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溢出事实对法院裁判形成过程的影响

准确把握与合理运用案件溢出事实,对于案件定量裁判的公正性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意义。以民事纠纷中的彩礼案为例,我国已形成案件溢出事实运用的规范主义的三种进路。然而,这些规范主义进路存在难以对溢出事实作出穷尽规定,难以量化把握溢出事实的运用,以及已有的典型案例和司法解释尚有矛盾或欠严谨等主要问题。因而在案件的定量裁判中,裁判者对溢出事实的判断和运用仍需遵循实践主义逻辑,要基于个案溢出事实与主要事实的内在联系,从情理角度对案件的溢出事实加以衡量,并以可靠性作为判断和运用案件溢出事实的前提。运用案件溢出事实作出的定量裁判结果的正当性证成,需以当事人对裁判结果存在最低限度的可接受性为前提。

推定在涉正当防卫案件中的运用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办理涉正当防卫案件时常常援引存疑有利被告原则,对证据不充分的不法侵害事实进行推定。这种做法不符合证据法上推定的运用规则,是对推定规则的误解与误用。运用推定必须有明确的基础事实并允许反驳,而不能以一条抽象的难以反驳的存疑有利被告原则作为基础事实。在涉正当防卫案件中,不法侵害事实难以查清往往成为此类案件事实不清的常态。为破解涉正当防卫案件中不法侵害事实难以证明的难题,推定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司法实践案例反映,相似事实相互之间具有高度的内在关联性,可以在涉正当防卫案件中作为推定不法侵害事实的基础事实。

论“人民法院案例库”应用中的案件事实相似性判断

案件事实相似性判断是案例库应用中的重要基础性问题。案件事实相似性判断与裁判者视角立场相关、与法律争点交织、与案件事实相异性辨析相随,呈现复杂面相。实现案件事实相似性判断的客观定型需要遵循将案件事实区分为构成要件事实和非构成要件事实的路径。同时,应当重视价值评价的多元和复杂,通过将价值评价聚焦于立法精神实现客观化。当前案例库应用中存在案例应用动力不强、案例数量不足、案例应用目标不明、裁判文书说理欠缺等问题。为此,应当提升案例库应用认识自觉和方法指引;通过检察加入、信息化应用等方式加大案例资源供给;在案例库中试行标附文书,实现办案过程全景展现;同时建立效力异议等制度,强化推进案例库应用。

双向注意力文本关键词匹配法条推荐

提出一种双向注意力文本关键词匹配的法条推荐模型(BiAKLaw)。该模型以预训练语言模型BERT作为基础匹配模型,利用双向注意力机制提取字符级对齐特征和关键词差异特征,融合对齐特征、差异特征和关键词语义表征来提升匹配效果。在裁判文书交通肇事和故意伤害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明,与BERT模型相比,BiAKLaw在评价指标F1上分别提升3.74%和3.43%。

论刑事案件事实的规范建构

刑事案件事实不同于纯粹的客观事实,它具有主观性。相较于客观事实的绝对性和唯一性,案件事实在不同的视角下具有不同的面貌。也正是由于阶段性地发展、多样化地构建,才使得在不同阶段,对于不同的法律人而言,案件事实展现出不同的形象。案件事实先由人的前见勾勒出大致面貌,再经由法律思维和法律规范进行重构,最终不停地趋于规范化,并在规范的评价下,具有了自身的价值。

刑法中的类型思维之提倡

类型思维是概念思维呈现没落态势时的基本法学思维方式,具有价值导向性、介于抽象与具体之间的中间性、使法规范与生活现实相互调适的开放性等特点。在刑法立法上,类型化应是我国将来的刑事立法发展方向;在刑法适用中,合理解释犯罪构成要件、准确形成案件事实都离不开类型思维。类型思维引入刑法领域,标志着刑法学摒弃主客体分离而采用主客体并存的认识模式,意味着刑法解释立场由形式解释论、主观解释论向实质解释论、客观解释论的革新,并带来了对禁止类推解释原则的深思。

我国当事人陈述制度之检讨与重构——兼评民诉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第十七章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当事人本人陈述具有阐明案情和证明事实的功能。我国当事人陈述制度根植于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缺失阐明案情的功能并且证明事实的功能极弱。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重构当事人陈述制度势在必行。《第三稿》第十七章以价值分析方法构建的当事人陈述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重构当事人陈述制度必须采取功能分析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建立听取当事人本人意见制度和当事人本人证言制度。

破产实体要件的审理程序研究

我国现行《破产法》并未明确将破产原因等破产实体要件作为当事人争议和法院审理的对象为其设定正式的审理程序。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是把实体要件和形式要件都放在破产受理这一程序中进行审查的,这样做虽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对程序启动及案件受理效力等方面有关程序正当性的怀疑,但毕竟受理程序并非正式的审理程序,其程序空间较为狭小,难以承受审理破产实体要件的沉重任务。从增加整个破产程序运行的正当性和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出发,新《破产法》有必要为破产实体要件设立较为正式的审理程序。

证明责任视角下的抗辩与否认界别

抗辩与否认的根本差异在于对请求原因事实的攻击路径:抗辩排斥请求原因事实发生的法律效果,承认请求原因事实的客观存在;否认直接排斥请求原因事实本身。在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层面,以上本质差异填补了"抗辩者承担证明责任,否认者不承担"的论证缺口。进而可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中的"被告辩称"的性质是积极否认,被告不对该事实主张负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在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层面,结合规范意旨以及民间借贷案件事实认定具有相当难度的客观现实,应遵从被告举证在先、原告举证在后的顺位,施以被告事案解明义务,以促进确定争点、发现事实、克服真伪不明。

家庭暴力为何难以被认定?——以涉家暴离婚案件为中心的实证研究

在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很少被认定。究其原因,当事人举证不能是过去较为常见的现象。然而,案例统计和分析表明,当事人举证不能只是家庭暴力难被认定的众多因素之一,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存在对家庭暴力的认定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结构性因素包括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法官人身安全保障不足等司法实践中的共性问题,同时也包括法官对家庭暴力认知偏差等司法实践中的独特性问题。"共性"和"独特性"问题并存的状况揭示了司法制度完善需要认真对待的"整体性"问题。要解决众多司法实践难题,不仅需要解决司法实践不同领域的个性问题,更要注意司法制度整体性的完善。

论法律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崇尚法律的确定性,是西方法学界一个悠久的学术传统。20世纪以来,西方法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转而强调法律的不确定性。在法律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包括法律标准的不确定性、事实认定的不确定性、司法人员个性的不确定性和其他社会因素的不确定性等四个方面。无论是法律的确定性,还是法律的不确定性,都是相对的,而且,二者都蕴藏着一定的社会价值。

不负举证责任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初探

事案解明义务,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不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对于事实厘清负有对于相关有利及不利事实之陈述或说明义务,及为厘清事实而提出的相关证据资料或忍受勘验的义务。它具有修正传统辩论主义、削弱证明责任在裁判案件中的作用和实现当事人程序上平等之功能。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应采例外化的观点,界定其适用条件和适用对象。若违反该义务,拟制对方当事人所提出的主张或依据该证据证明的事实为真实。我国应研究立法上引入事案解明义务。

口供中心主义之辩

口供中心主义最主要的内涵在于依口供可以定案和无口供不可定案两个方面。从法律理论和实践的维度分析,口供中心主义内涵的这两个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可接受性,口供中心主义的命题实际上能够成立。然而,口供中心主义是一种口供中心的客观主义,而非主观主义,它对刑事诉讼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而非负面的。

司法裁判过程中的事实解释

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构建、发现或者形成案件事实时,会进行事实解释。事实解释是基于特定的证据以及原理、规律对案件事实进行裁剪、理解甚至推定,形成的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或者对案件事实的补全。事实解释要与法律解释、事件解释、事实发现/认定区别开来。事实解释可以分为基于行为性质的事实解释、基于案件证据的事实解释以及基于文本内容的事实解释等类型。从案件事实形成的过程来看,事实解释具有促进事实还原、沟通诉讼两造、实现逻辑涵摄和传递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功能。法官进行事实解释,必须遵守正当理由规则、事实位阶规则以及运用多元方法规则。把事实解释从法律解释中剥离出来,构成司法裁判过程中一个应当受到重视的独立过程,是现代法学方法论体系的重要发展。

现代诉讼构造下的案件事实解明义务研究

在传统的辩论主义下,诉讼过程有如竞技场,无法要求对立的当事人互负保护关照义务。但是,基于现代诉讼理念的协同主义要求对方当事人负担案件事实解明义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原则上毫无限制地肯定对方当事人在任何状况下均有解明案件事实的必要。因此,案件事实解明义务的产生应当具备一定的法律要件。当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违反案件事实解明义务时,法院可以在自由心证的基础上适用拟制自认、不利推定、降低证明标准和转换证明责任等法律效果。

案件事实的概念及构成辨析

事实并不等同于事物本身;事实也表示为人们对于事物存在状况的正确认知。刑事诉讼中的案件事实,实际上也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行为及其相关情况在人这一主体的大脑中的呈现,是主体依据现有的法律概念、理念,通过对犯罪行为及其相关情况的认知而得到的一种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命题判断。案件事实的构成主要是实体法事实,此外,也只能是既往事实。

论不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

事案解明义务是当事人在诉讼中负有的对案件事实进行陈述、提出证据材料及忍受勘验等义务,其在弥补证明责任分配法则的弊端、解决当事人诉讼武器不平等、促进诉讼以及协助法官发现案件事实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辩论主义的限制和修正,事案解明义务在我国已初步确立,但尚欠缺可供其良性开展的逻辑前提和规则体系。确立约束性辩论主义,构建事案解明义务规则体系,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从而发挥其实效性,殊为必要。

案件事实的修辞建构

案件事实是诉讼主体在相互交涉过程中主观建构的产物,它既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也并非任意的主观臆想,而是诉讼主体的主观认识与证据信息相互作用的结果。案件事实的建构离不开语言,也就离不开修辞。诉讼主体对各种修辞策略的使用,决定了案件事实的最终构成形态,修辞对案件事实的形成具有建构作用。正视修辞在案件事实形成中的建构作用,使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强调程序性论证规则在司法中的理性检验功能。

关于案件事实界定

案件事实作为一个概念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司法实践界都如同"事实"这个概念同样被混乱地使用着。不同语境下"事实"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同时对于案件事实的性质究竟是主观性还是客观性人们也存在较大争议。但是从本质上讲,案件事实是以案件的客观事实为指向的主观判断的结论。

裁判事实与案件真相——从“彭宇案”真相浮出入手

"彭宇案"真相的浮出引起了人们关于裁判事实和案件真相关系的深入思考。裁判事实不同于案件真相:前者是裁判者的一种主观性命题陈述或判断,具有可谬性;而后者则是案件已经发生过的客观情况,具有真实的客观给定性。基于维护司法裁判正当性和提高民众司法信任度的要求,裁判事实应当最大程度地符合案件真相,具体实现路径有三:一是应当明确裁判者认定事实的内在理性思维进路,二是应当有效导控裁判者认定事实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三是应当配置科学的裁判事实认定的外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