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当代价值

现代性肇始于资产阶级革命,奠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是人类社会在建立现代工业的基础上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经历了一个从接受、信奉到批判再到超越的思想演进过程。资本主义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资本逻辑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深刻把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有助于我们以“胸怀天下”的历史主动精神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在“历史之变”中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科学扬弃和全面超越。

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资本逻辑及其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逐步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快速城镇化进程受到全球资本流动与积累的驱动，城市不动产“动产化”，农村土地“城镇化”，形成了资本逻辑下的空间生产，取得了巨大社会经济成就，同时也带来了发展中的问题。为了克服资本逻辑的悖论，有必要利用国家调控力量，兼顾资本的效率与社会的公平，使空间生产的剩余价值回归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建议统筹国内外资本、统筹土地与人1：7城镇化，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城乡用地界限分明、建设用地市场统一的新型城乡格局，一方面规避城市征地矛盾，保障城市空间的有序增长；另一方面赋予农村建设用地权限，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资本积累与权力逻辑--大卫·哈维与艾伦·伍德的新帝国主义观之比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左翼学者围绕"帝国"和"帝国主义"的争论一直很激烈,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大卫·哈维的《新帝国主义》与艾伦·伍德的《资本的帝国》,他们都试图解释一种不同于旧帝国主义的"新帝国主义"的出现,都不同程度预示了资本在"新帝国主义"形成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称其为"资本帝国主义"。但他们在分析资本积累无限扩张的逻辑起点上,以及在全球资本无限扩张的内在矛盾的解决路径上,却存在很大的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哈维认为,资本积累的无限扩张需要政治权力的无限扩张,资本积累产生的逻辑起点是权力的政治逻辑。伍德认为,资本可以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而存在,资本积累依赖资本自身的经济权力逻辑,并受到市场法则的制约和维护。二者的不同启示我们,重新审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合理划分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分工,在全球化时代,把握全球资本的注入和走向,实现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

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下的美国文学本质论——以模仿论和再现论为批评视角

美国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文学在模仿论和再现论的视域下与欧洲文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核心特征是在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内继承了欧洲文学传统并引领了当代西方文学走向,其文学文本再现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以及该社会体制下人的心理结构。因此,美国文学兼具外模仿和内模仿的双重创作特征,并就此形成了其文本世界与美国现实社会的相互映照与促进关系。尽管美国作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内对社会的批判具有一定局限性,但美国文学对憧憬人类理想社会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仍具有政治美学的审美价值。

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张力关系

历史上,资本逻辑催生出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大资本集团力量坐大,在巨额利益面前,“政治正确性”不那么重要,利益为上。进入21世纪,资本逻辑秉性不改,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西方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加剧,西方国家内部的阶层矛盾也不断加剧,资本主义体制的矛盾引发社会危机。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强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再次以自由民主人权的意识形态为旗帜,让资本巨头服从体制的要求,让“政治正确性”超越追逐利益的本能。我们要看清这种变化,评估其意义,不能寄希望于西方资本为了利益而完全抛弃其政治立场,要有应变的准备。

大卫·哈维论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危机的三个维度

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卫·哈维从资本逻辑的维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与表现。文章从资本增殖逻辑、资本技术逻辑和资本空间逻辑三个维度,阐述了哈维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频发的原因及其存在的形式。哈维认为,资本增殖逻辑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技术逻辑和资本空间逻辑表面上延缓而实质上加剧、加深了资本主义危机。

资本家资本积累与奢侈消费的行动逻辑——从马克思的一般到凡勃伦和韦伯的具体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家,其行动既有勤俭积累的一面,也有奢侈消费的一面。马克思将资本家抽象为人格化的资本,据此提出了资本家行动的一般逻辑,即奢侈消费的行动服务并受制于资本积累的行动,两者之间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较之于马克思,凡勃伦和韦伯对资本家的解析,除了基于财产与历史维度的一般分析,更多地强调资本家的行动逻辑与其赖以生存的文化伦理情景的具体联系。

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探析

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激发了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和对生态文明的探索。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是生态危机产生和扩展的重要原因。资本逻辑在从时间和空间上对生态逻辑给予解构的同时,还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资本主义文化作为"软因素"强化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这就进一步深化了生态危机。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突破生态危机的根源。

以苏为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跳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

在苏联解体25周年的沉痛时刻,我们更应该深刻意识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错误认识是十分危险的。苏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阶段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以斯大林模式建设社会主义是走不通的封闭僵化之路;苏联后期的"改革"把苏联引上了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邪路、死路,从而导致苏联解体。这些沉痛的教训从根本上都是由教条主义的理论认识——遵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所导致的。列宁领导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是基本"跳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之后而找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这也是极为重要的启示。我们务必以苏为鉴,特别是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环境之下,要坚决纠正主张搞私有化的教条主义错误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资本逻辑及其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逐步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快速城镇化进程受到全球资本流动与积累的驱动，城市不动产“动产化”，农村土地“城镇化”，形成了资本逻辑下的空间生产，取得了巨大社会经济成就，同时也带来了发展中的问题。为了克服资本逻辑的悖论，有必要利用国家调控力量，兼顾资本的效率与社会的公平，使空间生产的剩余价值回归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建议统筹国内外资本、统筹土地与人口城镇化，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城乡用地界限分明、建设用地市场统一的新型城乡格局，一方面规避城市征地矛盾，保障城市空间的有序增长；另一方面赋予农村建设用地权限，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走向一种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资本逻辑学派简论

资本逻辑学派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致力于分析资本和国家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国家活动的局限性;强调从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原则推导出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和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资本逻辑学派是唯物主义国家理论的一种深化和拓展。

论习近平“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理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

“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理念,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人的生命权利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升华。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通过保障人的生命权利实现生命安全和达到生命解放是其重要内容。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论证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以批判和建构相统一的辩证逻辑阐发了人的生命权利思想,描绘了人的生命权利实现和生命普遍安全并最终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的美好蓝图。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生命权利思想的批判和建构相统一的辩证逻辑,有助于更好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资本逻辑视域下的资本主义演变规律

在资本主义发展演变中起着支配作用的资本逻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增殖模式:一种是只顾眼前增殖不顾长远后果的非理性模式,另一种是兼顾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着眼于可持续增殖的理性模式。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初,非理性模式占主导地位。随着资本主义在曲折中不断发展,资本逻辑的理性模式逐渐显现,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也不断增大。在资本逻辑的这两种模式的交互作用下,资本主义逐渐从非理性走向理性。

企业创新信号与政府风险投资--基于制度逻辑视角

本文研究我国中小企业创新信号对政府风险投资(GVC)决策的影响。首先基于制度逻辑视角对我国GVC秉持的国家逻辑进行理论建构,提出GVC将投资创新企业视为重要的自身绩效衡量指标和合法性来源,并结合信号理论提出假设,认为中小企业传递的专利创新信号越强,越能获得GVC青睐。以2000~2016年我国风险投资事件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小企业的专利数量、多样性、创新程度均正向影响GVC投资与否(相较于PVC而言)和GVC投资估值,并且当GVC的国有股权比例或本地投资占比越高时,其国家逻辑会被强化,进而增强这三种创新信号对GVC投资估值的正向影响。本文证实了我国GVC对企业创新信号的解读受国家逻辑驱动,并界定了国家逻辑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深化了我国情境下对GVC投资决策影响因素的理解。

论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的困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兼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一论断揭示了当今世界所处的历史方位。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世界凭借全球性霸权力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市场的扩张,取得了空前繁荣但也埋下了深刻的祸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世界普遍出现的困境,是资本逻辑驱动的必然结果,尽管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困境具体表现有所不同,但根源都在于西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扩张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导的过程,而资本主导的逻辑也决定了西方的自我调节的限度,因而也难以摆脱周期性危机的困境。深刻反思资本逻辑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困境,对于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深刻的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逻辑的超越

资本主义是西方走进现代文明的第一种制度形态,这一现代性转变在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使自身陷入总体性危机。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生开启了资本权力主导的资产阶级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与国家机器无不遵循并服务于资本逻辑法则,工具理性遮蔽了价值主体需求使人成为异化的存在,并通过资本全球化践行国强可霸、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外交,批判性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建构模式,形成一条既有时代特色又具民族风格的现代性人类文明新道路。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公共卫生批判

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学界对公共卫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其实百年前,马克思就曾对资本主义的公共卫生问题展开深度批判。对资本主义公共卫生问题的揭示,是马克思公共卫生批判的立足点,他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恶劣的生活环境、糟糕的饮食状况和肆虐的霍乱疫情;进一步剖析出资本主义社会公共卫生问题的根本成因在于资本逻辑,体现在资本对工人的奴役,资本主义公共卫生治理的局限性以及资本主导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公共卫生问题化解的根本之道在于以人类解放为目标指引,依靠无产阶级的主体力量,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公共卫生批判对当今的公共卫生治理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涉及社会制度保障、人民至上理念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试论资本逻辑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超越

面对生态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探寻其产生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全球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的结果。生态危机发生于全球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资本的逻辑是全球生态危机的共同根源。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和超越,是正确应对生态危机的根本。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唯物史观基础

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格局,因而从理论上系统阐释该理念也就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理论任务。面对相关研究派别对这项任务的主观化牵引以及在传统唯物史观框架中整体安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公共性逻辑的理论困难,我们需要深度阐明“唯物史观何以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如何以唯物史观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重大基础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在整体上与唯物史观相一致,是因为后者在批判形形色色的虚幻公共性的同时,也内在地蕴含着客观的、辩证的、历史的公共性逻辑。换言之,公共性逻辑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维度,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在整体上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以唯物史观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然指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分析,通过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当代坐标、当代危机与当代创新,我们可以对“何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必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等前提性问题做出符合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现实的深度解答。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资本逻辑的批判性超越

马克思以批判资本逻辑运动为核心,通过深入到资本主义现实的生产关系中,对古典经济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研究,超越了传统经济学对于资本逻辑的贡献,同时通过对工人运动的考察和分析,认识到资本主义看似平等的社会化大生产背后勾连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即马克思进一步探索了资本的本质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展开了无情的批判。在对传统经济学和资本运动展开逻辑的内在矛盾的批判性考察中,马克思将批判的视野与实证性的经济学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新世界观的转变,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