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独特丧葬习俗探析

通过考古发现,可以洞悉高句丽墓葬形制和陪葬习俗,但是对于高句丽葬俗却必须配合文献材料,方能做以全面了解。在《三国史记》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高句丽人有着将死者就地安葬于死亡之处的独特习俗,尽管不能确定这种习俗是否延续于整个高句丽历史,但在其前期是的确存在的。此时,高句丽人虽有嫁娶之时"便稍作送终之衣"的"厚葬"传统,但并不代表其人在世之际便开始营建自己的墓冢。高句丽人有停丧传统,实则是在等待自己墓冢的修造,盖因其人是在死亡之地修墓安葬的缘故。

新农村墓葬地选址控制研究

目前农村乱埋乱葬,浪费土地现象严重;从当前农村墓葬用地的特点入手,结合我国古代风水学精髓与现代GIS技术对墓葬地进行区位选址,应用相关的人口与死亡率模型对墓葬地选址规模进行预测,以基本农田控制线、绿线、蓝线、紫线、黄线的用地控制范围位抓手,从政策与法制的角度保证选址控制的实施,从而达到土地集约利用目的。

舜帝卒葬地考

关于舜帝的卒葬地,传统一般认为在湖南省宁远县的九疑山。这本来不成问题。然而近些年来,某些地区,例如山西的学者,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一些并不可靠的资料加以演绎,将当代的语言、思维和行为强加到古人身上,提出了"舜帝归葬山西"说,并在山西永济修建了规模庞大的舜帝陵墓。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详细考察和缜密辨析,可以认为,舜帝的归葬地为九疑山是不可动摇的。

萨特《死无葬身之地》在中国的文学接受研究

在我国学者对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评论文章中,他们大多认为,剧中的五位游击队员是萨特塑造的英雄形象,他们虽然在反法西斯时失去了生命,但是却死得其所。此外,有人用"可能与不可能"的范畴去分析萨特这一剧作,并以人在处境中的"自由选择的艰难性"来说明"自由选择的不可能"。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评述。

唐墓志题书郡望的增多及其原因探析

由于郡望既能"明厥氏所从出",又能区分政治等级和社会地位,魏晋至隋唐时期,在名前冠以郡望的风气非常流行。墓志题书郡望虽受争标郡望的社会风气影响,但并不与之完全同步。魏晋南北朝墓志很少郡望入题,唐代前期墓志题书郡望者保持在10%左右的低水平,开元前后题书郡望的墓志明显增多,天宝过后有过半之势。唐中后期题书郡望现象的普遍与士族迁出原籍葬归新贯的社会风气紧密相关,同时也受标榜门第的社会风气影响。其本质是魏晋崛起的士族政治社会向宋代以后的官僚政治社会变迁的世俗反映。

有关炎、黄二帝的若干史实考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缺略,所以有关他们的传说或后世的记载,有很多失真的地方。经过考证,认为黄帝的生地应在今陕西凤翔县境,炎帝的生地应在今陕西岐山县境,或在今陕西宝鸡市境。至于黄帝的葬地,汉代的记载本来是很清楚的,就是在上郡阳周县的桥山,即今陕西子长县西北的大梁山。但随着后代阳周县名的迁徙,黄帝陵所在的桥山也不断被搬家。直到唐朝才把甘肃正宁县东、与陕西黄陵县交界处的子午山当作黄帝陵所在的桥山,并把黄帝陵建在这里。炎帝墓在历史上曾一度失传,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只说是"葬长沙",并不具体。对此在宋代曾经作过一次认真的调查,终于查清炎帝陵的所在。神农氏和炎帝并非同一个氏族,现在人们往往把炎帝与神农氏合在一起,称为"炎帝神农氏",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当然这个误解也决非自今日始,至迟在东汉时就有人把神农氏与炎帝合而为一了。

北宋士人的地理意识与家乡观念——从欧阳修的“思颖”与“薄吉州”入手

南宋笔记对欧阳修的"思颖"多有批判,赵翼也说"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考察有关诗文,结合北宋社会政治背景发现,北宋士大夫的不归本籍,缘于他们丰富的地理经历和融通的地域观念,与北宋皇帝对官员的防范、猜忌有关,也出于他们对家族长远发展的考虑,并非鄙薄家乡不愿回去。绝大多数的北宋士人对人地关系的理解更开放、更融通,自认是"东西南北之人"。无论在哪里,他们都能保持无根无住、适性自由的生命状态。这种状态肇始于中唐的白居易的"大抵心安即是家",至北宋得到了较大范围的发展。

旋挖挤扩灌注桩抗拔机理模型试验

通过室内小比尺模型试验,进一步确定了旋挖挤扩灌注桩的承力盘最佳埋深位置和盘间距,为其应用提供必要依据。在粉质黏土层中,通过上拔荷载作用对30 mm桩径的旋挖挤扩灌注桩进行研究,同时,设置等直径桩作为对照组,试验得到等直径桩和旋挖挤扩桩在上拔荷载作用下的Q–s曲线、S–lgt曲线等。研究表明:无论在上拔量还是抗拔承载力方面,旋挖挤扩灌注桩都优于等直径桩,单盘桩的抗拔承载能力大约是等直径桩的1.5~2.3倍,同时,为了保证承力盘盘阻得以发挥充分,单盘桩的承力盘埋深位置至少为6倍桩径,双盘桩的承力盘间距至少为5倍桩径。

以方言特征词探究皖西南二次葬的文化及根源

方言特征词具有系统性、排它性、稳定性等多重特征。丧葬类方言词能反映方言区的丧葬民俗,其讳言及社会性特征,使它相对稳定。皖西南地区通行二次葬,这种丧葬民俗有较强的区别性特征。这种有一定区别性特征的葬俗可以用一批方言特征词来概括。皖西南二次葬的最大特点是"厝柩"葬,其根源和当地历史移民、儒家孝文化及客观地理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北宋徽钦二帝死亡原因、时间、葬地考

学术界对北宋徽钦二帝的死亡原因、时间及葬地有多种说法。文章对有关史料和一些新发现的史料进行了详实的分析和考证,对北宋徽钦二帝的死亡原因、时间及葬地进行了解读,并给出了明确的说法。

王之涣研究

针对《辞海》对王之涣的解说,就王之涣的名与字,王之涣的郡望、徙居地、出生地、籍贯和卒葬地,王之涣的兄弟辈及子侄辈,"旗亭画壁"的时间与地点,王之涣的诗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南屏墓葬考证

关于魏源的终身之地,各家文献均有相同的记载,这点没有争议。文章通过亲临实地考证了魏源南屏墓葬。

超厚砂层超深埋深大孔径钻孔灌注桩施工技术研究

目前,超深埋深大孔径钻孔灌注桩因承载力大、可在原土面施工、能够满足单桩单柱的需要而得到推广应用。但在冲积形成地层中,由于超厚砂层的存在,超深埋深大孔径钻孔灌注桩的成桩质量难以得到保证。本文通过改进的成孔施工技术、特制优质泥浆调配和泥浆循环沉淀清渣系统技术、灌注桩钢筋笼上浮监测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为超厚砂层超深埋深大孔径钻孔灌注桩施工提供技术指导。

唐《李思谅墓志》疏证

李思谅墓志,信息较丰富。通过墓志,可以得出,赵郡李氏东祖房系中的李思谅这一支,至少在显庆五年(660)。已从赵郡迁葬于洛阳龙门西原,从其后代家族成员墓志可知,此后李思谅这一支便在此地形成了一个新的家族葬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后代又从祖茔中析出,另组家族葬地。另外,此方墓志志文可能并非原创,有相当一部分拼接自当时社会上已盛行的墓志写作专用“套语”。

蒙、元御容

御容,所指为帝后肖像,用于供奉、祭祀以及瞻仰,所有者可以是皇家,也能是臣下。本文讨论的主题是蒙元皇家的本朝先帝、先后肖像[1],拟解说它们的制作、形制,不同做法的文化差异、可能的遗存及其制作年代等,同时也概述了时代更早的御容和元代非皇家的御容。

绵阳崖墓出土瓷器的初步研究

绵阳市地处四川盆地西北部，属涪江中游的平坝和浅丘地带，南距成都市约90公里，自西汉设置涪县以来，已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历来为郡、州治所。绵阳境内的崖墓点主要位于涪江中游地区，尤其以涪江与安昌河、芙蓉溪交汇河段的上、

成吉思汗葬地的习惯法思考

研究成吉思汗葬地问题,仅仅依靠对史料的分析及语音学勘同等方法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法学的视角,运用民族习惯法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方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基于古代蒙古习惯法的祖茔地葬俗、秘葬葬俗、薄葬葬俗及遥祭习俗,“成吉思汗葬地祖茔地说”符合有关古代蒙古葬俗的习惯法,也即成吉思汗葬地必然位于古代蒙古读音为起辇谷即古连勒古的某个地区。该区域位于漠北不儿罕山之阳的某个辽阔高地,是成吉思汗家族祖茔地之所在,在当时曾被称作“大禁地”。当然,基于古代蒙古秘葬和薄葬的葬俗,找到成吉思汗的精确葬地如同钻火得冰。但基于遥祭的习惯法,这并不影响成吉思汗的子孙后代对其进行缅怀和祭祀。

西汉楚国第三代楚王刘戊葬地考辩

西汉楚国第三代楚王刘戊,因参加"七国之乱"而兵败自杀,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目前其葬地有狮子山、北洞山、驮篮山三种提法。通过对这三种观点的辨析,结合驮篮山楚王墓的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特点,可以进一步认定刘戊的归葬之地应为驮篮山。

宋元明铺钱葬俗研究

铺钱葬俗盛行于宋元明时期,据放置方式及钱币数量,可分为散铺类、行列类、吉语类、北斗七星类、五星类、八卦洛书类。散铺类出现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元代中晚期至明代则以行列类、北斗七星类、五星类、吉语类等为主。各类铺钱分别具有辟除妖邪、安宁亡者、稳定墓穴风水、保佑子孙平安富贵等作用。由早及晚,行用者身份由下层官吏、平民向皇室成员及功臣后裔转变;铺钱的性质不断复杂化,逐渐成为道教信仰为主,兼具堪舆术及佛教因素的葬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