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资本化的“横向集中”与“纵向集中”:重新理解马克思和恰亚诺夫

资本化农业如何改造小农,是农政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两个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恰亚诺夫理论——都有不足:前者忽视了商业资本通过纵向一体化及各种商品关系对小农生产的资本化改造,以及在商品关系中发生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而后者则在微观层面忽视了劳动力商品化对小农家庭经济行为的改造。这两个理论恰好在这两点上分别对对方做了有益的补充。本文在重新批判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恰亚诺夫理论的基础上,将两条理论路线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提出农业资本化的“横向集中”和“纵向集中”两条道路,并以当代中国农政变迁的实践来辅以阐述这两条道路所形成的多种资本改造小农农业生产及从小农家庭获取剩余的方式。

数字资本主义交往异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的联合进一步激化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间交往的异化问题,呈现出交往主体虚拟化、交往形式碎片化以及交往关系表象化等新表现。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主体间的交往过程纳入资本增殖过程的现实后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数据与数据之间的交往所掩盖,人在资本的宰制下进一步被工具化。对此,数字社会主义构建的数据“共享原则”为破除数字资本主义交往异化提供了一种理想范式,但其在实践层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探寻破除资本统治、维护数字技术良性发展、解决数字资本主义交往异化的根本性法则。

江南汽车公司的公私合营改造

工商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经济恢复与建设,而合理有序地调整工商业则是初期经济工作的核心。中央人民政府全面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建设总方针,基于各省市不同地情、各种经济成分并存局面,地方政府在具体落实执行时采取不同手段灵活地开展调整工作,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江南汽车公司系国民党大官僚张静江于20世纪30年代出资创办的私营企业,亦是解放前南京市最重要的市区公共交通公司之一。由于该公司的特殊性质与发展背景,南京市军管会与人民政府先后采取代管与公私合营的改造方式,使之变成人民的企业,服务于共和国建设事业。

“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对马克思的“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再考察

西方学术界始终逗留于“资本的现代史”视野去谈论解放、主体,一直无法寻找突破资本主义围城的出口,最终徘徊于资本逻辑派与劳动逻辑派两种话语之间。当然,这一困境也影响了汉语学术界的讨论。之所以如此,在于研究者遗忘了对“资本的形成史”的研究。通过厘清“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三重内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资本主义科学认识论起点、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所分析的“资本的形成史”,着重强调了资本主义本质中的“分离”与“颠倒”,以及为如何瓦解资本主义提供出路的方向,这些内涵无疑为摆脱当下资本主义批判仅仅局限于“资本的现代史”的拜物教视野、实现从批判理论提升到解放理论的研究路向提供必要的思想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内涵

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要内涵、形成逻辑与重要意义,需要将其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定语境之中,也即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特定的时代内涵。人类文明新形态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就与理论升华,其产生的标志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相应地“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成为其核心以及主要表现形式。而新发展理念则从方法论与世界观的维度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并指引着其发展。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结合”不仅构成其根脉和魂脉,而且为其发展成熟提供精神指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更高阶段,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实现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彰显其先进特质并推动其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也就借助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文明”、新发展理念、“两个结合”与共同富裕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出来,显示出其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比较的创新性、发展性、世界性及其使命追求。由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发展与成熟既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熟同步,也是一个与之相比更长的发展过程,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也给人类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方案与方向。

论阿尔都塞的再生产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阿尔都塞的再生产理论是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为基础,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并把理论重点放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如何实现的问题上,强调不能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归结为一种产权关系或法律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剥削关系。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如何实现的,阿尔都塞分析了法、国家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本质和功能,把国家划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认为“镇压性国家机器”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提供了政治保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当前主要是通过教育国家机器培育公民必备的劳动技能和伦理道德价值观,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形成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理论创新。阿尔都塞再生产理论从理论目的维度上看,是为了解决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中介问题;从实践目的维度上看,是为了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要性。阿尔都塞在要求重视意识形态斗争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以避免革命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阿尔都塞的再生产理论具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理论共性,又具有自己的特质和独到的理论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征程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道路。作为全球现代化的一部分,中国式现代化因创新了发展模式、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共享了现代化的成果,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是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作为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中国式现代化因顺应了世界历史的时代发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吸纳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从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先进的文明形态,其必将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马克思对“工业病理学”的创造性发展

18世纪的医生拉马齐尼提出“工业病理学”概念并以此研究公共卫生,尤其是职业健康问题。马克思汲取这一概念和相关理论,把对个体和群体患者疾病的研究翻转成对于导致工业病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制度的研究,从资本批判的高度揭示出工业病背后的资本逻辑,说明了工业病理学诞生的社会历史根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分工模式催生了工业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效用和增殖原则的主导下必然会造成工人阶级身体和精神的异化与病态化。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剩余价值,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工人阶级的健康危机。

平台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审视——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为线索

平台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数字平台时代出场,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于资本增殖中无度盘剥自然的基本逻辑,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持续在场。在延续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的同时,平台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由于先进数字平台的技术加持,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之中,进一步造成自然资源消耗加快、生态环境污染加深以及生态系统恢复能力的退化,必然使得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加剧。资本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限制,也是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在数字平台时代,只有超越资本增殖逻辑,促进数字平台的社会主义应用,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平台经济,方能推进生态文明实现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平等观探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对平等的追求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不断觉醒,经过“原始共同体内的实质平等一普遍的形式平等一普遍的实质平等”的历史沿革,最终发展为社会主义平等观,即无产阶级追求的、以消灭阶级为目的的、普遍的实质平等。社会主义平等观,既指导着无产阶级吸收资本主义法权平等的合理因素,在物质生产逐步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劳动人民的普遍实质平等,又批判资本主义平等的片面性、折中性、抽象性,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比较视域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重超越

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三重超越。在文化主体层面,资本主义文化用资本原则替代了文化自身的逻各斯,造成了文化的资本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观和人民观相统一,将人民视为文化的创造主体、享有主体和评判主体,以人民至上超越了资本至上。在文化属性层面,资本主义文化追求文化的同质化,造成了人类文化多元共存的合法性危机,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文化间性主义交往原则,推进全人类文化交流互鉴,以文化多元性超越了文化同质性。在文化价值层面,资本主义文化以虚假的意识形态对人进行规训,让人陷入异化的境地,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文化价值的应然归属,推进文化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超越了人的异化。

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动力、特征与抗争

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不断进步的数字化科技,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其中数字社会主义的出现集中体现了当代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历史变革的乐观精神。广义的数字社会主义既包括凯文·凯利提出的狭义“数字社会主义”,也包括赛博共产主义、交往社会主义、平台社会主义等其他类型。尽管各种数字社会主义类型的理论内涵不完全相同,但其中却蕴含了共同的理论要素。数字社会主义在理论主题选择、发展逻辑构建、理论向实践转变等方面表达了西方左翼的理论智慧和批判态度,同时又反映出他们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变革中所具有的勇气与斗争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理论的整体视界、思维特征与历史哲学底蕴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代化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揭示出现代化是诸多条件因素交互作用下的转型运动,是普遍性与多样性并存的自然历史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步性和内在隐忧,从物质生产过程出发把握现代社会的生成逻辑,并在世界历史总体格局中探寻现代化的演进趋向,展现出辩证的、实践的、全球的思维特征。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当代价值

现代性肇始于资产阶级革命,奠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是人类社会在建立现代工业的基础上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经历了一个从接受、信奉到批判再到超越的思想演进过程。资本主义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资本逻辑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深刻把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有助于我们以“胸怀天下”的历史主动精神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在“历史之变”中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科学扬弃和全面超越。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密利本德社会主义民主建构性思想的研究

通过重访密利本德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时代语境和生发逻辑,获得其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基本架构:(一)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逻辑;(二)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三)真实有效的社会主义民主参与。他的社会主义民主建构性思想具有坚持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念和实践性两个理论特征,填补了战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空白,他确立的民主逻辑建设、民主主体范围、民主参与程度中公平与正义的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作出重大贡献,也为我们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批判与超越——基于马克思主义“总资本家”思想的分析

经济全球化遭遇强烈逆流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却在加速发展,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反映出经济全球化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马克思主义“总资本家”思想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行为的内在逻辑,这为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区域转向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基于这一分析视角,可以发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随着生产无限性与世界市场有限性矛盾的不断积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加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增强缓和与协调国际矛盾的能力。国家实力对比调整引致重新瓜分利益的争斗,愈发加剧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区域经济一体化护持资本全球积累体制,使其呈现出规模巨型化、融合深入化以及对抗显性化的时代特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全球化内含的各种矛盾,反而可能导致国家竞争升级为区域竞争,进一步激化矛盾。基于此,我们需要准确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层逻辑,以“一带一路”倡议内嵌的平等交往逻辑,变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运行逻辑,从而超越受到资本逻辑裹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使之成为推动新型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及其当代启示——基于《共产党宣言》的文本阐释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视域,对以资本为本质范畴的现代性展开了系统辩证的考察与分析。在高度肯定现代性正面效应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以私有资本为根基的现代性的分裂与矛盾,指明了未来社会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主体力量与实践路径。重新审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现代性诊断、批判和超越的重要思想,有助于辩证对待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维范式与理论启示。

出场、模仿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的“他者”视野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置于与西方现代化这一“他者”比较的框架中去定位与理解。在发端处,西方现代化凭借其现代性霸权,吸引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来为建立合乎资产阶级利益需要的现代化秩序服务。同时,中国传统社会因开启现代化内源动力不足,也需要“他者”的楔入才能正常开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发展中,中国现代化既有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从器物、制度、思想层面的模仿以及对苏联现代化模式的模仿,也在模仿过程中对其是否为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进行反思。通过与西方现代化的深入比较,中国式现代化立足唯物史观,蕴含着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和生态观。

监视资本主义及其技术手段的社会主义运用: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核心特征是劳动者在资本的监督和控制下开展生产活动,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监视资本主义”成为现实。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区分了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数字活动,考察了资本监视劳动手段的新发展。结论认为: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对劳动过程的监视手段更加隐蔽,监视范围更加广泛,在这种无孔不入的监视中,劳动者不得不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程度进一步加深,甚至社会大众的日常数字活动也在监视中成为剩余价值的新来源。技术本身并不具备社会属性,监视技术可以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合起来,其社会主义运用将极大地提高整合“分散知识”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扫清人类掌握“总体知识”的障碍,为建设大数据时代的“全息社会主义”提供可能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美学意蕴及当代启示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整体生存结构,从而把对人类自由解放的研究推进到对作为自由活动之典范的审美活动的考察,由此丰富发展了其哲学思想。具体而言,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审美主体能力和客体条件的破坏,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通过追问审美活动的社会现实基础即自由时间的充分运用,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由活动的对抗性,寻找到现实政治经济活动与审美自由活动的可通达性和无产阶级自由解放的现实路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更好地理解美的理想追求在现实生活中的定位,更好地立足现实创造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