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改进的生成对抗网络在朱金木雕图像修复中的应用

针对朱金木雕图像纹理丰富难以用简单超分辨率方法修复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改进的生成对抗网络方法。依据深度残差模型、子像素卷积模型及截断的预训练视觉几何组19(Visual Geometry Group 19,VGG 19)模型,把输入的低分辨率图像转化为高分辨率图像,并利用原始图像的特征图计算内容损失;应用判别网络判别图像的真实性并计算对抗损失,不断反馈这两种损失来更新模型;通过迁移学习将预训练得到的参数迁移到朱金木雕数据集上,经过少量训练后得到新模型。实验结果表明:使用改进的生成对抗网络得到的峰值信噪比(FPSNR)与结构相似性(FSSIM)指标均值分别为22.5469和0.6759,使用其他方法得到FPSNR与FSSIM指标的均值分别为9.8355和0.1004。使用改进的生成对抗网络获得图片纹理更丰富,在指标和图像效果上更优。

周原刻辞“乍天立”与朕簋“王祀于天室”合说

上古中国西方部族有一习俗,统治者"大人"(称曰"大")死后,灵魂升至天上,在世之人刻木为影而事之,后世尸主神像由此而来,"天"字即大人死后灵魂升于上面(天上)之象形,"立"则是树立地面的大人尸主神像,一在天上,一在地面,一为神主,一为神灵,故"天"与"立"可互文。文献讲到早在黄帝时期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夏、商、西周延续不断,考古学发现也可与之互证。"乍天立"是周武王所作文王木主神像,载之以伐商纣,其事可与文献对勘。朕簋"王祀于天室"是克商回到宗周后,即辛亥日祭祀文王,荐文王神主于其中,大祀之,朕簋就是记述武王告祀文王并祭享之的,过去认为是乙亥日可能不确。两辞合观不仅揭橥彼此之事实,还可以见出西方部族名神曰"天"的本来。

艺术学理论视角下承志堂装饰木雕图像分析

徽州传统古民居以木质结构为主,因此在承托、穿插、露头和节点加固等部分进行适当的雕刻,便可赋予建筑物更加生动的形象和意涵。承志堂中的徽州木雕除了具有实用和美化的功能之外,其木雕图像在传达给欣赏者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文化、祝福以及屋主的思想情感等反映出来。此时木雕图像可以看作为一种传播符号形式,有着完整的表述系统及象征意涵的功能。本文梳理的方向是在艺术学理论视角下分析承志堂木雕图像,以此探寻木雕匠师、木雕作品、屋主和欣赏者四者之间艺术意蕴的传播过程。

试论岳阳楼木雕图像形式的体积要素

岳阳楼木雕图像形式的体积要素呈现出划分和融合两种形态,具备丰富性和多元性。受时代风格、地域风格和“个人审美趣味”因素的影响,其体现了创作者对写实精神的尊崇和对岳阳楼主楼整体构造关系的兴趣,亦是对传统木雕图像形式体积要素的继承与创新,为木雕图像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依据和指导。

汉画像研究范式的历史转型（下）——文化学式与艺术学式的研究

通过对汉画像研究方法的历史嬗变进行探讨，清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金石学式的、考古学式的、文化学式的、艺术学式的研究。此四种方法有纵向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时代学术兴趣和研究成果的不同反映；从横向上看，又是一个时代对相同研究对象的逻辑展开，是对汉画像图像的不同层面的不同阐释。四种范式当然不是一个历史的替代过程，而是相辅相成，时有包容的。

桃花坞木刻年画文化意象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是南方年画的代表,历史悠久,也是我国江南地区关于“年文化”的一个重要文化意象,具有深厚精神底蕴和艺术价值。通过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桃花坞木刻年画的题材风格,解读其多层次的文化意象,发掘其美学意义和多元性,将桃花坞木刻年画与时俱进,探索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装饰语言并得到合理的应用,让年画重返生活。

数字X光照相技术在木雕造像上的应用

X光照相是一种传统的无损检测技术,广泛应用于各类文物的检测分析中。近年来,随着数字成像技术的逐步兴起,大大简化了X光照相的操作过程,得到的数字图像更容易观察、使用和存储,图像的编辑也成为可能。X光照相技术因此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以一尊木雕造像为例,介绍了数字X光照相的操作过程,X光片经过编辑处理,最终得到了检测对象的X光照相三视图,并对其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康熙五彩瓷对明清版画的借鉴模式——以“园林”图像为例

明末清初戏曲、小说文化的盛行导致了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各类戏曲、小说故事的版画插图随着出版业的发展而不断被创新。由于这些戏曲、小说故事的受欢迎程度较高,瓷器上的图像装饰也关注同类故事题材创作并富有时代特征。而"园林图像"在戏曲、小说故事版画中涵盖面大、形式丰富、质量精美。康熙五彩瓷"园林图像"在发展过程中不但借鉴了当时各类戏曲小说的版画插图故事,还大量借鉴了版画插图的装饰元素,并通过其独特的陶瓷彩绘工艺,形成了不同于版画风格的"园林图像"面貌。

版画《水浒叶子》与康熙五彩瓷人物图式的比较研究——以康熙五彩瓷水浒人物故事图盘为例

由于明代中晚期版画印刷业的繁荣发展,许多小说戏曲的图像得到了广泛传播,其中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因其雅俗共赏而备受推崇,成为不同艺术创作的范本来源,而清代康熙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陶瓷工艺制作精良、绘画技艺精湛的专门以水浒人物故事题材的五彩瓷无不与陈洪绶版画《水浒叶子》有重要的渊源关系。着重通过版画《水浒叶子》和康熙五彩水浒人物故事图盘的对比研究,探讨两者之间在用笔用线、人物图式形象及构图形式等多个方面的联系。现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康熙水浒人物故事图五彩瓷之所以迅速地发展为成熟的图像形式并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其重要原因在于不仅对版画《水浒叶子》采取了积极有效地借鉴,还结合了五彩瓷自身工艺特点对人物图式进行提炼和升华。

纳西族东巴文化探析——以《神路图》中的“神”“鬼”形象在木雕阵的应用为例

东巴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1000多年的历史,通过对其他地域文化不断融合和吸收,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纳西族东巴文化。《神路图》作为东巴绘画的代表作,不仅反映了本土文化的唯一性,更是凸显出东巴文化的融汇性。文章通过《神路图》中"神""鬼"视觉形象在丽江古城木雕阵中的应用作为出发点,分析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苯教和其他宗教文化与东巴文化之间的关系。

汉画“龙·虎”的图像意义

龙虎的图像在汉画中出现的较多，其形象也被附会为多种含义，反映出自原始时期以来所形成的动物崇拜和神学文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多种引申意义。

清御书处镌碑刻帖事务述略

清代御书处隶属内务府,然其具体情况却鲜为人知。从文献档案和清宫遗存拓本实物分析来看:御书处负责宫廷镌碑刻帖事务,当时御书处的工匠分在编和外雇两种,待遇各有明确细化的规定。镌碑刻帖所用石料多为来自房山大石窝的艾叶青石,墨迹刻石要经过钩墨、顶朱等工序。宫廷所镌拓本数量众多,除了用于颁赐给皇室宗亲、使节、传教士及致仕的老臣外,还陈设于殿堂供欣赏临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