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早期青铜器中铅料矿源分析

秦早期青铜器是早期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秦人早期生活的地区没有发现古铜矿和铅矿遗址,所以关于秦早期青铜器的矿料来源至今仍是一个谜。本文利用铅同位素比值分析方法探讨秦早期青铜器中铅矿料的来源,结果表明,秦早期青铜器使用的铅料很可能就来自秦岭山带。

从秦公器看秦人早期的历史文化

不其簋、秦公簋和秦公壶是研究秦人早期历史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了探索秦人早期历史的发展脉络,文章利用这三件秦公器实物资料,从考古学的角度,分析秦庄公、秦襄公、秦文公的主要历史功绩以及秦人早期的历史文化。由秦公器可以看出,早期秦人偏处西北的陇右地区,在与周人密切交往的过程中,秦人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早期秦人的青铜器表现出对周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注意发展创新属于自己的文化特点。

论秦人早期青铜器与秦系文字的形成

近年来在天水地区新出土的秦人早期青铜器及其铭文,为准确认识秦系文字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资料。将新出秦人早期青铜器与传世青铜器相结合,根据其制作年代考察其铭文的演变,则秦人早期青铜器目前所见最早的是秦庄公时的不其簋,其次是秦襄公受封建国时所造秦公簋与盄和钟,再次是大堡子山秦公诸器。与之对应,不其簋铭文表明秦人已经熟练模仿和使用周文字,而秦襄公时的秦公簋与盄和钟铭文标志着秦系文字已肇其端,中经大堡子山秦公诸器铭文的进一步发展,至春秋早期秦景公钟、镈铭文,秦系文字已完全形成。

宝鸡出土周初青铜器的历史地位

西周初期宝鸡地区的青铜器有深入研究的空间。从器形特点而言,青铜禁、方座簋、四耳簋、编钟、剑都是宝鸡青铜器群中颇具特色的器物;从纹饰而言,向外飞射的棱角、尖刺乳钉纹、蜗纹是宝鸡出土青铜器的独特装饰风格;从器形组合而言,鼎、簋组合,觚、爵、斝减少,铭尊、卣组合的出现是宝鸡出土周初的青铜器的特点。宝鸡出土青铜器之所以出现以上特征,是由于其受到多种文化影响。从宝鸡出土族徽铜器可发现商周大部族国,与远方部族国、高度发达青铜文化之间的多层次、多方位交流。

日本泉屋博古馆所见先秦私文书(三)——春秋战国青铜私文书的衰落

日本泉屋博古馆展藏的春秋战国青铜铭文器明显少于西周,从著录的金文集里看,春秋战国的青铜铭文器数、字数及内容,与西周相比也骤然减少。其原因是奴隶制度的代表制如分封制、宗法制、礼制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逐步走向衰落,家庭或家族的铸器铸铭之风,也必然要随其走向衰落,这是青铜私文书衰落的一个原因;另外,代替青铜私文书载体的其他材料如铁、竹木、玉石的大量使用,是青铜私文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总之,从先秦青铜私文书的发展变化中可以看出,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的发生与发展都与其政治制度的兴起、鼎盛、衰落有紧密的联系,是社会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

秦汉青铜器的艺术特征

我国青铜器发展历史悠久,大致经历了形成期、鼎盛期和转变期三个阶段。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在承袭商周礼器的基础上,开始向实用器过渡,并在器物造型、装饰纹样、地域风格等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是我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略论岭南地区西汉早期青铜器的特征及成因

对岭南地区出土的西汉早期青铜器统计显示,青铜器出土地域集中、数量多、种类齐全,但功能发生变化,同时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器物来自中原地区,究其原因,可能与交通的改善、南越国的建立、郡县设置和铁器化进程加快有关。

论秦汉铜器的一体化

秦汉铜器的一体化可划分为秦至汉初、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一体化主要体现在打破了先秦族群铜器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与秦汉帝国的统一和建立有关。第二阶段主要为铜礼器的一体化,与汉武帝的铜政即工官专控有关。第三阶段主要为实用器具的一体化,与铜器制作的放开、私家作坊的涌现所导致的产品商业化有关。不同阶段的铜器一体化程度不同:秦至汉初处于雏形阶段,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进程加速,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得到进一步加强。

南京博物院藏楚■陵君铜器铭文新识

本文以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新资料为突破口,对楚国■陵君铜器铭文所记■陵地望、器物年代与器主身份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封地■陵即《水陆里程简册》的"莪陵(津)",位于今湖北宜城市汉水之滨,同名异地及新置"■陵"的可能性较微。铜器的制作时代约在楚灭越至公元前223年楚覆亡之间,制作时代最可能在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以前。综合制器年代与器主的"王子"称谓可知,■陵君应是楚威王、怀王、顷襄王中某位楚王之子。

郭沫若周秦诸子研究平议——以《十批判书》为中心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立足于甲骨卜辞研究、钟鼎文研究和诸子思想研究的相互贯通,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意义为旨归,而开拓了甲骨文、青铜器和周秦诸子思想等学术领域的新境界。郭沫若在古文字辨识研究基础上研究诸子的思想及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流变过程,析疑辩难完成的《十批判书》,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探讨与现实针砭的多重意义。郭沫若立足于新文化建设的立场对包括周秦诸子和典章器物等中国古代历史和社会阶级的研究,始终贯彻了为中国革命而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的远大理想。郭氏一生贯通文史和东西的学术研究,包含了高远的政治情怀、强烈的文化意识和精诚的信仰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