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透支型发展的逻辑与风险

乡村振兴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应坚持可持续性发展思维。一些地方政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通过运动式治理推进乡村“强富美”建设,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但在有限财政约束下,地方政府难以通过制度化方式承担高标准乡村建设的成本,负债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应对策略,由此形成乡村振兴中的透支型发展模式。对地方政府而言,透支型发展的优势不仅在于可以弥补资金不足,更在于可以扩大地方政府的制度外行动空间,其行为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体现为地方政绩以及市场化导向乡村发展的双重逻辑。作为地方政府的策略性发展行为,透支型发展隐含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乡村发展悬浮、乡村社会管理成本增加等风险。应警惕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振兴透支型发展策略取向,回归乡村振兴的战略定位,稳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

运动式治理:一种中国特色的动员机制

运动式治理根植于中国传统政治,并以其在当代中国国家和地方治理中的广泛存在成为了中国公共管理的关键词。作为治理体制的运动指向传统帝国治理逻辑,作为治理机制的运动是常规科层治理失灵或低效的应对方案而指向政策执行工具。运动式治理机制与科层治理存在替代、互补、协同等关系,是当代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的重要经验,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不过,运动式治理机制也因层层加码、目标歪曲而面临有效性困境和合法性悖论,未来应向规范化、法治化、制度化、长效化的路径转型,并据此构建运动式治理的公共目标限度和技术、规范,程序规限机制。运动式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与科层制、动员政治、整体性治理存在深度关联,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广泛适用的空间,是观照全球公共治理因而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知识概念和治理机制。

边界重构与尺度嵌入: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的逻辑进路

风险社会背景下,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在适应风险情景与应对高频风险方面非常适配,成为有限治理资源约束下政府进行网络内容风险治理的理性选择。综合工具属性和治理目标的双重考量,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适用于定期主题类、精准锚定类、网络平台类等风险治理场景,但在应用过程中显现出治理效果间歇反复、治理价值难以评判的局限性。基于W市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的案例分析,实现网络内容风险整体性治理需要消除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的弊端。通过跨尺度视角推动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调适转型,协调其与常规化治理的关系;优化中观尺度“风险链”形塑治理向度;引入微观尺度“网络信息生态链”转换治理空间,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

运动式治理视域下中国河长制的创新类型--基于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多案例类型学分析

河流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而河流天然具有的流动属性必然涉及跨越区域和超越主体的治理方式。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河流污染所折射出的问题早已超越环境、经济和民生的范畴,但面对各流域发展不平衡、治理主体各自为政、监管标准参差不齐等问题,水治理却陷入“越治理,越污染”的怪圈。为此,党中央多次强调“推动绿色发展”的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也提出了环境污染精准治理、统筹管理和协同控制的具体策略。而“河长制”作为水治理的新型行政模式,亦可作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以小窥大的重要窗口,完全契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部署的发展需要。为更好地探究河长制在实践中的发展,本文采用多案例的类型学分析方法,搜集中国各地“河长制”的创新实践,利用质性分析软件RQDA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最终从战略层、决策层、执行层确立法律依据、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三大框架,并在此框架之下对各地案例进行分类描述,以期归纳总结运动式治理视域之下“河长制”在各地的创新类型及其展开逻辑。研究发现,法律在战略层面为“河长制”机构的设立及其权力运作提供依据,组织结构在决策层面对“河长制”的权限进行灵活调整,激励机制、考核机制、监督机制和追责机制则在执行层面将“河长制”的施政意图落到实处。可以说,河长制在水污染领域的有益探索,在为政府治理与改革总结宝贵经验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和推广价值。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与发展进路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贯通党政协同环境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在“常规型—运动型”国家治理整体结构中,基于存量环境监管制度改革的内生动力与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外部回应,国家在顶层设计层面推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以实现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以制度运行过程为逻辑主线,可以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划分为启动、实施、整改、问责四个运行阶段,每个运行阶段的制度设计均兼具常规型治理机制与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双重特征。随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稳定运行与长效机制建设,其制度定位应实现从“赋能”向“融合”转化,并通过自我设限与政府主导的组织化路径解决与既有制度的衔接问题,通过资源整合与信息互动的法治化路径实现制度自我完善。

运动型治理的类型、特征与成效——一项质性元分析

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本土化治理理论,运动型治理的理论形态和运作逻辑随着国家发展和现实需求的变化而不断演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实践中,它在应对突发风险和重大社会挑战中提供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系统揭示运动型治理在不同情境下的实践共性和差异性,进一步理清其作为治理工具的理论机理,有助于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与常规治理的共融互通,促进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基于初始案例研究的质性元分析方法对运动型治理展开类型学分析,从工具性价值与自主性能力双维度进行理论整合与挖掘。研究发现,运动型治理可以被识别为激进式、合力式、间歇式及常规式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治理手段、执行风格及治理成效等方面,并且类型间存在演变和转化的互动关系。研究认为,应充分关照情境因素与认知因素对运动型治理过程的影响,促进多元协作和协作边界的突破。类型学分析可解释中国运动型政策执行的丰富经验及多样的治理效果,对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实践价值。

“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治理的互动融合逻辑——基于A市农村交通安全整治的分析

“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技术性、工具性的治理方式与常规治理之间并非是二分对立的关系,相反,二者在治理过程中往往互动融合。基于A市农村交通安全整治的案例分析,借助制度变迁理论构建“动因—过程—机制”的分析框架,在治理方式的变迁过程中展开对“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治理互动融合生成逻辑的研究。受外部情境要求和内部理性选择的影响,“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治理的互动融合呈现运动元素吸纳与治理方式整合的渐进式制度变迁特征。二者的互动融合,既是运动惯性下的路径依赖,也是地方政府回应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治理探索。由“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治理互动融合而形成的混合治理,使地方政府具备统合动员能力的同时又可以长期地应对治理任务。

大气污染何以治理?——基于政策执行网络分析的跨案例比较研究

如何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是当前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面临的现实难题,而揭示地方环境“运动式治理”实践背后的深层机理对于解决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基于文本分析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X市三项大气污染治理运动进行了跨案例比较分析,识别出探索型、协同型和突击型等运动式环境治理类型。研究发现,环境领域运动式治理具有相对稳定的发生机制,其呈现类型主要受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授权和问责压力影响。渐进式绩效改进、跨部门协同以及政策措施“工具箱”是环境运动式治理效果显著且地方政府持续采用的重要动因,而合法性授权和问责压力改变是导致环境治理运动分型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运动式治理在地方环境治理实践中具有积极作用,且能与常规治理手段形成有益互补,但要通过完善地方环境治理的合法性授权与绩效问责制度来合理使用这一治理工具。与以往对环境治理实践轮廓的“白描式”研究不同,本研究通过纵贯式历时观察地方政府环境运动式治理实践,从呈现类型、影响因素、持续原因与制度成因的维度由浅入深的揭示了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实践所蕴含的因果逻辑,逐步打开了地方政府环境运动式治理的“黑箱”。本研究不仅为解析地方政府组织运作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构建环境治理的政治和技术影响因素中层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家治理的模式转换与逻辑演变——以环境卫生整治为例

运动式治理、项目化治理和合作式治理都是为克服常规化治理资源匮乏问题而设计的。本文以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环境卫生治理为案例,分析国家治理逻辑的发展变迁。文章从科层化—社会化和控制—激励两个维度将国家治理模式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指出三种模式的依次转换源于资源动员机制。尽管三种模式的逻辑各异,但都需要实现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项目化治理已经替代运动式治理,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但是项目化治理面临多种困境,由项目化治理向合作式治理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突破路径。

解释政策变通:运动式治理中的条块关系

在压力型体制下,上级下达的过严指标常常导致下级的密集政策变通。论文集中关注政策变通的发生机制,强调运动式治理中一项政策往往会从日常工作变成政治任务,从而引发条块关系工作模式的转换,最终导致密集的政策变通。以计生政策为例,在常态治理的年份,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较弱,计生工作常常是"条条求着块块做",各级计生委需要各级政府部门配合其工作,这种情况下往往难以发生明显的政策变通;而在中央发起运动式治理的年份,计生工作变成政治任务,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较强,就容易形成"块块带着条条做"的模式,从而引发密集的政策变通。对1983年与1991年两个关键运动式治理年份的初步验证表明,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越强,省以下执行环节中的政策变通就越强。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运动式治理模式转型研究——以深圳“禁摩限电”为例

改革和现代化意味着治理常态化,但我国政府治理却常以运动方式进行。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常用手段,具有反应迅速、针对性强和治理效果立竿见影等优势,但却面临执法不法、管理缺理、维稳不稳等诸多诟病。运动式治理是政治发展不同组件有机作用的结果,现代化情境下的运动式治理模型由支撑系统、动力系统、对冲系统和系统间连接博弈关系构成。通过案例检视发现运动式治理实际上就是治理陷阱。随着行政权力行使日渐规范,机构设置逐步优化,法治民主不断进步,内生矛盾和外在冲击开启了运动式治理转型之窗。运动式治理的转型要在规范权威和科学决策的基础上,构建多维复合型均衡治理模式,通过"脱嵌"和"再嵌"摆脱路径依赖,厘定政府治理边界,优化行政机构、程序和功能,增加常态化制度供给,推动法治和决策机制改革,采取渐进分类式转变策略,最终建立可持续常态化运作机制。

有限否定与类型化承认:评判运动式治理的价值取向

作为一种政治权威性安排主动外放的政府治理模式,运动式治理实践效能的边界存在于强势行政主体职责同构和异体同位型的社会矛盾无法制度化解决的困境之中。在"存在即合理"的逻辑思维视域下,要摒弃对运动式治理模式作出二元对立式的非此即彼的价值评判方式,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实践理性的精神,从传统哲学智慧的"一分为三"思维出发来客观审视运动式治理。基于此,坚持运动式治理过程与效用的统一,应该持以"有限否定"的价值取向,选择"类型化承认"的价值判断,找到新的评判标准,从而为国家整体的秩序结构转型和进入制度化分权调控的新时期确立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PCGM)的方位坐标。

运动式治理中的层级协同:实现机制与内在逻辑——一项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

论文以济南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研究案例,借助内容分析法,围绕运动式治理对官僚系统结构及运行的影响展开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运动式治理中的层级协同,遵循着下行的权力路径与上行的治理路径:前者通过高层的竞争性授权,实现对现有官僚系统服从意愿和行动能力的考察,进而强化中央权威;后者则通过强化部门合作、调动社会力量,实现行政系统结构的整合和结构性治权的再生产。在我国权威型体制下,以上机制与路径反映出,运动式治理不仅是绩效导向的,而且是结构导向的。巩固行政层级关系,汲取治理权力和资源,打造"全能政府",是运动式治理频繁出现的重要内在逻辑。

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规化”的？--基于S市市监局“清无”专项行动的分析

中国行政体系和治理机制正在经历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随着中国官僚系统向精确性和规模化发展,运动式治理被重塑为更为精密的目标责任制和绩效考核等表现形式,以"任务驱动"作为新的动员模式而得到精细化的发展,表现为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论文呈现了S市市监局及其下属L分局和Z监管所在"清无"专项行动中互动过程,展示了在目标责任制和惟上负责制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运动式治理走向常规化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多重逻辑。文章认为运动式治理在政治官僚制的制度背景下将逐渐被科层消解,失去了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呈现出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作为政治官僚制下的产物,"常规化"的运动式治理不能也无意使治理效果达到帕累托最优,运动式治理最终将会逐步走向"内卷化",而非走向制度化的"常规治理"。

矩阵式结构、网格化管理与多机制保障——运动式治理中的纵向府际合作实现

运动式治理语境下,纵向府际合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效率。应用建构型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借助具体案例,对运动式治理中府际合作的实现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发现,这一特定环境下的纵向府际合作有四种微观过程,可以被归纳为隐性和显性两种实现路径,矩阵式临时指挥系统、网格化管理结构和多种常规机制的非常态运用,保障了纵向层级合作的顺利实现。上述机制与结构创新,属于官僚系统内部的自我优化,其基本思路可以延伸至常规治理环境,以提高政府常态治理水平,升华国家治理能力。

环保专项行动:基于运动式治理的机制与效应分析

与西方治理语境和模式不同,一种以"专项治理"为代表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反映在中国国家治理"五位一体"总体格局的方方面面,其中基于生态保护类运动式治理就是典型。论文选取2003—2015年"全国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简称"全国环保专项行动")作为运动式治理研究对象,指出其类型界定来自于战略动力、职能运行和工具使用,而后从"全国环保专项行动连续时间段判别、全国环保专项行动与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异同比较、全国环保专项行动的运动式治理特征辨析、2012年全国环保专项行动方案展示、2014年G省环保专项行动个案呈现"五个方面进行过程分析。最后指出,运动式环保专项行动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使用,其高强度、间歇性、反复性镶嵌于特定的政策结构;治理逻辑遵循"决策经验主义",内在蕴含渐进理性原则和有限理性策略;治理路径暂未上升到国家治理中心位置,主要来源于治理内核战略的排序位次差异;其结果不确定最终要认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集权与分权困境。

从“运动型”治理到“可持续型”治理——中国公共治理模式嬗变的逻辑与路径

"运动型"治理的逻辑根源在于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依赖、对自上而下行政运行体制的遵循以及将短期政绩作为政府治理目标的错位,最终表现出治理效果不明显、公共权力异化、政府公信力下降等弊端。"可持续型"治理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治理模式,遵循既定的制度、规则和程序,涵盖了制度治理、依法治理、参与治理和长效治理等理念。实现"运动型"治理向"可持续型"治理转变,确保公共治理绩效的可持续改进,是转型期中国公共治理模式嬗变的路径与方向。

运动式治理悖论:常态治理的非常规化——基于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分析

"运动式治理"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国家治理模式,其悖论内涵是以非常规方式开展常态化的治理行动。建国以来的运动式治理经历了从群众运动到严打运动再到专项治理的三大转变。聚焦专项治理时期的运动式治理,文章选取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即2007—2014年"整治互联网和手机传播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作为典型,从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网络"扫黄打非"运动的兴起及其工作机制、专项行动的个案成效四个方面加以考察,指出运动式治理悖论存在"决策经验主义"和"结果不确定性"两大基本内涵,具有四个基本特征:领导小组行使的政治权力凌驾于政府行政权力之上且常常混合不分;政治主体权力扩张与政治基体需求自主之间存在不同的运行轨迹;多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磨合才能产生整体共赢的效果;以数据展示行动的有效性和常态化并不意味着一种可持续的常态治理机制的建立。改革的时代需要改革的理论指导改革的实践,面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新型常态治理而非一种已有的常态治理行动被设为改革目标,运动式治理转型的关键是要在多元冲突中建立一个满足规范和共识的制度化过程。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领导小组机制”: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渠道

运动式治理是如何"嵌入"科层组织从而提升治理稳定性的?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之间存在怎样的转换和嵌入机制?结合在A区的田野观察,文章在周雪光"中共人事制度说"和陈家建提出的"督查机制"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机制——领导小组机制。文章呈现了A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运作机制,并对领导小组机制的治理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地方领导小组作为沟通科层治理和运动式治理的治理机制,通过科层化的权威介入,依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运作,增强了科层治理的运动性和资源动员整合能力,同时也为运动式治理提供了稳定的组织载体。因此,领导小组治理机制成为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路径。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政治官僚制下政府治理机制对地方治理影响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