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监察权威的生成机理及价值意蕴

宋代自上而下形成了中央台谏、外台监司、州级通判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垂直领导监察体制。宋代监察权在运作中呈现出能够有效制衡行政、司法权的权威性特质。宋代监察权威首先源自监察官自身所具备的优秀监察品质;其次,其内生于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官”所担负的维护封建“纲纪”的庄严使命;再次,宋代监察官铨选、回避制,从制度上保障了监察权威;最后,宋代监察官是“天下公议”化身的政治话语,从舆论上强化了监察权威的合理性、正当性。宋代监察权威在彰善瘅恶、澄清吏治、整肃“纲纪”、关注民瘼、保持政治清明等方面均起着扛鼎作用,其不仅能够为当代监察权威的构建提供丰富的镜鉴和启迪,甚或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李塨的游幕生涯

李塨是清初知名思想家,颜李学派创始人之一。在其一生中,他曾多次应聘入幕,辅助地方官员料理政务。他的游幕活动,既解决了其家庭生计问题,又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广交了朋友,同时也使颜李学派的实学思想得以更为广泛地传播,并使其政治经济思想或多或少地付诸实践。

李贽与姚安

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 ,于万历五年 ( 15 77)至万历八年 ( 15 80 )在云南任姚安知府三年 ,以“原情论势”的思想为指导 ,为姚安地区和人民办了许多实事、好事 ,政绩显著。姚安地区留下有关他事迹的一些建筑、遗址及传说故事 ,表达了人民对他深切的怀念。

阮元修志始末探微

“学与仕合,济于实用”概括了阮元的治学之路,同时体现了其纂修方志之经历。阮元从出生故里辗转调任至浙江、广东、云南,所经江南、岭南再到西南都留下了志书典范,上至仕官朝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从中获益。他融学于仕,秉持“济于实用”的思想来指导自己为官、治学,终得学术、仕途之大成。

元后期杨维桢仕宦及其他

杨维桢是科举入仕的"南士"典型。他在天台县尹、钱清盐场司令及杭州四务提举等任上断续为官十七年,多以失败告终,不谙吏道是其受挫的主要原因。官场失意的杨维桢逐渐将目光转向文场,终于成为元末东南文化圈的领军人物。而两浙地方豪民对其在仕途和文场的活动都影响至深。

宋代监察权被监督制约的制度实践、法理逻辑及当代价值

为防范、惩治监察官腐败,构建清明的政治秩序,宋代于监察系统内外构建了对监察权进行同异体并存式的严密监督制约机制。宋代监察权被监督制约的法理逻辑在于其自身被赋予了“君主耳目”和“天下公议”的功能定位,是宋代三百余年国家治理“元气”之关键所在。宋代监察权自身被关进制度笼子以及由此所呈现出的权威性、民本性、制衡性等品质,可以用来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构建当代监察权被监督制约机制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隐性激励机制——基于职业生涯考虑模型

利用职业生涯考虑模型,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官员在职业生涯的前期会选择努力工作,树立工作能力强的声誉;而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地方政府官员的能力已经被上级政府了解,晋升无望的地方政府官员没有了工作的动力。领导干部终身制会产生激励不足,而官员的任期制解决了地方政府官员努力不足的问题。

清代州县司法职权专业化困境及缓解途径——兼对马克斯·韦伯论断的思考

清代州县在制度层面上由正印官一人独揽司法权力,是实质上的“一人政府”。此举固然可以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但在实践中却也存在着因州县官法律知识匮乏、工作任务繁巨、律令杂糅苛剧而难以开展司法工作的窘境。由此在正式的国家官员队伍之外势必会逐渐形成隐性的非官僚缓解途径来推动与保障州县司法的运转。清代州县官僚体制外的司法专业力量有两大组成部分:其一是吏役,其二则是幕友。通过对二者独特养成机制的探析和具体司法职能的梳理,可以将清代州县司法活动独特运作模式的合理性进行更符合史实的新证成,即清代州县司法在显性的“一人政府”架构之外,隐性地通过州县官对具体司法治理事务进行有限外包,以相对灵活的方式实现地方司法的专业化。中央朝廷对其的默许则反映了统治者在确保中央集权与促进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平衡状态。以此为进路,可以对马克斯·韦伯对传统中国司法“实质非理性的卡迪司法”的论断进行回应与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