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数量和结构对农村家庭彩礼支出的影响

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同胞数量和结构对农村家庭彩礼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兄弟姐妹数量对彩礼数额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我国农村家庭生育数量下降对彩礼价格上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农村男女有别和长幼有序的客观现实导致兄弟对彩礼的挤出效应比姐妹大,且年长兄弟姐妹对彩礼的负面影响大于年幼兄弟姐妹。第三,2000年以前,农村确实存在用女儿出嫁所得彩礼补贴儿子的现象,但这主要存在于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2000年以后,姐妹对彩礼数额的影响已由正转负,且即便在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村家庭,姐妹也无法为男性获得高额彩礼带来任何帮助。这一发现表明,农村家庭的彩礼性质已从婚姻偿付转变为婚姻资助,新婚小家庭是彩礼的最大受益者。

农村新生代青年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现实挑战

高额彩礼是我国近年来重点治理的突出社会问题。本研究基于对重庆石村新生代青年“零彩礼”现象的田野调查,分析当地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面临的现实挑战。石村“不算彩礼”的共识促进了婚姻交换灵活多元的发展,相对于更具仪式性的婚礼花费、改口费和房产花费,彩礼因过于货币化和功利化而被排除在有意义的婚姻交换之外。自明清流传至今的传统习俗和社会主义新风尚共同塑造了当地礼俗传统,弱代际责任感下自由恋爱、代际和性别平等的情境化解了婚姻交换的偿付和资助功能,礼物模式的婚姻交换在仪式和日常中塑造着集体道德感,即使是在跨婚姻圈的新生代中也没有形成高额彩礼。但随着社会流动性和风险性增大,当地低额彩礼实践的维系正面临着跨区域文化冲突和彩礼抵押功能强化的挑战。

新型婚育文化视角下农村彩礼现状及治理路径研究——基于中西部地区H省的调查

培育新型婚育文化是新时代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彩礼作为婚育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适龄群体的婚恋生育意愿。农村“高价彩礼”问题相较城市更为突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选择中西部地区H省为分析样本,通过大型问卷调查来客观呈现H省现阶段农村区域不同群体的彩礼态度,并通过预期彩礼价格、实付彩礼价格、彩礼嫁妆比等多个量化指标来测量农村区域的彩礼治理现状与存在问题。根据研究结论,提出要积极引导移风易俗,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完善婚恋公共服务,优化婚恋友好环境等建议。

保卫婚姻:农村彩礼支付的功能研究

转型期农村彩礼数额高现象及其治理困境引发了全社会及学界的关注。现有的婚姻偿付理论、代际资助理论和婚姻市场理论均以彩礼支付的即时性和不可逆为前提,忽视了时间维度下对彩礼支付过程的研究。基于对赣中马村的田野调查,考察彩礼支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彩礼支付规则发生了历史变迁,表现出数额高、条件性转移和归属于小家庭的特征。在择偶、恋爱和成家阶段,彩礼支付依次发挥竞争、保障和资助功能,每一阶段的功能发挥以上一阶段的功能完成为前提,呈现出流动的阶段性功能转换。整体而言,农村彩礼支付的功能在于保卫婚姻,即农民家庭在应对“择偶难”“恋爱难”“守家难”等一系列婚恋风险时,试图通过支付彩礼这一适应性策略来实现婚姻稳定的目标。鉴于此,农村高价彩礼治理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帮助农村青年走出结构性婚恋困境,解决农村男青年的婚恋难问题,倡导文明乡风,通过村规民约等帮助农村青年树立健康婚恋观,以应对转型期婚恋风险。

新形势下彩礼纠纷的司法应对

彩礼是以婚姻为目的的赠与,该目的包含结婚登记、共同生活、孕育子女等多项因素。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的,在双方离婚时一般不予返还彩礼。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应当在扣减已经使用部分和无法返还的嫁妆部分基础上,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原则上应当返还彩礼,但双方已共同生活的,应当在扣减已经使用部分和无法返还的嫁妆部分基础上,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彩礼纠纷案件中的法治困局及其破解路径——兼评法释[2024]1号彩礼返还之相关规定

彩礼这一社会现象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其将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相糅合,产生了较为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彩礼纠纷案件中存在主观目的、彩礼数额、婚姻状态、当地习俗、共同生活时间、孕育状况、双方过错、给付家庭经济情况等综合因素,且这些因素往往随时间变化而变动不居,导致了实践中裁判规则的不统一。法释[2024]1号对彩礼的界定,在未结婚登记但确已共同生活和已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情况下彩礼返还的全新规定,对当事人范围的明确以及彩礼返还时对于习俗、过错等因素的综合考量等等都值得充分肯定。但彩礼纠纷案件裁判规则仍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对此,应明确规定婚约解除的法定情形,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规定过错方在婚约解除或故违婚约时对于无过错的对方的赔偿责任。落实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应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为指导,坚持多措并举,持续引导和推动移风易俗,切实化解彩礼纠纷,逐步消除高价彩礼赖以滋生的条件和根源,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基于农村地区的高额彩礼构成形成机制研究——以江西农村地区为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代,农民对物质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农村地区的彩礼不断高涨。江西地区的农民群众深陷高额彩礼漩涡,“天价彩礼”层出不穷,引发社会各界反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江西农村地区的彩礼构成主要受思想观念和经济水平这两个核心因素的共同影响,从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因素对高额彩礼构成呈正向显著影响,从农村地区居民的思想观念来看,思想观念在经济因素与高额彩礼构成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在此结论的基础上,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治理农村婚嫁彩礼问题,首先要改善农村地区经济条件与加强农民生活保障,健全养老、医疗体系等;其次是要大力推动与农村地区相适应的婚礼习俗改革,构建优良社会舆论环境以形成道德新风尚与发挥正确婚姻观的导向作用;最后要不断落实农村地区法制建设,完善相应法律法规。

礼与财的制衡:再观清代宁夏府婚俗

六仪和《朱子家礼》的适用体现了清代宁夏府婚俗对中原传统礼法的继承,也是当地淳朴民风的真实反映。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奢靡之风影响了衡量婚姻质量的标准,婚礼议财也滋生了争讼和抢亲等恶果,纳征和请期顺序的调整可以适当缓解这一矛盾。《民国朔方道志》对清代宁夏府婚俗中“失礼”和“重聘”的苛责并未真正触及婚俗积弊的根源,礼与财之于婚俗是交织混合的附属品。辩证分析古礼中不少仪式需以财物为基础,议财之风的繁盛同时也需要以礼仪等外在活动来彰显,二者制衡的结果是繁琐的仪式被简化,财物的交付量力而行,以热闹喜庆来弱化礼与财之间的对立,使婚俗尽可能回归到朴实的生活。

婚姻目的视野下彩礼返还纠纷的司法困境及出路——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婚姻目的以性和爱情、抚育子女、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为主要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4〕1号)对规则的适用范围、彩礼范围、诉讼主体资格、彩礼返还具体规则的规定均体现着“婚姻目的”。在当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彩礼返还纠纷所面临的“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司法适用混乱、当事人未达法定婚龄情况的司法处理混乱、“共同生活”的司法认定混乱等困境,并未在法释〔2024〕1号中得到明确的回应。对此,法释〔2024〕1号在适用中应当根据给付和收受财物的行为是否具有婚姻目的的指向性来界分“彩礼”;以未达法定婚龄的当事人不可能实现婚姻目的为由,直接排除这类情形的适用;根据婚姻目的的实现情况对共同生活作出认定。

少难成家、老无所依?性别失衡下的男性婚姻挤压与家庭发展风险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长达近40年,男性人口过剩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已带来系列严重后果,婚姻成本不断攀升、高价彩礼难以遏制、农村家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基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与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合作的“中国女性缺失背景下男性家庭性别角色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和西安交通大学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于2018年在全国11个省份收集的农业户籍人口专项调查数据,构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风险分析框架与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分析框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界定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风险的主要场域,为婚姻场域、健康场域与养老场域;识别出各场域典型风险,为成婚风险、性健康风险与自身养老风险;构建出以国家治理模式为核心,以社会发展制度与家庭发展政策为支撑,以弱势群体家庭发展促进工作平台为突破点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风险治理模式;定义了农村男性婚姻成本概念,包含婚房、彩礼、媒人中介费、婚礼四要素,识别出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四种类型,为偏重彩礼型、偏重婚房型、彩礼-婚房并重型与混合型;揭示出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变迁特征、结构性差异与关键影响因素;在对各级政府现行农村地区彩礼治理政策进行回溯分析与效果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城乡间、区域间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就地城镇化,提升农村人口教育水平与职业保障,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全方位调研地区婚姻成本实践内涵,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地区移风易俗,坚持“党建引领、党员先行”,充分挖掘村庄内生治理资源,依托群众性自治组织加强引导,建立政府主导、社区与家庭参与的婚介机构等政策建议。

代际剥削?彩礼习俗与农村父母健康

使用CHARLS 2015年的数据研究了彩礼支付对农村父母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为孩子支付的婚姻成本越高,其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越差。机制分析表明,短期内,较高的彩礼支付导致父母承受巨额债务而因债致病;长期内,一方面,父母高额的彩礼支付未能显著提高子代对其的代际支持;另一方面,高额的彩礼支付增强了父母的“养儿防老”意愿而降低了社会养老参与程度,加重了父母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双重缺失困境。进一步分析发现,浓厚的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彩礼支付对父母健康的不利影响,父母与子女同住有益于缓解彩礼支付对父母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

民法典时代破解彩礼纠纷的新思路

彩礼纠纷的解决关涉乡村治理的质效和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近年来,针对因彩礼引发的纠纷不断增多的现象,中央陆续出台文件,要求破除农村婚姻陋习。当前,全国四级法院对彩礼纠纷作出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意见,均存在过于原则、规范冲突以及规范欠缺等不足,难以切实有效地发挥司法引领和教育功能,也无法从根本上破除婚姻陋习。将《民法典》中“适用习惯处理纠纷”和“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适用到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深刻影响此类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结果,对彩礼纠纷的预防和解决起到重要推进作用,进而从根本上破除婚姻陋习,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农村彩礼转移中的财产属性叠加与关系政治

既有研究主要把彩礼放在“男方—女方”、“母家庭—子家庭”或“社会—家庭”等二元结构内展开研究,较少将其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进行研究,尤其是新形势下彩礼转移的新变化及其社会意涵。研究发现:农村彩礼转移路径逐渐延长,具体表现为彩礼从男方家庭转移到女方家庭,再从女方家庭转移到小家庭。当彩礼转移到女方家庭的时候,彩礼自带的男方家庭财产属性和附加的女方家庭财产属性就会叠加在一起。财产属性叠加模糊了彩礼的财产归属,这给女方家庭、男方家庭和小家庭索取彩礼都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从而在彩礼转移过程中形成了十分微妙的关系政治。当彩礼最终从男方家庭转移到小家庭的时候,男方家庭、女方家庭和小家庭三者之间最终会达到一种较为均衡的关系状态。

性别比失衡、婚姻支付与代际支持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人口性别比失衡对婚姻支付行为的影响。经验分析显示,适婚人口性别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导致彩礼支出显著上涨2.037%,但对嫁妆支出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分样本考察显示,人口性别比失衡对彩礼支出的影响只在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显著。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在从夫居文化越盛行的地方,人口性别比失衡对彩礼支出的正向作用越强。最后,本文初步考察了婚姻支付背后的经济动机,发现父母支付的彩礼和嫁妆与子女婚后给予父母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显著正相关。

农民分化与通婚圈结构变迁——基于皖中大鼓村婚姻市场的考察

本文以皖中大鼓村的通婚圈结构的变迁为例,讨论了农民分化与通婚圈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近年来,农民分化打破了传统的通婚圈,使得当地通婚层级化,进而形成了通婚圈内卷与扩大的双重趋势。决定这一现象内在的机制在于彩礼性质的嬗变,收入上层的农民推高本地彩礼的同时,使得收入中层和下层农民把目光投向了无需支付彩礼的跨省婚姻,由此形成了彩礼压力下婚姻选择的不同。另外,农民分化与通婚圈结构的变迁可能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性后果。

高价彩礼对农村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基于扩展OLG模型的实证检验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家庭普遍存在消费增长变化迟缓的消费粘性。它与消费理论中的习惯形成消费粘性不同,是指农村家庭消费未随收入增长同步变化而表现出的消费粘性,即农村家庭消费率增长率始终围绕零值上下波动。根据农村家庭消费的扩展OLG模型,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高价彩礼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高价彩礼对农村家庭消费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抑制了收入增长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了消费粘性;2)根据贝克尔时间偏好理论,男孩偏好或者育有男孩的家庭面临高价彩礼的冲击,不得不减少当期消费,从而强化了消费粘性;3)高价彩礼严重影响了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也进一步强化了消费粘性。进一步实证检验发现,婚姻挤压、城镇化过程中的婚姻观念转变和女性就业异质性是农村高价彩礼的成因,并形成了影响消费粘性的传导机制。在理论与实证基础上,对抑制高价彩礼和促进农村消费增长的相关公共政策选择进行了讨论。

乡城流动背景下低收入地区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对甘肃省东部蔡村的调查

论文采用访谈和观察的方法,对甘肃省东部蔡村青年男子的择偶困境进行了研究。论文指出,青年农民工的流动使得流出地农村青年男子的择偶难度加大;彩礼飞涨,家庭负担加重;凑合婚增多,婚姻的不稳定性提高等等。贫困地区青年男子的择偶难问题成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从婚恋方面对于农村的又一次剥夺。应该把解决农民工的婚姻问题纳入关乎社会和谐与整个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中来。论文是对有关农民工婚姻问题研究的重要补充。

彩礼支付结构转变与彩礼的攀升逻辑

既有涉及彩礼攀升问题的研究对彩礼支付结构转变与农村彩礼攀升之间的关联关注较少,研究试图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去揭示支付结构转变对农村彩礼提升的促发机制。研究发现,打工经济为彩礼提升构建了经济前提,彩礼由婆家流向娘家到婆家娘家共同流向新人家庭的结构变迁中,女方父母由彩礼消费者到资源支持者的变化致使娘家要价的舆论压力减小、要价能力增强。而男方父母为子完婚的代际伦理责任使其彩礼应价能力较弱,容忍度较强。此外,婚姻缔结中债务权责主体分离的代际伦理和彩礼比高原则促成了农村彩礼价格的攀升。

婚姻匹配理论及其实证应用新进展

婚姻匹配问题(即谁与谁结婚问题)是婚姻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婚姻匹配问题的研究自延迟匹配机制提出以来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近年来随着实证工具、方法和微观数据的不断完善,婚姻匹配的实证应用越来越多。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运用匹配理论对婚姻问题进行系统性、理论性的探讨在中国仍然较少,相关实证研究更少。本文首先论述8种主要的婚姻匹配模型及其在实证研究上的应用及各类模型的适用条件及改进空间。其次阐述各种婚姻匹配模型在估算婚姻收益及其影响因素、结婚率及其影响因素、婚姻市场的正向匹配及其成因、彩礼和嫁妆、结婚和离婚等多个领域的实证应用最新进展。最后介绍婚姻匹配模型在中国婚姻市场的相关应用研究。决定婚姻匹配的因素众多,有诸如收入、教育水平、年龄、宗教、外貌等因素,但以往的研究较多使用对数线性模型对婚姻匹配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直接利用匹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是婚姻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实证和理论角度利用婚姻匹配模型对影响婚姻形成的因素进行研究有利于理解中国婚姻市场的稳定,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化,婚姻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礼俗的社会性表达——宁夏西海固回族“高价聘礼”现象的人类学观察

近年来中国农村地区出现高价聘礼现象,西海固回族社会亦是存在着高价聘礼现象,理解西海固回族高价聘礼现象需将其放置于乡土中国的特定语境,既要看到聘礼本身为一种带有博弈性质的财产转移,同时乡土社会中的面子观和婚姻市场中稀缺资源的竞争,导致了西海固回族高价聘礼的出现。高人情伴随高价聘礼出现,客观上起到了困境中经济互惠互助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