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变题材视野下的近代戏剧创作

庚子国变后,相关戏剧作品亦蜂拥而出。创作者身份的特殊,戏剧改良的推动与庚子国变的助力,造就了这一批作品的独特风貌。作品的形貌、作者的情怀、表达的直白,无不昭示着庚子国变题材视野下的戏剧作品的特殊,透过表象亦可探究作品风貌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及创作者的独特心态。

也论赵舒翘之死

赵舒翘作为清光绪朝刑部尚书、陕派律学的代表人物,以平反冤案、主持正义为志业。1901年即辛丑年,在外国列强的逼迫下,慈禧太后为求自保将其赐死。赵舒翘之死,百年来众说纷纭。文章在系统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经过研究分析认为赵舒翘身负“祸首”恶名,其赐死过程极其惨烈、惊悚和屈辱。基于所谓的君臣伦理信念,赵舒翘没有为自己鸣冤叫屈,也不能、不敢为自己做任何辩白。在列强霸凌外交下,弱国不能保护自己的臣民,而以“宗社为重”,让其充当替罪羊,这不仅是赵舒翘的悲剧,也是国家民族的悲哀。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义和团的起源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应该是两个问题,尽管有联系。"义和团,起山东",而义和团运动起川东,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非赵三多起义或朱红灯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序幕。因为义和团运动与教案并无实质区别,组织与仪式只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外在特征,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在一些主要方面相同或相近,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直接推动半个河山的义和团运动,并与义和团运动爆发有内在联系。突破"山东说"、"北方说",可能会看到一个更为完整的义和团运动。

重新认识晚清基督教民——兼评义和团运动中“打杀”教民现象

少数教民依恃洋教仗势为恶,为非作歹,激起教案,严重损害了教民的整体形象。然而,就多数教民而言,其来源或为精神失据,需要寻找精神安慰,或生活无着,为贫病饥寒所迫的社会弱势团体;其入教动机或是虔诚的信教者,或是“吃教”、“恃教”者。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与少数痞匪教民恃教欺人,教士和官府对此加以袒护有一定关系。但在义和团运动中,多数教民是爱国的、善良的,他们被误杀是值得同情的。义和团“打杀”教民,有失于盲目仇杀,与小生产者的狭隘性有关,不过主要因素为封建顽固势力排外仇教政策的带头“示范”作用与受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

义和团时期的王文韶

外国长期侵略中国,在清政府官员中,反对外国侵略的大有人在。反侵略,本来是正义的,正确的,但真理再跨前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反侵略进而拆教堂,杀洋人,进攻使馆,就成了盲目排外。王文韶不赞成盲目排外,也不激烈抗争,不但未受处分,反而一升再升,直升至大学士。史实证明,他比徐桐、赵舒翘等高明、正确。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一派对陈氏父子的态度前后有三变。由于御史黄均隆的错误举报,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有为,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的罪名将陈氏父子革职,康有为等人也由此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康、梁在日本大力宣传陈氏父子在变法期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庚子事变时,宣称陈氏父子是他们的依靠力量,而陈氏父子并没有参加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在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

反洋教思潮与义和团运动

晚清时期林林总总的反洋教"思想",汇成颇具势头的反洋教"思潮",这应该说是醒目的事实。考察这一思潮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首先需要从属性、生发机制、内容及典型文本、"思""行"关系等方面,把握对该思潮的认识要则。在此基础上,循着相关历史脉络进行审视,则可以看到该思潮与义和团运动之间既关联又隔膜的复杂情状。而义和团运动时期"反洋教思潮"的特点及其后流变态势,也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

晚清光绪季年的“己亥建储”丑剧和爱新觉罗·溥儁的“大阿哥”之“立”与“废”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虽然形同囚徒,但慈禧太后总感到他还占着皇位。为了杜绝光绪帝的东山再起,慈禧太后册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尔后即导演了一幕"己亥建储"的丑剧。端郡王载漪等顽固派利用义和团仇恨洋人的心理,怂恿义和团为他们火中取栗。故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慈禧对于载漪一家人的宠信一落千丈了,载漪及其胞弟镇国公载澜均被处以"夺爵"和发往新疆充军,而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两宫"自西安还都(北京)途中行至开封时,慈禧又下了道谕旨撤销了溥儁的"大阿哥"名号。出宫后的溥儁,身遭冷遇,又无力自谋生活出路,于是积忧成疾,迨至1942年他终于病死在其内兄塔王府侧栖身的小屋之中。

袁世凯与义和团运动后的善后接收

学界对于袁世凯的研究,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翻案式"的观点反正之沦落,颇形萧瑟。因此,重建史实至为关键。以袁世凯在义和团运动后在东北和天津地区的善后接收为例,该问题就不为学界所重视,缺乏系统研究。其实,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通过接收,一方面收回了部分利权,在一定程度上可谓起到维护国家主权的作用,有利于稳定地区局势,恢复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于无形中提高了袁世凯的政治威望,对其后的仕途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也进而影响到了清末民初政局。

张之洞电稿的编纂与流传——以许同莘辑《庚辛史料》为中心

许同莘辑《庚辛史料》主要汇辑庚子事变时期官方电报,为许编《张文襄公全集》之副产品,亦为广义的“张之洞电稿”之一部。许氏为张之洞相关文献的保存与整理做出过巨大贡献,而对于“电稿”这一新式体裁的公文类型也有丰富的编纂出版经验,对其特殊性质与功用不乏独到理解。本文拟考察其人生平及编纂《张文襄公全书》、《张文襄公年谱》的主要历程,特别是有关“张之洞电稿”来源、编纂出版与流传的情况,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庚辛史料》的内容与史料价值予以述评。

义和团运动时期袁世凯在山东的内外政策

义和团运动期间,袁世凯履任山东巡抚后,为求安内抚外,对内震慑弹压义和团、劝谕教民反教以遏制混乱,赈灾抚恤以安定民心,参与互保以免受联军涂炭;对外保护洋人、教堂以杜绝口实,抚恤赔偿教士教会以消除后患,与洋人谈判据理力争以维护权益,妥善处理了山东境内的民教冲突与中外交涉事宜。作为肩负守土之责的封疆大吏,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袁世凯对形势的认识和应对举措,稳妥适当,尽职尽责,总体上有益于国家民族利益。

“他者之镜”——评伊丽莎白·冯·海靖的书信体小说《他未曾收到的那些书信》

书信体小说《他未曾收到的那些书信》是德国20世纪初重要女性作家伊丽莎白·冯·海靖的成名作,小说以西方人的视角、西方人的叙述方式讲述义和团运动前夕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较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貌。原本深受帝国主义殖民思想影响的作家借着这部小说的创作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的巨变。小说深刻批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本性,打破了用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权势话语构建起来的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提供给中国读者一面更好了解自己历史的"他者之镜"。

义和团时期的直隶地区

在义和团时期,直隶地区存在着清政府内清流派和洋务派的尖锐斗争。清流派主张严夷夏之防,认为学习外国的长处,就是离经叛道,将导致亡国灭种。不懂得中外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将爱国主义变成了盲目排外。他们的思想,落后于时代,被时代淘汰。洋务派顺应了时代潮流,得到了发展。

《庚子国变弹词》中的武举人考

《庚子国变弹词》塑造了一系列异人形象,其中包括张武举。李伯元设计的张武举俨然是江湖人士的代表,他因杀人而投奔朱红灯,本不符合晚清武举的真实生存状况。李伯元这样设计是为了突出张武举的特殊出身,以避免描述下等人升为团众首领的尴尬,反映了作家的等级偏见。《庚子国变弹词》中所记乡村民教冲突以武举纠纷案为引子,突出的是弹词的传奇色彩和暴力内涵。弹词的开头选择张武举为反教方面的代表,恰是数以百计的教案中的一件事,而张武举的形象则集庞三杰、樊秉章等晚清诸多武举人形象于一身。张武举代表的是士绅的精神和行为共性,而非团众的利益。由张武举引出的江湖世界,延续了《庚子国变弹词》民间想象的本色空间,而张武举形象以其特别的出身而成为弹词的亮点。

《庚子国变弹词》中的异人形象

李伯元所作《庚子国变弹词》是近代反映义和团事件最为全面、详尽且偏见不强的曲艺类作品。《庚子国变弹词》以全景图方式再现了义和团事件的整个过程,还刻画出了一组性格特别的人物群雕图。其中端王、李来中、张德成三人皆具有异人特征,三人不仅是义和团集团的绝对首领,还寄托了李伯元所阐释出的鲜明个性。在《庚子国变弹词》的世界里,端王成了一代枭雄兼霸主类角色,李来中则是行踪飘忽、来去无踪的羽客类人物,而张德成就成了能掐会算的算命先生类主人公。三个团众首领分别担负起枭雄、羽客和怪杰的形象,延续的是戏曲角色定位的需求,而未曾严格遵守历史真实。三个特异型人物的登场,组成了一幅风云跌宕、诡异莫测的江湖世界图景。如此性格人物的集体亮相,迫使弹词为传统江湖世界的想象空间增添了近代化的新素质。

浅谈义和团运动中的迷信思想

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并迅速发展壮大。这场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在这场运动中迷信思想却贯穿于始终。义和团团员宣扬自己受神的保护,拥有神力,凡事皆言"神意"。究其原因是,19世纪末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导致民族矛盾加剧;生产力水平低下,科技落后;百姓文化知识的缺乏。迷信思想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义和团的发展壮大,但终究弊大于利,最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

统筹县域经济发展 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统筹县域经济发展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有利于破解二元结构,有利于增强整体实力。目前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如经济发展水平失衡,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等不协调问题。统筹县域经济发展需要实现统筹空间布局、发展特色经济,以缩小发展差距等"六个统筹"。

载沣使德述论

光绪二十七年 (1 90 1年 )因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克林德事件 ,醇亲王载沣被任命为专使往德国谢罪。这是清朝第一次派亲王出洋。出于报复心理 ,德皇在礼仪问题上刁难载沣使团。德皇要求坐受国书 ,醇亲王行三鞠躬礼 ,且参赞随员须向他叩首。清朝方面不堪受辱 ,为此与德国方面多方交涉转圜 ,最终在勉强挽回清朝面子的基础上礼仪之争得以解决。在整个使德过程中 ,载沣表现的民族气节。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运河名城临清的经济社会——以教案、义和团史料为中心的考查

义和团运动时期运河名城临清漕运繁忙,商铺林立。1900年,该地因灾粮价暴涨,动荡不安。临清义和团是由外来拳首建立的,参加者都是本地下层民众。这些队伍开展了一系列反洋教斗争,但被地方官镇压,并对教会赔款。由于种种因素,使临清的工商业远远落后于运河沿岸的大城市,反洋教斗争的数量、规模也与运河北段的京、津相差悬殊,但远远超过江南相关城市。

载沣使德述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因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克林德事件,醇亲王载沣被任命为专使往德国谢罪。这是第一次清朝派亲王出洋。出于报复心理,德皇在礼仪问题上刁难载沣使团。德皇要求坐受国书,醇亲王行三鞠躬礼,且参赞随员须向他叩首。清朝方面不堪受辱,为此与德国方面多方交涉转圜,最终在勉强挽回清朝面子的基础上礼仪之争得以解决。在整个使德过程中,载沣表现出的民族气节、才能及谦逊赢得了中外舆论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