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

唐代西南地区由于经历魏晋南北朝二次“蛮夷化过程”,文明程度出现逆转退化,山南、剑南儒学教育文化落后,民间流行多神崇拜,湘西南与岭南人口买卖现象严重;宋代云南、四川原始巫文化仍然甚为盛行,杂祠淫祀现象严重,为全国典型的淫祠区。西南地区地方官员尤其是流贬士大夫执着于以破除迷信、引导文明生活方式的移风易俗活动,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治理效果,也典型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处江湖之远”而自觉践履儒家“以夏化夷”、“有教无类”的思想情怀。

论唐代的民间淫祠与移风易俗

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民间淫祠在唐代社会非常盛行 ,主要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生祠”、祭庙以及巫鬼信仰。唐政府及各级地方官对民间淫祠 ,基本上是持禁绝或改造的态度 ,为此曾展开过一系列移风易俗的工作 。

乡风治理与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期巩固——基于X县的田野调查

我国反贫困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20年之后“脱贫攻坚成果何以长期巩固”的问题摆在政府面前,基层社会治理迎来新挑战。田野调查发现,中国西部某省X县早在2017年脱贫摘帽,但是复杂的红白喜事、高额的人情债和天价彩礼金等习俗,使当地群众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这些民间陋习甚至让X县面临着巨大的返贫风险。究其原因是“讲排场”“好面子”和“夸富宴”等思想,异化了乡风民俗。2019年,X县政府以乡风治理为抓手,出台了一系列简化婚丧嫁娶程序、限制红白礼金数额、树立质朴交往观念等内容的政策措施。基于此,本文运用单案例的质性研究方法,结合深度访谈资料和二手政策材料,在已有反贫理论基础上,搭建社会软治理研究框架,揭示X县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政策实施的学理逻辑。这提示我们,正确识别返贫风险是巩固脱贫成果的关键,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以乡风治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软治理模式应当被重视。

中韩两国农村单人户的现状、原因及启示

城镇化、工业化以及老龄化的迅猛发展促使中韩两国的城乡人口比重与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农村单人户比重增加。本文从时间、地域、年龄与性别等视角考察了中韩两国农村单人户的现状后,从人口流动、老龄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风俗等方面分析了两国农村单人户增加的原因,并对其异同点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农村单人户发展的对策建议,即加强农村教育文化建设、提高养老与医疗及照护水平、改善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提高产业扶持带动能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等。

西湖风俗刍议:以香市、放生、祈梦为例

在对西湖风俗史料全面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就其中的“西湖香市”、“佛诞放生”、“于祠祈梦”三个个案进行初步解析,认为当前许多传统风俗正在发生一系列嬗变;在对传统风俗全面调查、深刻理解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移风易俗,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了当前的议事日程上来。

论朝鲜王朝前期的“华化”与“土俗”之争

在高丽末期,同时存在复兴"土俗"与"华化"两种文化倾向,主要由新进士大夫阶层构成的"华化"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建立了朝鲜王朝,将"事大尊明"作为了王朝的基本国策,确立了全盘"华化"的方略。太宗时期,对"华化"政策的推动加速。然而,由于"华制"和半岛"土俗"之间的张力,及由此引发的民众抵制,快速推进"华化"的政策遭到了挫折,最后决定向土俗做出相当程度的妥协,以渐变代替速变。"华化"与"土俗"两种文化倾向各有其理论支持。中宗时期,又出现了一些侧重点各不相同的折中理论,这些理论看似并不排斥土俗,实际上主张的却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华化。

儒家礼治思想的缘起、学理与文化功用

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自身的发展,只有人人都成为身心健全的君子,人类的进化才告完成。儒家文化以人为中心展开,将礼乐教化作为培养君子的主要途径。周人总结历史教训后,选择礼治的道路。中国文化中的"礼",范围广大,几乎无所不包,相当于西方人的"文化"。从学理上而言,礼以治身,乐以化性,礼乐双修,是完人教育的最高层次。礼的社会功能,是为社会提供符合道德理性的规范,加强民众的文化认同,是移风易俗的最好"抓手"。

论“兴体育,移风气”——恽代英的体育思想

在新文化运动中 ,恽代英认为学校必须高度重视体育 ,并极力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他极力将体育引进家庭 ,一改旧式家庭生活为科学、文明、丰富的新式家庭生活。主张通过体育实践、体育精神 ,移风易俗 ,改良社会 ,创造新世界。

苏维埃时期移风易俗工作述论

移风易俗是苏维埃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涉及到反对宗教迷信、婚丧习俗、禁毒禁赌、放足剪发、卫生等各个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立法、文化教育、政府与群众团体协作、政治经济等措施配合。在移风易俗过程中,既有过“左”的政策,也有执行中的问题,但不可否认,此一时期的移风易俗工作极大改变了根据地的社会风貌,促进了根据地的社会变迁,也使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

民初北京的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

通俗教育是晚清新政时期倡导开民智、立新民的产物,通俗教育不仅被时人赋予"普及教育"的重任,还具有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开通社会文明之功效。因此,通俗教育的推行多立足于底层社会,注重与戏曲、小说、演讲等大众娱乐方式相结合,以达到润物无声之功效。这些通俗教育活动虽然没有达到最初设想之成绩,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底层民众起到了思想启蒙、普及现代社会文化知识、改良社会风气等作用。

睡虎地《语书》与《淮南子·齐俗》篇--围绕着“风俗”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

我曾经就睡虎地秦简《语书》中有关"乡俗"的思想做过探讨,明确了《语书》中的"乡俗"思想是受战国末期秦国的墨家"尚同论"的影响而写成的一种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思想。本文就有关中国古代"风俗"所持的诸思想中的A与B的对立展开讨论。即:A主张严格管制地方独自"风俗"的《语书》、墨家、法家的中央集权思想以及儒家的"移风易俗"思想。B倡导天下、国家承认地方的各种"风俗",并且应该依照其风俗施行政治的《淮南子·齐俗》篇等地方分权思想。

乡村广播:引领乡村社会风尚的一种可行路径

乡村广播的从“离场”到“返乡”,是多媒体时代乡村广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价值的重要体现。乡村广播具有广播内容的可控性、广播时间的自主性、广播形式的本土化以及广播空间的公共性等突出优势,新时期发挥好乡村广播引领乡村社会风尚的作用,就要强化对乡村广播的管理,加快乡村广播的软硬件和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村民参与乡村广播的主体作用,开发富有地方特色的引领乡村社会风尚的各类节目。

唐代士大夫在开州的政治、文学及意义——以唐开州刺史韦处厚、唐次、崔泰之为考察对象

唐代开州地处偏僻,为唐朝中央贬官逐臣的重要的流放地之一,这反而使这一"蕞尔下州"与唐代一大批著名的政治、文化人物发生"交集",结下"良缘",并对开州文化地位的提升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唐代流贬开州的士大夫们并没有在这里颓废消沉,而是移风易俗,兴修水利,改善民生,并且创作出了不少富于思想与艺术价值的诗赋作品。他们在艰难忧患中体现了士大夫们可贵的富于儒家政治使命感的政治节操和卓越风范,也为开州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华章,并在渝东北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里,我们将主要考察唐代韦处厚、唐次、崔泰之等几任刺史贬谪开州的背景及其在开州的政治实践及其诗歌创作等。

战国秦汉基层官吏的《日书》利用及其认识

以往学者对战国秦汉基层官吏利用《日书》的方式和目的提出了各种意见,其中最核心的观点是"移风易俗"说和"助政"说。两说皆存在一定的问题。"移风易俗"说意味着当时官吏把《日书》的内容视为"恶俗",或者下层文化;"助政"说意味着当时官吏拥有较高的判断能力。笔者认为,这都并非战国秦汉基层官吏的普遍认识。战国秦汉的基层官吏与一般百姓一样,相信数术知识,并在生活方面积极地利用《日书》。

冯玉祥集团与青海建省及开发

青海地区本为甘肃省的西宁道,经冯玉祥集团建议,独立为省。又任命冯玉祥集团骨干孙连仲为省主席。孙连仲等励精图治,提高了群众的文化,增强了民族团结,改善了交通,移风易俗,政绩卓著,功不可没。

晚清报刊媒介对移风易俗运动的推动——以戊戌维新时期的《湘报》为例

湖南维新派创办的《湘报》,通过刊载抨击缠足、吸食鸦片等恶风陋俗之害的文章进行舆论引导,还发布风俗改良团体成立的各种告示,报道各地移风易俗的相关情况,从言论、组织等方面有效推动了湖南移风易俗运动的开展。《湘报》凭借其较大的发行量,扩大了移风易俗的影响范围,在当时湖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圣教杂志》与近代中国社会问题

《圣教杂志》是近代中国天主教会主办的最有影响力的教会机关刊物,它集宗教传播、新闻、政论和学术研究等内容为一体,在传播教义、指导教会发展方向的同时,还以天主教与社会问题为讨论对象,站在教会立场上发表看法和主张,与社会恶俗现象作斗争,在扫除积弊、移风易俗、废孔教方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乐记》的诗歌创作理论初探

在诗、乐、歌合一的上古时代 ,《乐记》对以往零散的诗论有所继承和发展 ,并使之更加全面、系统。它强调君子知乐是诗歌创作的基础 ,心物感应是创作的契机 。

《乐记》之“乐可以观”思想考释

《乐记》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美学著作,第一次从"乐"的角度对儒家诗教中"观风"思想进行了总结,并将"观"细化为政治之观和伦理、风俗之观两个方面,"观"的最终目的是"移风易俗",而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是艺术对人内心情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利用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移风易俗的路径探索

移风易俗作为国家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手段,长期以来主要通过行政力量,用新的文化形式和风尚代替陈规陋俗,这样的推进路径存在着民意基础薄弱、手段过于生硬等明显不足。农村地区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确定传统文化的基本范畴和类型是利用其推动移风易俗的前提。在学理意义上,移风易俗与传统文化之间也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关系。过去的移风易俗实践虽然也重视传统文化资源,但存在着资源不足、挖掘不够、滥用误用、主体对象错位等问题。要避免此类问题,未来的实践中可以积极探索移风易俗新路径,提炼传统文化精髓,选择好移易的时机,把握适用范围,守住优秀传统文化核心要义,依靠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播与浸染,因俗而治,实现民众内在变化,主动地推动移风易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