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洪改姓考——前秦政权的合法性塑造

据史籍记载,公元350年,氐人首领蒲洪因“草付应王”一谶改姓苻。此事可能是附会。据《三国志》《华阳国志》《晋书》等史料,早在350年以前,武都氐人中已存在以“苻”为姓的大族。三国时期,武都氐王苻健之弟苻双率四百户降于曹魏,可能被安置于略阳郡,成为略阳苻氏的先祖。中古时期,“蒲”“苻”音近,故史料中存在混用的情况。“草付”一谶及“蒲洪改姓”一说,可能是苻坚发动政变以后编造的,旨在借助蒲洪的权威,强化蒲氏一族的凝聚力,增强苻坚即位的合法性。苻坚不仅信图谶,且多次干预史书的修纂。改姓一说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被前秦官修史书采用,进而通过梁熙《秦书》、裴景仁《秦记》流传于世,成为苻氏一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从《广武将军□产碑》看关中少数民族姓氏的变迁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民族众多的国家,经过长期历史积累,保留至今的姓氏多达万种。虽经时代变迁,但考证今天的一些姓氏,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与古代一些姓氏之间的某种关联。基于此,本文以文献记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活动频繁的陕西省白水县为例,结合该县出土的《广武将军□产碑》的碑铭材料,并辅以相关文献资料,论述了该县今天的居民姓氏与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姓氏之间的关系。

关于魏孝文帝改汉姓之思考

史学界向来认为北魏将鲜卑复姓改为单音汉姓是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所为,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有关魏孝文帝改汉姓“不可胜记”奉为经典。但据《魏书·官氏志》等有关传纪的记载,魏孝文帝迁都后,只是以法令形式承认过去所改汉姓这一事实,他主要是“定姓族”,确立门阀世族制度。通过对《魏书·官氏志》的分析,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汉英姓名文化对比浅析

汉英姓名看似简单，其实包含着丰富的涵义，这是由于汉英民族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了不同的姓名习俗。通过对汉英姓名的起源及现状作分析对照，可使汉语使用者能从姓名中了解对方，以便更好地称呼对方。从五个方面分析对比汉英姓名，揭示它们之间的异同。

“赐姓”与“更姓”——与汉代宗室相关的姓氏变动现象解析

在汉代,与宗室相关的姓氏变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皇帝利用皇权赐予臣民以皇家姓氏;二是宗室诸刘自愿或非自愿放弃皇家姓氏而改以他姓。但不论哪种情况,都应与皇权消长、宗室地位升降息息相关。对汉代与宗室相关的姓氏变动现象进行总结与分析,不仅会深化我们对汉代皇权的认识,而且还会在汉代社会变动的理解上开拓一个新的视角。

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

慕容鲜卑人在北魏以后经历了曲折的民族发展历程,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北魏时期慕容鲜卑的三次改变姓氏。从最初的政治迫害导致改姓,到时过境迁后的恢复旧姓;与此相伴的是慕容鲜卑群体从完整、强大到分散、衰落,最后只有慕容后裔的几支家族在北朝、隋唐时期仍活跃于政治舞台,但已经融合为汉人的一支,其作为少数族群的发展历程已经终结。

陕北人口姓氏变迁研究:绥德吉镇马氏家族视角

以绥德吉镇马氏家族为中心,对陕北人口姓氏变迁进行研究,以探讨乡村社会的状况以及基层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认为:吉镇是陕北著名的古镇,交通便利,地理位置重要,其名字的由来与商业贸易活动有很大关系;其姓氏人口来源、发展与变迁既与中国历史社会变迁相关,又与陕北特定的环境密不可分;马氏家族的发展、兴盛既与自身实力及其姻亲关系有关,又保证了马家绵延久远的家族势力,并在地方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敦煌张氏家族和高昌张氏家族的关系

本文利用敦煌遗书和吐鲁番出土文书,参考历史记载,探讨了敦煌张氏家族和高昌张氏家族的渊源,研究了隋唐时期这两大家族的亲密关系,并且论证了这种亲密关系对麹氏王朝高昌国和唐朝西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中国西南回族“虎”姓读音变化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中国姓氏的音变现象是一种普遍现象,存在于很多姓氏当中。在今天中国境内,以"虎"作为姓氏的人群大多数是回族,一些地区的少数汉族也姓"虎"。"虎"字本音读"hǔ"(上声),而地处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贵州威宁、云南昭通一带的回族,其姓氏"虎"的发音则在当地音变为"māo"(阴平)。经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和对当地的调查,笔者发现,西南地区"虎"姓读音改变的原因有很多说法,至今学术界和民间都很难形成定论。笔者试图将此问题与回族在西南地区特殊的生存图景联系起来,从族际交往的角度对"虎"姓音变的原因提出思考,同时指出,回族"虎"姓音变现象是回族积极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生存环境、与其他民族和谐共处的一种表现。

儒家家庭伦理与近代会党组织规范——以洪门为例

从洪门来看,近代会党组织规范深受儒家家庭伦理的影响。在父子伦理方面,洪门主要要求会员对父母或首领做到"孝顺"、"孝敬";在兄弟伦理方面,主要强调会员之间互相帮助,互敬互爱,并处理好叔嫂、伯伯和弟妇等关系;在夫妻伦理方面,要求会员在缔结婚姻时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并倡导"夫义妇贞",夫妇和顺。洪门的组织规范在诸多方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也充斥着封建性糟粕,这表明会党亚文化并非先进文化。

海昏侯墓“孔子屏风”姓氏问题释析——兼谈秦汉姓氏变革

通常认为孔子"子姓"、"孔氏",但海昏侯墓"孔子屏风"则记载为"姓孔,子氏",恰恰与此相反。之所以如此,可能源于秦汉时期姓氏的变革所造成的姓氏观念的空前混乱,以及刘贺对儒学的推崇。而"孔子屏风"的这种记载方式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汉姓氏观的演变结果。秦汉姓氏观念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姓氏合流以及大宗氏与小宗氏合流的历史过程,这与当时的社会变迁存在密切关联,其本身就是适应该时期社会变动的历史结果。

古羌文化的断想与新探——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札记之三

古代巨人部落是存在的,它和古羌族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气候的变迁使古羌族的先民们南迁,姓氏文化的繁荣让古羌族走向了世界。

姓氏改易、身份变迁与形象塑造——以党项拓跋氏的内附与自立为例

党项拓跋氏在唐五代宋初先后经历过李唐赐姓、赵宋赐姓和元昊改姓。李唐时期,拓跋氏内附后因功被赐国姓,积极与汉人通婚并学习汉文化,逐渐由游牧者转变为地方藩镇,在唐末五代发展壮大。宋廷为笼络拓跋氏而给予赐姓之恩,以继迁为代表的拓跋氏因此具有双重身份:团结部众和联络豪右时,以李氏自称;与宋朝交好以缓和关系时,用赵氏身份。元昊出于建国自立的目的,弃用李氏、赵氏而改姓嵬名氏,并积极地以语言文字和价值观念等为纽带构建共同体。整体而言,拓跋氏的身份虽屡有变化,但始终借鉴吸收唐宋王朝的统治经验和文化因子,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论赐复胡姓与六镇起义的关系及其意义

赐复胡姓与六镇起义都为北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六镇起义实为以北魏孝文帝为代表的过度汉化政策及其所引起的鲜卑族民众和部分贵族地位下降的反抗,赐复胡姓则是这一反抗的延续与及社会上胡化回潮的反应。而赐复胡姓的措施有利于鲜卑民族提升已经下降的社会地位,也有利于促进当时的民族融合。

唐时肃、代两朝对藩镇的赐姓名研究

对于藩镇频繁地赐姓名是肃、代两朝普遍的政治现象。通过对肃、代两朝赐姓名对象的分析,不难看出明显的区别,即肃宗朝被赐姓名的藩镇均属于李唐纯臣;而代宗朝则鱼龙混杂,出现了纯臣与悍将并存的局面,并且桀骜不驯的悍将包括了安史降将与新兴的地方势力。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安史之乱后唐廷力量削弱,逐渐无力控制地方的直观反映。

太原、琅玡两王氏在北朝的殊途

太原王氏与琅玡王氏均是中古时期著名的大族,在北魏中叶,两个家族先后都有支系流寓于北方。但相同的境遇,却没有相同的归宿。太原王氏北归支在南方主支覆灭的情况下,最终跻身于山东士族顶级门户,而琅玡王氏北归支则在短暂辉煌后,迅速归于寂寥。对于两王氏在北朝的殊途,前贤多有讨论,但在历史的迷雾下,仍有关键的节点值得探索。

姓名变更规范研究

姓名变更是重要的人格自由利益,亦是姓名权的重要内容。姓名变更应区分为姓的变更和名的变更,并建立不同的规制模式。称姓选择限于家庭关系,从父姓还是从母姓,原则上坚持父母意见一致,例外则依法考量子女成长利益的最大化。第三姓原则上应被禁止,仅于特殊情形方可为之。对于名的更改,应以维护人之尊严与自由为判断基准,并采改名从宽原则;更名事由在立法上以"列举+一般条款"为模式,为解释者提供操作空间,同时强调更名之规范性与适当性。对于姓名变更的主体,18周岁以上由本人行使,18周岁以下亦不应绝对否定本人之更改权利。对于姓名变更之次数,原则上姓为一次名为两次,特殊情况下允许突破次数限制,但应从严界定特殊情形。

湖北英山地区的“生死异姓”现象及传说

湖北英山地区的丧葬习俗"死后易姓"是在特定历史社会环境下,某一宗族的成员为求宗族的生存与发展而根据其所掌握的社会文化资源做出的长期策略性选择。这一习俗的稳定传承取决于宗族间长期存在的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强烈依附。在外在形式上,习俗的稳定性是通过祖先传说的建构和讲述以及宗族间共同祭祖的仪式来实现的。

“白氏”家族语——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见证

"白氏"家族语是存在于贵州黔北地区的一种罕见的、鲜为人知的家族语言。这种语言有自成系统的语音和文字,有固定的使用人群,"白氏"家族还用此家族语言文字记录了其家族的发展变迁。"白氏"家族语的形成和发展有力地佐证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大融合的和睦家庭、和谐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