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ysi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Lenin＇s Legal Supervision Theory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law can be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Lenin started from social reality and construction of regime in Soviet Russia,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value significance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legal supervision, based on which he proposed to establish unified legal supervision system to fulfill the functions of legal supervision. The paper starts with theoretical basis and content of Lenin＇ s legal supervision, and expounds the importance of legal supervision in Soviet Russia.

论检察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核实权

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治理秩序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内容和途径。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公益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必要手段,保障和服务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检察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核实权作为一项基础权力,虽具有非强制性和有限性,但具有一定的刚性和权威性。为更好地贯彻二十大精神,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应对公益诉讼不断发展的现实需求,应积极配合公益诉讼立法,在立法中对“调查核实”这一检察公益诉讼的核心环节加强规范,对调查核实权的属性、权力边界和运用程序予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公益诉讼中检察谦抑性原则的理论与应用

检察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关乎检察权作用时机、检察权与行政权以及和私人权利关系的互动问题。在公益诉讼的启动上,人民检察院应以检察谦抑性原则为基本要求和追求,避免权力行使突破边界,并与民间代表力量充分协调,呵护民间自治力量的发展。在检察权和行政权关系问题上,应当厘清两类公权力的核心差异,合理划分二者的作用范围和边界,避免权力发生混淆和重叠。在检察权和私人权益的关系中,应当秉承公权行使保障私人权益的理念,注重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均衡,避免绝对追求公益实现,忽视私益保护的情况发生。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的法治逻辑及展开路径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具有严密的法治逻辑,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强化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必然要求,还是对监督者再监督的题中之义。但由于监察权在我国新“四权”权力配置模式中处于优越地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还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这就需要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与地方监察机关监察两者“异中有同”“相得益彰”关系的基础上,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开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以实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监督的目的。

检察机动侦查权运行的优化路径探析

检察机动侦查权是检察侦查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应有之义,也是检察机关履行追诉犯罪职责的必然要求,更是权力制约原则适用的现实考量。检察机动侦查权在实践中的运行困境,应当通过优化路径的方法予以破解,具体包括准确界定机动侦查权的性质、细化并拓展检察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明确检察机动侦查权的启动条件、完善检察机动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等四个方面展开。

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权的实施困境及纾解——兼论检察侦查权改革

自行补充侦查权是中国语境下检察侦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定位下具有独特的诉讼价值与制度功能。但是,立法的缺失和现实的掣肘导致自行补充侦查权在实践中未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激活这一休眠的检察侦查权,不仅是检察监督本位之思考,还是检察工作现代化之所需。从强化检察侦查权监督性的视角出发,分析自行补充侦查权的实施困境及成因,应当着力从规范化设计、侦查能力建设、协作与制约双向模式三方面探索自行补充侦查权的改革进路与完善路径。

检察建议的谱系脉络及分类发展构想

检察建议作为中国检察实践的原创,是基于法律监督的属性要求和检察职权的发展需求在不变与变中相互融通、统一表达的生成结果。通过构建检察建议谱系图,可将检察建议的发展脉络分为三代:“法律守护人”角色、“法律守护人”“公益维护人”双角色、“法律守护人”“公益维护人”“治理参与人”三重角色,并呈现出“从监督者的督促纠正方式到建议者的协商共治方式”“从整体发展到分类发展”的趋势。检察建议的分类发展,应按照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和法律监督类检察建议重构:法律监督类检察建议是依附于相应的检察职权的一种可选择的“刚柔并济”的非诉监督方式,而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应通过立法成为检察职权外延发展下的社会治理检察职权。

破产程序检察监督的正当性及其实现路径

检察机关介入破产案件进行监督,是中国破产法律制度实践中逐步生发出来的新现象。部分地方司法机关陆续出台破产案件检察监督规范,在制度设计上进行探索,但实践效果乏善可陈,原因是制度定位不清、规则可操作性不强。有必要展开对实践中检察权能与程序配置的历史考察,厘清破产检察监督的发展演变与价值定位,从权利救济、监督需要和治理回应等三个维度揭示检察监督介入破产案件的正当性与法理根据。应强化破产案件中法律监督者的参与地位,从规则完善与机制优化层面来保证破产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

数字检察视域下虚假仲裁法律监督理论拓补与路径构造

虚假仲裁因其高度隐秘性成为当前检察监督的盲区。由于仲裁“依当事人申请”的法院撤销权受限、仲裁机构内部控制动力机制不足等因素,亟需加强虚假仲裁检察监督;而当前检察机关的“间接监督”模式限缩了其对虚假仲裁的规制能力,传统法律监督方式对虚假仲裁的查处力度相对孱弱。在数字检察背景下,通过数字化法律监督方式应对虚假仲裁成为有效解决路径。同时,数字化检察监督模式亦面临新的挑战,亟需进行理论拓补与制度构建。虚假仲裁数字检察监督的权力基础源于宪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赋权以及仲裁的准司法性,对虚假仲裁的数字检察监督需树立积极主义法律监督观进行理念调适。应当通过协同治理下虚假仲裁信息源获取、虚假仲裁识别与查明的算法工具辅助、虚假仲裁数字检察监督的限度与规范化等,构建虚假仲裁数字检察监督实现路径。

开发区法定机构治理模式现实考察及对策研究

法定机构的制度优势与成功经验不仅体现在依法设立、职权法定、企业化与市场化的运行模式、享有高度自主权等,更体现在法定机构权力相互制衡的组织架构设计上。我国开发区法定机构改革如火如荼,这一治理模式在实践中也存在着承接政府权力下放的能力有限、评价监督困难等问题,制定政府与法定机构双向互动的权力交接模式,构建多元化、内外联动、全过程的监督评价体系能够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献策助力。

关于依法监管核电企业集团落实核安全主体责任的思考

本文从落实依法治核和履行安全责任两方面论述了对核电企业集团开展核安全监管的必要性;通过对国家法规及国务院相关部委文件要求的分析,梳理了核电企业集团的职责要求,探索了如何建立对核电企业集团的核安全监管机制,提出了对核电企业集团开展核安全监管的方式方法。

检察侦查权的适用逻辑与实践优化

1979年以来,检察侦查权的发展经历了范围上逐渐限缩、性质上不断回归法律监督属性的演变历程。这一特征决定了检察侦查权力度和精准度的提升是提高法律监督质效的重要手段。而实践中,检察侦查权适用率低迷、案件线索移送机制不健全、存在“自侦、自捕、自诉”等问题,影响了检察侦查权行使力度和精准度的提升。为此,理念层面需要以能动检察为指导,在规范层面确立检察管辖优先原则,适度松绑检察侦查权的启动条件;在配套机制方面,适度探索设立检察侦查部门,建全案件线索发现和移送的衔接机制,借助数字检察提升检察侦查的精准度。同时,要注重检察侦查权的内外部监督与制约的问题。

检察侦查权的制度逻辑与时代走向

检察侦查权与检察机关在历史上相伴相生,我国的检察机关享有侦查权早于其获得“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二者并不存在先天关联性。在宪制体系中,检察侦查权是侦查权配置的总体逻辑和检察机关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交融建构下的产物。受到宪法实施过程中“法律监督机关”之功能定位的影响,检察侦查权逐渐由“追诉型”侦查权演变为“监督型”侦查权,这种转型对维护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保障检察权的统一行使和有效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监督型”侦查为目标导向,检察机关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机关”的本位对检察侦查权进行体系化建构,在此基础上重组独立的侦查部门和侦查队伍。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时代背景下,还须探索检察机关在检察侦查活动中监督监察机关的路径。

检察建议权的理论重述及实效化路径展开

长期以来检察建议作为检察监督权行使的重要方式,将其作为权力形态论证不足。有关检察建议的立法分散,检察建议权行使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公权力属性存在争议。权力内部的结构性缺陷,影响司法实践并呈现为监督刚性不足、监督程序形式化、监督文书不规范等问题,规范检察建议权行使具有现实紧迫性。需要形成“制度—本质—实证—规范”研究范式,明确检察建议的公权力属性,秉持从地方立法到国家立法,再到统一的《法律监督法》的立法模式。同时需要通过优化办案程序、建构分层递进式监督路径、引入第三方咨询、评估机制、扩大公开宣告和听证、借助大数据赋能等多条规范化路径来实现检察建议的提质增效。

强化对监察委员会检察监督的理论审思与实践进路

我国现行对监察委员会监督体系的不足,凸显了强化对监察委员会检察监督的必要性。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性、我国《宪法》和《监察法》规定的“互相制约”条款、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监察法》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规定,则为强化对监察委员会检察监督提供了可行性。但是,由于我国国家权力体系中检察权与监察权的不平衡,强化对监察委员会检察监督还面临一些难题与障碍。为此,应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协调与平衡检察权与监察权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体制设计的途径,为强化对监察委员会检察监督提供实践进路,主要包括检察机关对监察委员会立案的监督、对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的监督、对监察委员会移送案件的依法审查、批准逮捕、提起公诉以及对监察人员职务犯罪进行立案侦查。

检察机关“有限一般监督”改革进路的生成逻辑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转隶不仅致使检察机关传统强势业务遭受挫折,也使民事检察和行政检察的畸形发展样态愈加凸显。对此,检察制度改革应坚持“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不动摇,并将检察权之宪制定性明确为“法律监督权”。但主要局限于“诉讼监督”乃至“刑事诉讼监督”的检察惯性,则明显与“法律监督”的宪法界定相抵牾。实则,“一般监督”作为列宁法律监督思想的核心内容,已然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历史经验,对补足上述缺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干涉私主体意思自治的制度风险及检察资源有限的现实状况,则是慎重全面回归“一般监督”的主要考量。基于此,检察机关应以“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发现的违法犯罪”为限制要件,在“四大检察”工作中形成“有限一般监督”的改革进路,有力推动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之质效提升。

精准化量刑建议的法律性质及其展开

基于控审分离原则,检察机关的精准化量刑建议属于求刑权,而非具有终局性质的量刑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影响的是法院对量刑权的行使方式,法院量刑方法从相对封闭的单独量刑向多主体参与的合作量刑转变,并侧重对量刑建议是否明显不当进行审查。检察机关作出量刑建议时,应兼顾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根据量刑事实查证程度、案件复杂程度、量刑经验积累程度合理选用确定刑或幅度刑量刑建议。法院应对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进行全面实质审查,量刑建议是否明显不当,应当根据刑罚是否与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进行判断。法检两机关应注重分工配合和监督制约,稳妥处理与精准化量刑建议相关的上抗诉案件,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行稳致远。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检察职能的比较研究

中哈两国检察制度建立初始均受到了列宁检察理论及苏联检察制度的深刻影响,有着共同的渊源。两国目前都处于社会转型期,对检察机关的定位及检察权职能的配置,均选择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检察机关独立发展道路。哈国保留了苏联检察制度中的“一般监督”,并不断提升强化其监督职能与法律位阶。中国检察机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不断强化,内涵渐次丰富,形成了以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为核心的法律监督新格局。可借鉴哈国对检察机关“一般监督”的坚持与发展,以更好地完善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促进对国家治理和法治建设的推动作用。

丹麦区域供热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丹麦建立了高度发达的区域供热体系,2020年该国区域供热量占全社会终端能源消费量的18.6%,区域供热占比位居全球前列。丹麦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助推区域供热快速发展,并推动可再生能源成为主力供热来源。丹麦区域供热热源种类呈现多样化、绿色化特点,生物质燃料是区域供热最主要的燃料,2020年固体生物质燃料和城市废弃物焚烧占到区域供热总量的71.8%。热电联产仍是区域供热的主要生产方式,供热量占比约2/3。与此同时,太阳能区域供热规模不断扩大。丹麦区域供热网络一般由长输干管加多个局域输配管网组成,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丹麦供热市场体系秩序井然,拥有三级分销、产销一体等市场模式。区域供热热源及管网公司定位于自然垄断企业,受到严格的法律监管。目前我国集中供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热源单一、管理机制不健全、缺少顶层规划以及存在技术障碍、体制障碍等。为了发展完善我国集中供热体系,借鉴丹麦的经验,要注重多能互补绿色高效,建立政府监管和市场导向为主并重的供热管理体系,加强顶层立法和规划,建立完备的要素保障体系。

检察侦查权运行机制研究

检察侦查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手段性和保障性权力,具有鲜明的法律监督属性。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以直接侦查权、补充侦查权、机动侦查权为主体的检察侦查权体系架构基本形成。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检察侦查权存在直接侦查权启动不自由、补充侦查权运行不积极、机动侦查权行使不顺畅等问题,制约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效能的提升。究其原因,在于直接侦查权的运行范围模糊、补充侦查权的运行规范缺失、机动侦查权的运行程序繁杂。为保障检察侦查权的良好运行,建议细化检察侦查权的运行范围,规范权力运行边界;完善检察侦查权的运行程序,破除权力运行障碍;健全监检衔接的协作机制,避免权力运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