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之于拜伦——论鲁迅启蒙叙事中的“忧患”意识

"启蒙"是鲁迅进行文艺创作的主要目的。《狂人日记》作为鲁迅现代启蒙叙事的"开始",塑造了一个具有中国"五四"时代特征的"摩罗"形象。继而鲁迅笔下出现了若干已经觉醒的"民元知识分子",这些人物形象蕴含着鲁迅对人生、社会、时代、革命的理性思考,表达了鲁迅启蒙思想中的忧患意识。

虎年说虎:兵政勇德的人事假借

虎类威暴,予以人的感知,用为人事假借,见诸兵政勇德。在兵政则以虎士、虎贲、虎旅崇尚虎威,以虎符、虎侯命名器用,以虎门显示威严。关于虎贲的官署设置、职守从事、行舍护卫、军旅会同,都是博识的考求。然虎本恶暴,乃是人们对于虎类本质的认识,引申为政事,则以蠹吏封使君、朱都事、范里正化虎彰显其恶,以“封”义为大,乃移“封豕”“封狶”“封狐”于虎,并以虎文黄斑近朱著姓,以“刑范正”与端直拟名范端及为政以“正”寓讽,非止取喻明切,亦资音义之讲。且以不孝化虎,恶人被噉,都寓惩恶之义。至于伏虎彰显中华民族的英雄本色、除暴安民作为一方守吏的为政业绩、废毁槛设合乎自然平衡的法则,乃至功泽及于虎类,都反映古代德政的评判,显示人间正道的深层价值。

破解奴役的双重策略:重读《淡淡的血痕中》

重新解读《淡淡的血痕中》,我们不难发现其间的现实批判意味维度——反思"三·一八"事件,但不必多说也自然有其超越性内涵。它巧妙使用了解构奴役的双重方法:第一是采用醍醐灌顶的破解策略——犀利戳穿造物主的复杂统治策略、揭示其奴役机制;第二是积极地进行建构——鲁迅在《淡淡的血痕中》也高扬"猛士"的大纛,一方面凸显出其犀利的洞察力和坚韧的行动力,同时,鲁迅先生也汲取类似于尼采"超人"等精神资源企图改造国民劣根性,新国民或新世界同时或许可能因此得以产生。

汉魏晋南北朝葬仪中“殊礼”的形成与变迁

从汉代开始,在极少数拥有特殊地位的贵臣或诸侯王死后,皇帝会赐以多种形式的"殊礼"。殊礼本身意味着超越了一般制度的礼遇,因此殊礼的标准并非依据既定的礼仪或法律,而是以"故事",即前代人物的事例为准。通过梳理史料,可以确定汉魏晋南北朝葬仪中所用殊礼主要包括有辒辌车、黄屋左纛、鸾辂、龙旂九旒、虎贲百人等车舆及仪仗。追根溯源,这些殊礼的下赐均源自西汉霍光以及东汉诸侯王的葬礼故事。经过西晋朝的整理与改造,上述葬礼中所用殊礼又为东晋南北朝所继承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