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标准必要专利政策评述

2021年12月,美国司法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和专利商标局共同发布了《关于受自愿F/RAND承诺约束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和补救措施的政策声明草案》,向公众征求意见。其主要内容,由善意许可谈判框架与受F/RAND承诺约束的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救济措施两部分组成。结合2019年政策声明,详细梳理2021年政策声明草案的要点,并对草案内容予以评述。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善意谈判规则探析

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谈判对于促进标准的广泛实施并促进市场竞争和创新至关重要。明确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方进行善意许可谈判的义务并制定相关规则有助于解决“专利劫持”和“专利反向劫持”等问题,促进许可谈判顺利进行,提高标准实施效率。本文明确了建立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善意谈判规则的必要性,分析了标准必要专利善意谈判规则的基础原则,梳理了美国、欧盟和日本关于标准必要专利善意谈判规则的实践模式,基于上述考虑提出了标准必要专利善意谈判制度框架的建构。

国际法中善意协商义务的适用方法研究——基于国际法院实践样本的分析

善意协商义务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一基本国际法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多个国际法院案例确认为重要义务甚至具有国际习惯法的地位。但由于善意协商义务天然所具有的模糊性,在国际公约和国际法院案例中,并没有明确列举满足该义务的具体要求和审核标准。在国际法院所有涉及“善意原则”的案例中,有超过60%的案例都涉及善意协商义务,国际法院将其作为最主要的善意原则的具体适用形式。在这些案例中,国际法院不乏前后不一致的观点与立场,但整体来看国际法院在审查国家是否满足善意协商义务时,通常要求当事国应当按照既定的谈判流程真诚而有意义地进行谈判,不可仅仅是走形式,并应当考虑到各方的合理利益并作出相应的妥协与让步,不得无合理理由延迟协商、拒绝沟通并固执己见。在多个案例中的国际法院管辖权确立阶段,国际法院认为满足善意协商义务应当是诉讼前置程序的一项基本要求。另外在有可能涉及他国利益的跨境损害案件中,国际法院要求善意协商义务应具体体现为及时通知利害相关方并及时作出信息共享披露与协商行为。

竞争法视角下SEP善意许可谈判框架之构建

欧盟法院通过“华为诉中兴案”构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FRAND许可费善意谈判框架,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如SEP持有人提起侵权诉讼的条件,SEP持有人发出的要约是否须在实体上符合FRAND原则,法院审查要约合理性的义务及审查方法等。对华为—中兴善意谈判机制进行合理解读,需认识到欧盟竞争法干预SEP许可行为具有双重目标——提高SEP许可效率,维护下游市场的竞争效率。SEP持有人在未履行发出侵权通知与要约的程序性义务之前,不得申请禁令救济,同时,SEP持有人应承担对其要约符合FRAND原则的举证责任。法院对这一问题的审查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SEP持有人差别对待被许可方是否有合理理由,二是差异性的对待是否会影响下游市场的竞争。

美国SEP侵权救济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

作出FRAND承诺的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是否可以获得禁令救济,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双方争议的核心问题。美国相关行政部门自2013年就这一问题发表政策声明以来,态度立场不断发生转变,这种转变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从仅关注专利劫持行为到同时关注专利劫持与反向劫持行为;二是更加注重诚信谈判对于实现一个更为平衡的侵权救济机制的作用;三是反垄断执法态度变化频繁。美国SEP政策声明对我国参与SEP许可贸易的企业具有较大影响,应密切关注。相关行政部门应积极作为,把握全球应对SEP问题的发展趋势,制定SEP诚信许可谈判指南,根据政府类标准与市场类标准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类别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SEP相关主体反垄断法责任承担的情形。

论缔约过失的基本问题及体系建构

对于给付障碍法而言,缔约过失获得了与积极侵害债权同样重大的意义。现今的一些新型法律制度,都是在缔约过失的土壤之上发展起来的。但在这一制度是否以及如何法典化的问题上,一向存在不同的态度,甚至是迥异的态度。从整体情况看,法典化应当是肯定的,但在具体规制上还是应当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

论商品房买卖中的失信问题及其规范

由于商品房买卖具有与其他商品买卖不同的特征,诚信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了规范商品房买卖中的诚信问题,我国相继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5月7日发布了最新的关于商品房买卖的司法解释,对商品房买卖中的诚信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是我们处理商品房买卖纠纷的重要依据。重点探讨商品房买卖中的失信问题及规范。

司法视野下的FRAND原则——兼评华为诉IDC案

FRAND原则来源于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意指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公平、合理、无歧视"地将自己所属的必要专利授权给所有技术标准的其他专利权人和实施方。然而,由于FRAND原则自身语言的模糊性和概括性以及为"中立地位"所限的标准化组织在FRAND原则解释与判断方面的"不作为",法院不得不成为解释和使用FRAND原则的主要平台。中国法院也对如何适用FRAND原则确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导向。然而,对于FRAND原则的释明,法院可以更进一步确认和完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违反FRAND义务的责任承担问题,以从源头上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论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票据的价值在于依附于票据的权利。票据的善意取得能够促进票据的流通性。但在法律上确认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制度会带来原权利人对于票据权利的损失。因此,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条件才能给予确认。

票据欠缺交付与善意持票人的利益保护

为了充分发挥票据的功能,于欠缺交付之情形应当保护善意持票人的利益。传统的票据行为理论诠释票据行为采用一元构成模式,无法在其理论的逻辑框架内完美地应付欠缺交付的情形;而对票据行为采取二元构成模式的票据行为二阶段说,则以其理论逻辑构造充分证成"欠缺交付的场合票据作成人亦应当向善意持票人履行票据债务"的结论。我国当前的票据立法,不构成援用二阶段说的障碍,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可以以二阶段说的理论逻辑,论证票据行为的效力,否定票据作成人的对物抗辩,以保护善意持票人的利益。

论留置权的标的

留置权是一种重要的担保物权,对留置权标的性质和范围的认识影响到留置权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效果。本文认为,留置权在不可转让物上也可成立,基于效益原则,在不动产上不宜成立留置权。在有价证券之外的其他证券上也可成立留置权,只是可行使权利内容不同。当债权与动产的返还义务基于同一法律关系而生时,在非债务人之物上也可成立留置权。

失信规制和善治表达:涉医违法失信惩戒的制度价值及其法治进路

以制度失信惩戒为内涵的涉医违法失信惩戒具有加强违法行为防控、覆盖各个领域、平衡惩戒必要性和适度性等特征,能够起到维护公共利益、凸显行业保障、修复医患关系等作用。但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审视,《备忘录》仍存在缺少立法依据,程序不够健全和规范,没有完全遵守比例原则等法治意义上的缺憾,难以实现善治目的。建议健全法律依据,将涉医违法失信惩戒纳入行政处罚之中;完善配套法律规范;健全惩戒的启动、监督、撤销程序;设立救济途径。

FRAND承诺的法律性质及其法律效果

FRAND承诺只不过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给其标准必要专利设定负担的单方法律行为;FRAND承诺产生如下两个方面的法律效果。一是在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许可进行的谈判过程中,标准实施者有权获得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FRAND许可(权利),但应当以符合FRAND承诺的条件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进行善意谈判(义务)。相应地,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有权获得标准实施者支付的FRAND许可费率(权利),但应当以符合FRAND承诺的条件与标准实施者进行善意谈判(义务);二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拒绝以FRAND承诺的条件给予标准实施者实施许可时,其禁令救济请求以及超过FRAND承诺部分的许可使用费请求,不应当被支持,同时其行为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面临反垄断法上的不利后果。相应地,标准实施者拒绝以FRAND承诺的条件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进行谈判,或者虽然口头上表示愿意以FRAND承诺的条件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进行谈判,但谈判过程中的行为却违背诚信原则,未尽到善意谈判义务,则可能面临禁令的不利结果。

论FRAND谈判前置制度

FRAND许可费率的决定因素复杂,这使得学界与实务界围绕FRAND的性质、许可费的计算、FRAND承诺与禁令的关系、禁令之诉的合法性、专利法与竞争法之间的界限等相关问题争议不断。虽然FRAND谈判机制解决方式已进入立法及司法的视野,但如何保障谈判双方的实质平等和公平、如何确定双方的谈判义务以及如何具体设计谈判程序等问题,仍然有值得深入探讨的空间。为了破解专利劫持与专利反劫持僵局,法律必须要求当事人在FRAND谈判前、中、后遵循特定的原则和程序。具体而言,披露制度和禁令制度确保谈判双方谈判过程中免受对方的挟持;诚信原则确立谈判双方在谈判过程中的具体义务,保障谈判过程和谈判内容的公平性,是法院判断谈判双方在FRAND谈判中是否存有过错的依据。

我国票据权利取得制度探析

票据是设权证券,权利的取得、行使、保全均与对票据的占有紧密相联,但占有票据与取得票据权利并不等同。本文拟在比较我国学界各票据权利取得理论的基础上,从研究该制度的最适宜方法与视角入手,总结出票据权利的取得要件,从对价、手段、主观要件诸方面对我国票据权利取得制度做一些简要探讨。

票据权利善意取得三论

基于票据的流通性的要求，各国普遍规定了票据的善意取得制度。由于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是一种债权取得，并且这种权利还是“基于证券的权利”，所以，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和一般动产的善意取得不同，其基本结构为二重结构，即一方面是对票据所有权的取得，另一方面是对票据权利的取得。

当事国在海洋划界前的国际法义务之研析——兼论南海当事国在划界前之国际法义务

海洋划界纠纷是引发当今国际争端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83条第3款为当事国在海洋划界前施加了两项义务,即"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临时安排"的义务和"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划界协议达成"的义务。其中,前者的实质是"善意谈判",旨在促进当事国之间订立临时安排,是一种积极义务;后者的要义则体现为"相互克制",意欲限制当事国在争议海域从事有损他方利益的单方行为和恶化现有争端的行为,属于消极义务的范畴。近年来,南海争端不断升级,为避免势态继续恶化,共谋发展,南海当事国在划界前应善意履行公约所规定的上述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