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阎良方言中“下”的多功能用法

以陕西阎良方言中的“下”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下”的复杂用法。认为“下”有多种功能,其实词性功能主要体现在结果补语、状态补语、可能补语、程度补语等方面;还可用作副词语素,表达“全部”“突然”“一点儿都”等特殊意义;作为体貌标记,可以表达完成体、实现体、持续体等意义。

明清以降河北中南部冀魯官話精洪知莊章分合及演變

本文從現代方言出發,結合韻書、方志等材料,對河北中南部冀魯官話精洪知莊章組分合關係進行探討,發現精洪與知莊章不混、知莊章合流是明清以來河北中南部冀魯官話主要特徵。據移民史,推斷精洪與知莊章相混、知莊章甲≠知莊章乙等特徵是山西、山東移民共同影響下的産物。通過歷時比較,發現河北中南部冀魯官話較爲穩定,數百年來變化不大,但20世紀中期以來語音變化在方言點數量、演變速度上均有較大增長。分析可知,方言接觸、普通話影響是演變發生的主要原因。

皖北中原官话重叠形式的类型学考察——兼与秦晋方言比较

重叠是现代汉语方言普遍存在的一种语法现象,皖北中原官话主要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量词、拟声词的重叠,其重叠形式和重叠后的语法功能多样,但语法意义基本上表示增量。文章还运用共时比较的方法,指出了皖北中原官话与秦晋方言在重叠形式及意义方面的相同之处,最后总结了皖北中原官话重叠形式的类型学意义。

安徽淮南方言的语音及归属

淮南处于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接合带,其语音具有中原官话信蚌片的特征。入声字专题调查结果表明,淮南话没有独立的入声调,古入声字演变规律与相邻的凤台等地基本一致。从本地人的语感和历史沿革看,淮南话应该属于中原官话而非江淮官话。

古全浊仄声字在晋陕甘宁中原官话里读作送气清声母的类型学考察

将古全浊仄声字在晋陕甘宁中原官话里读作送气清声母的方言分为晋南深度型、渭南次深度型、宝鸡中度型、永寿次中度型、西安浅度型五种类型。所讨论的既是中古汉语西北方音的层次问题,又是文白异读问题,大致读作不送气为文读,读作送气为白读,文白异读又常常牵涉词汇底层问题。另外,远离城关的乡镇全浊仄声送气字比较多。最后,对晋陕甘宁中原官话的全浊仄声送气字进行了量化分析。

中古见溪群三母在晋南方言中的卷舌化现象

中古见溪群三母在细音前北京话腭化读塞擦音t、th,而晋南方言中,一部分腭化读塞擦音t、th,一部分在腭化基础上发展为卷舌音读ts、tsh,与章组、知组三等混同。见溪群母卷舌化是腭化和知章组卷舌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经过了k、kh→c、ch→t、th→t∫、t∫h→ts、tsh的过程。

新疆汉语方言中原官话南疆片代表话散论

文章先从中原官话南疆片方言语音系统中声调的差异和方言形成发展概况方面入手，排除了吐鲁番话和南疆各地方言成为其代表话的可能，而后在明确伊犁和伊犁话之所指的基础上，从伊犁的地位显豁、说汉语人口数量可观等方面进行论述，得出伊犁话堪称中原官话南疆片代表话的结论。

特殊使役结构“(很)V人”考察——以中原官话为基点

“(很)V人”使役结构是中原官话中广泛使用的一种结构。与一般使役结构相比,“(很)V人”使役结构中V、“人”、“V人”等都有着自己的显著特征:V为非自主谓词,但与一般使役结构中的非自主谓词相互对立;“人”为无指成分;“V人”具有描写性。

方言分区语言外部标准应用的个案考察——以泗洪方言为例

语言标准虽一直被视为汉语方言分区的首要依据,但是语言外部标准如历史、人文、地理条件等在方言分区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并在一定程度上能检验方言分区合理与否。根据语言外部标准,传统上归属江淮官话的江苏泗洪方言归于中原官话相对更为稳妥。

洛阳方言同音字汇(下)

洛阳方言属于中原官话洛嵩片,以洛阳老城区方言为代表。通过实地调查,对洛阳方言的声韵调进行了归纳,在此基础上排列了洛阳方言同音字汇。

洛阳方言同音字汇(上)

洛阳方言属于中原官话洛嵩片,以洛阳老城区方言为代表。通过实地调查,对洛阳方言的声韵调进行了归纳,在此基础上排列了洛阳方言同音字汇。

天水方言的“子”尾词

天水方言有丰富的"子"尾词,"子"尾可以构成名词、量词、形容词和动词。天水方言"子"尾词的结构形式多样,语义特征复杂,与普通话的"子"尾词有明鲜的区别。

山阳县方言的内部分区与归属

山阳县处秦头楚尾,人杂南北十省,内部方言较为复杂。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田野调查,根据境内各街道、镇方言的语音实际,将山阳县境内方言分为三个区域。依据各区的语音特点,认为三区方言分别归属于中原官话关中片、江淮官话黄孝片、赣语大通片。

知章庄组声母在长葛话中的读音及演变

中国河南长葛方言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的两种读音及其演变,与普通话相比有自己的特点,而长葛话三组声母的归并情况和《中原音韵》时期的情况更相似;长葛话可能是处于《中原音韵》和普通话之间的语音状况,而又正向普通话逐渐靠拢。

边缘话语分析视角下的新加坡华人身份建构与华语变迁

边缘话语分析是一种以社会关切为本的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范式,主要研究边缘群体发出的边缘之音,开辟了研究移民族裔语言的新视角。新加坡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不同时期的移民后代华语水平有明显差异,复杂的语言环境让华语催生出了新加坡特色。在边缘话语分析的视角下,结合新加坡特色探究新加坡华人移民与身份建构、边缘话语的寄生性与新加坡华语移借词以及新加坡在全球华语中的动态位置。

萧县话的几个程度副词

萧县话经常通过前加副词表达程度。本文选取其中6个很有特色的程度副词,结合特定的句型和成分,进行句法与语义的精细分析,同时与周边中原官话区的类似副词进行比较。

传统民间说唱语篇的建构机制——以皖北中原官话莲花落为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大背景下,传统民间说唱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国家《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其理论探赜也进一步深化。通过皖北中原官话莲花落研究发现,传统民间说唱语篇建构机制主要为:语篇在区域性原材料使用上恪守饱含语言情感的土味方言;语篇在互文性加工过程中传承民间说唱好的样本;语篇在耦合性成品作用下能够达意传情适切语境。因此,传统民间说唱衍生了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特征和寓教于乐的社会功效,成为留住乡愁乡韵“诗意的栖居”之地。

从鸳鸯蝴蝶派的反击看新文学中心化的生成

对于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家的论争,以往研究侧重从新文学家角度论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鸳鸯蝴蝶派的回应缺乏深度发掘,对鸳鸯蝴蝶派话语的有效性有所遮蔽,重拾“被表述者”的回应是理清这场论争不可或缺的条件。在第一次论争中,鸳鸯蝴蝶派允承了新文学家美学范畴的指认;第二次论争时,鸳鸯蝴蝶派则跌入了美学和历史范畴的劣势;在第三次论争中,鸳鸯蝴蝶派彻底落入新文学家编织的话语系统,文学史书写的新文学中心化倾向得以形成。当然,新文学中心化是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则侧重于鸳鸯蝴蝶派与新文学中心化关系的考察。

河南方言演变及其对文化的影响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人口迁徙、地形阻隔、政区变更等因素使得河南方言分化为中原官话和晋语,二者长期处于竞争关系。文章一方面考察了河南方言的历时演变及其背后的成因,一方面阐述了中原官话和晋语对河南文化的影响。

文县方言中入声字的分派

古入声字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分派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也是划分方言区的一个重要标准。文县方言(碧口话除外)属于中原官话,特点是古清声母入声字和次浊声母入声字今读阴平,古全浊声母入声字今读阳平;碧口话属于西南官话,特点是古入声字今全读阳平。从古入声字在文县汉语方言中的分派比例可以看到文县方言的过渡特征。调查的方言有:城关话、玉垒话、范坝话、碧口话以及中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