心度作为整合多目标函数的综合权重。最后,在TSA-BB中设计多种算法规则对模型进行高效求解,并基于大量算例仿真验证了模型与算法的可行性及有效性。实验结果表明,模糊指标与四重底线协同建模可更好地拟合供应链的真实状态,同时企业治理能力应成为各层级决策者均衡优化供应链网络模型需考虑的重要决策依据。

“雨露均沾”抑或“强强联合”:衔接过渡期驻村帮扶资源配置逻辑及其实践后果

驻村帮扶是衔接过渡期巩固好脱贫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制度支撑。通过对西部地区两县驻村帮扶工作的调查研究发现,与脱贫攻坚时期更加注重全面帮扶的“雨露均沾”不同,衔接过渡期驻村帮扶资源配置更加注重“强强联合”,在乡村振兴示范点创建的工作机制与目标指引下,一些重点乡村建设项目和资源被少数优势村庄捕获,驻村帮扶强势主客体间存在着理性的“共同谋划”,而部分弱势村庄则深陷于自身基础薄弱和外来资源稀缺的两难境地。驻村帮扶主客体的“强强联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驻村帮扶主体的行为偏差、村际水平上新的不公平、制度效能低下与低水平管理困境等后果。因此,应加快构建驻村帮扶资源的精准匹配与县域资源统筹共享机制,拓展资源供给渠道并优化驻派结构,以提升帮扶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整体帮扶效能。

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知识破坏行为的影响机制

竞争激烈的职场环境使得员工的知识破坏问题日趋明显,严重损害组织可持续发展。以两阶段配对的772份问卷为样本,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从员工认知和情感两条路径探究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知识破坏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领导底线心智通过违反规范可接受感知与职场焦虑引发员工知识破坏行为,相较于情感路径(职场焦虑),认知路径(违反规范可接受感知)的影响更显著;高水平合作氛围不仅会弱化领导底线心智对违反规范可接受感知和职场焦虑的影响,而且会削弱领导底线心智通过二者对员工知识破坏行为的传导作用。研究结论对保护员工与组织免受知识破坏侵害具有指导价值。

工匠精神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研究

工匠精神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日渐成为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话题。基于自我一致性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以和谐型工作激情为中介变量、领导底线心智为调节变量,从个体视角构建工匠精神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有调节中介模型。对在两个时间点收集到的397份有效员工样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工匠精神能够正向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和谐型工作激情在工匠精神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领导底线心智不仅负向调节工匠精神对和谐型工作激情的积极影响,而且会削弱和谐型工作激情的间接中介作用。

基于三重底线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审计体系构建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ESG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方兴未艾,正在同步加速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审计的进程。不久的将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审计需求将激增,亟待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审计体系,为企业社会责任审计实践提供指导。企业社会责任审计从现有资源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及环境发展之间的平衡点出发,将在推动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梳理现有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审计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现状。基于三重底线发展理念,从审计理念、法律法规、审计方法、评价指标以及人力资源5个层面,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审计体系,旨在降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审计风险,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审计工作质量。

创业团队领导底线心态对主动行为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应对创业团队领导底线心态负面影响的机制,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探讨了角色压力在领头创业者底线心态与员工主动行为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和创业团队认同的调节作用。通过两阶段的实地调研获得59个创业团队262份有效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回归分析进行假设检验和模型验证。结果表明:团队成员创业团队认同水平越高,领头创业者底线心态通过角色模糊正向影响团队成员主动性行为的间接效应越大,通过角色冲突和角色过载消极影响团队成员主动性行为的间接效应越不显著。

基于米特-霍恩模型破解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执行困境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保障基本民生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在治理城市贫困的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文章基于米特-霍恩模型分析框架对我国城市低保政策执行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城市低保政策执行过程存在着政策目标瞄准偏差、目标功能异化、标准偏低、资源投入不足、组织间沟通与执行方式欠缺、执行机构力量薄弱、环境条件不充分以及执行者偏好不同等现实困境,据此从重新审视标准与目标、促进组织间交流与执行方式转型创新、增强执行机构力量与部门衔接、营造政策执行的良好环境、引导政策执行者价值取向等方面提出完善城市低保政策执行的优化路径。

多村整合与协同发展:华阴市五村实用性村庄规划探析

近年来实用性村庄规划在各地展开。本文通过华阴市五村实用性村庄规划实践,探讨在发掘、整合村庄自然人文资源的同时注重底线管控的规划设计方法。多村整合,一体化统筹,即整合自然人文资源,统筹五个村庄管理机制,建构乡村生活圈,形成互动发展的良好格局。自然生态,可持续发展,即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善用资源、空废利用,实现资源与环境的底线管控与优化提升。最终,在全要素管控下,保护与发展协调创新,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统一生命体的全面乡村振兴。

认知评估视角下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双刃剑效应研究

通过来自创业和非创业团队的685个样本,从压力认知评估视角分析领导底线心智如何以及何时会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领导底线心智首先会让员工感知到基于底线目标的绩效压力;领导底线心智在一般情况下会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双刃剑”影响效应,即领导底线心智在一般情况下不仅会通过员工对绩效压力的挑战性评估促进员工创新行为,同时也会通过员工对绩效压力的阻碍性评估抑制员工创新行为;团队类型在影响机制中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创业团队中的领导底线心智主要通过绩效压力的挑战性评估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而非创业团队中的领导底线心智主要通过压力的阻碍性评估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消极影响。

有好创意为何不分享?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创意领地行为的影响

基于相对剥夺理论,探讨了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创意领地行为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采用多元回归和Bootstrap法,对172名员工的两阶段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证实:领导底线心智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意领地行为,其中,相对剥夺感在领导底线心智与员工创意领地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此外,员工地位竞争动机不仅显著负向调节领导底线心智与相对剥夺感之间的关系,而且显著负向调节领导底线心智通过相对剥夺感影响创意领地行为的间接作用。研究结果解释了为什么员工拥有好创意却不愿分享以及何种类型的员工能更好地适应领导底线心智,拓展了领导底线心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

基于GeoSOS-FLUS模型的荆州市生态安全评估

为探索荆州市的生态安全底线,模拟未来的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为荆州市的生态保护制定合理的政策建议,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结合粮食安全标准,测算了荆州市的生态安全底线;利用GeoSOS-FLUS模型在自然发展、生态保护、耕地保护和双重保护4种情景下,模拟了未来的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结果表明:荆州市的供给生态安全底线为1 227.56亿,需求生态安全底线为7 690.12亿,存在较大的生态安全缺口;双重保护情景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接近需求生态安全底线,也能提供相对更多的粮食,最有利于平衡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本文探索性地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结合粮食安全标准,计算了荆州市的生态安全底线,利用了一种先进的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方法,为其他地区的生态安全评估和保护提供了借鉴,为荆州市的生态环境优化模式和方向提供了参考。

公共价值视域下PPP项目回报机制决策研究:基于PSO-TRP模型

回报机制是PPP项目的核心属性,政府作为PPP项目中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关键决策主体,其回报机制的决策逻辑关系到PPP项目公共性与经济效率的平衡,这也是直接影响PPP项目成败的关键问题。首先,综合考虑PPP项目公共性、参照点效应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提出研究假设。其次,引入三参照点理论构建PPP项目回报机制决策模型并分析其约束条件。最后,利用粒子群算法对政府在预算约束和底线逻辑情境中如何选择回报机制获取最大效用的决策问题进行案例模拟、情景仿真与方案甄选。研究发现:1)PPP项目中政府感知价值随着目标的升高而先升高后降低,呈倒“U”型分布,感知价值和努力水平随底线升高而升高,最优位置即为公共价值达到最大化。2)当政府底线一定、目标较高时,政府完全或部分将公共资源让渡给社会资本主体,选择使用者付费或可行性缺口补助模式。3)当政府心理权重值发生改变时,成功权重越大,在最优目标范围内主体会加大自身的投入程度,选择基于公共价值的冒险行为;当失败权重越大,决策主体会减少自身的投入程度,选择基于公共价值的保底行为。研究立足于公共价值视域并引入三参照点理论,构建了基于粒子群算法的PPP项目回报机制决策模型,为PPP项目政府决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也为维持PPP项目公共性和实现公共价值提供了参考。

底线思维与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的外部风险应对

底线思维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对重大风险与挑战的重要法宝。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带领中国人民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使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外交思想在继承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传统的基础上,从思想、战略和方法层面对底线思维进行了创新性阐释,将其提升到应对百年变局和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为底线思维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当前,世界动荡不安叠加全球治理失灵,放大了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风险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会从根本上影响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发展的战略布局。为此,中国应坚持底线思维,筑牢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底线,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滁州市大气环境质量底线及管控分区研究

在“三线一单”编制工作中,划定大气环境质量底线和管控分区是关键内容之一。文章以滁州市为研究对象,描述了大气环境质量底线的划定方法和目标要求,测算出滁州市各县市区大气污染物分阶段的允许排放量和达标削减比例,同时划定了7个优先保护区、24个重点管控区和8个一般管控区。针对大气环境管控区提出管控要求,并对划定成果进行初步应用探索,以期对其他各市编制“三线一单”工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