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必要性、问题及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区别于西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之道。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但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区存在治理主体认知和能力不足,治理制度作用发挥不足,人才、资金、资源要素不足等问题。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实践可施行双主体合作共治,提高村民、村干部素质和现代化治理能力;建立“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消除城乡差距,吸引人才、资源、资金“逆流”乡村,以此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的营商环境治理研究

营商环境治理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突出表现,彰显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因此,要牢牢把握营商环境发展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性成果和经验为基础,将营商环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文章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营商环境治理的方向引领,以大国经济发展理论、新新贸易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剖析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即大国经济理论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出发,从人口规模多样性和市场多样性的现实角度,揭示了构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意义;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与新新贸易理论中基于企业异质性、挖掘企业潜力、关注企业参与度与社会责任感、最终实现产业整体效益的逻辑相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目标,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角度,诠释了“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其次,文章基于三大理论基础,解析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多维动态逻辑,即基于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要素市场化配置逻辑、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产业链供应链升级逻辑与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逻辑。最后,文章将营商环境治理的多维动态逻辑融入中国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取向和战略选择中,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创新驱动路径和“放管服”改革路径,三条作用路径相辅相成、协同发力,以制度创新为新发展格局经济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美国政府与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

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均产生巨大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因之发生变化。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美国政府发起“和平攻势”,要求蒋介石退位、让李宗仁上位进行国共和谈。为了使中共同意举行和谈,美国政府企图通过联合国调停。为了阻止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美国政府提出谈判“划江而治”和联合政府两大问题。中共反对“划江而治”和有反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故美国的企图不可能得逞。美国政府见此,要求李宗仁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其“和平攻势”转到竭力遏制新中国的政策上来。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下民族治理的三维向度与历史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治理工作中持续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耕其中,在民族治理工作中不断夯实发展创新提升中华文明的当代话语精髓与灵魂,从而以全方位多角度扩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内容。在当代民族治理工作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向度是唤起中华各民族的民族自觉,核心向度是达成中华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实践向度是实现中华各民族的民族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崭新的结合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高民族治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制度性,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民族治理的有序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强烈的前瞻性,以绿色与和平的话语体系保证民族治理的长远发展。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之源探析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世界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和合思维、天下情怀、责任担当。新民主主义革命炼就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自强品格、斗争精神、统战本领。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拓宽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世界眼光、思维空间、有效方法。

改革主线: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双重突破——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是这次会议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一个主题、两条主线展开,“发展型改革”重点聚焦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治理型改革”重点聚焦于解决突出矛盾实现社会和谐,二者的共同目的在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的基本内涵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的难点是增强现代企业的动力和活力,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是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引领全球治理和经济发展走向,锻造“大国之治”的新型政党。

习近平关于青年干部重要论述及其时代价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结底在于培养造就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基于领导科学理论分析框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干部的系列论述围绕青年干部培养何以重要、培养何种能力、如何加以培养等重大问题,涵盖战略层面、个人层面、组织层面,形成了富有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实践性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从青年干部成长规律和队伍建设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吸收马克思主义青年干部观、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干部培养实践经验、着眼两个大局及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基础上,为青年干部成长成才提供了科学指引,深化了对政党执政规律的科学认识、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要,也为新时代做好青年干部选人用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美国学者对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的认知与评析

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海外对中国贫困治理的研究呈喷涌之势,美国学者对中国贫困治理的研究占据海外研究的主导地位。他们从不同视角出发,围绕中国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世界影响、现实挑战进行分析探讨,其中不乏客观评价和中肯建议,但也存在误识和疑虑。对此,要充分认识全球减贫差异性问题,继续丰富中国特色减贫理论;要有力回击美国对中国的偏见与抹黑,同时也要重视客观公允的建议;要向世界讲好中国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故事,助力全球减贫事业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先发国家一般强调“社会”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而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强大的政党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突出优势。就生成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与党的历史使命紧密相关,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启提供了前提,党进行治国理政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就特色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并联性等特征,与党的价值取向、系统观念等品质息息相关。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促使党不断进行变革,在进行自我革命提升自身能力建设的同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水平也在不断得到加强和提高。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在逻辑与需要处理的“三对关系”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工业革命以来各国通过建立统一的全国性市场迈向现代化积累的历史经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建立国内市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新时代新征程,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需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从政党与市场的关系来看,要加强党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领导;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来看,要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联动效应。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政权机关领导的制度载体与方式探索

“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在局部执政条件下的根据地执政党,其领导方式也具体体现在对于革命根据地的执政方略中。194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逐渐实现了从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已经成熟,这为“三三制”的民主建政原则做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在此基础上,具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纲领与边区“根本大法”双重属性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提供了制度载体,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机关中的如何实现自身的领导方式。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的时代特征、实践品格与行动指南

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是国家善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必须在全球化变革进程中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特征,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具有历史性、开放性和多样性特征,体现了历史性与现代性的聚合、开放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多样性与独特性的彰显、层级性与过程性互补的鲜明特色。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始终坚持以中国具体国情为行动准则,以人民的全面发展和民生福祉的实现为根本追求;同时认识到人口规模巨大这一优势资源和人口红利,恪守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立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坚持走和平发展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善治道路。

历史经验与现实选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是多层面的社会变迁过程,具有整体性、持续性和阶段性的特征,而法治是实现现代化的制度保障。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实践中,总结出的历史经验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以法治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法治保障人民分享现代化红利,依规治党实现党的自我革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保障。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及世界意义

政治现代化是世界各国政府致力实现的发展目标。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在政治治理上起步晚、任务重、困难大。经过不断努力提升和完善,中国政治治理后来居上,成效卓著,不仅对自身政治进程影响深远,而且更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治理现代化的垄断地位,为面临困境的广大非西方国家提供了不同治理思路,在西方政治治理模式一家独大的世界政治中有助于促进东西平衡和世界和平。

政党、治理与时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具有厚重底蕴的话语体系,可从政党、治理和时空三个维度加以阐释,即作为话语的权属、指涉和语境。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人民情怀与整合能力塑造了自身作为权属的政党之维;基层性的调研传统、回应性的问题导向和动态性的风险意识塑造了作为指涉的治理之维;朝向民族复兴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与基于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在历史时空动态演进中的相互结合,印证了中国社会依靠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从被迫应对到主动建构的伟大历史转变,塑造了作为语境的时空之维。三重维度辩证统一,形塑了秉承优良传统而继往开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熟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成就、中国特色与未来议题

依据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结果。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文化自信全面提升、风险应对能力日益提高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这些历史性成就,印证了具体与系统相结合、创新与守正相并行以及发展与宗旨相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在面向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维护国家安全、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力争实现共同富裕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议题。

坚持自我革命: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推动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对于执政党而言,自我革命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它关系到执政党的地位、前途和命运。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自我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成功密码之一,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坚持自我革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种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持自我革命,就在于它是一个使命型政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动力。在事业发展中,要经受各种考验、克服各种危险,就必须进行自我革命,使党永葆青春活力。因此,自我革命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为基本内容。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推动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为坚持自我革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历史自信视域下“政治三力”建设的价值意蕴和实现路径

历史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深刻总结和高度肯定,是党进行“政治三力”建设的重要精神力量。历史自信与“政治三力”建设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在坚定历史自信中进行“政治三力”建设,对于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体系,彰显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长期执政的自信,引导人民群众增强对党的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具有重要价值意蕴。在历史自信视域下探索“政治三力”建设的途径,需要从历史自觉、历史主动和历史担当三重维度加以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重要论述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系统性、整体性重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机构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核心要义可以归纳为主题主线、基本目标、价值导向、科学方法和系统观念等方面。习近平提出的党管机构编制、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优化协同高效理论原则、统筹优化机构人员编制等理论观点彰显重大原创性理论贡献,对于继续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时代特殊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与实现路径——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视阈

当前,我国正处于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历史节点。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特殊教育治理现代化,对于探索中国式特殊教育发展道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视阈下,特殊教育治理现代化具有以人民为中心、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和以法治为突出方法论特征的核心价值。新时代特殊教育治理现代化要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依托,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突出法治手段为主的制度建设,突出高质量发展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