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棋王》的身份操演性与寻根文学的“还原”倾向

在“先谋生,后下棋”的忠告与无字棋的警示下,王一生一度将下棋视为低于生存需要的无功利行为;与倪斌的接触动摇了王一生的人生信条,“被征用为床的舞台”内置了身份操演与身体在世欲望的诱惑,王一生在棋赛中意识到棋不仅是使精神悬浮于肉身之上的“轻”,更是支撑肉身的必要之“重”,实现了从“为棋养性”到“为棋养生”的跨越;通过对“表演性”的引入,王一生消解了棋与生的对立性,彰显出寻根文学回归原点又超越之的“还原”书写策略。

《棋王》和《狗日的粮食》对“吃”的书写比较

以阿城的《棋王》和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两篇小说作为蓝本,比较分析其对"吃"的书写的内涵与方法,透视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文学对"吃"的书写的转型,并揭示出这种转型的文学史意义。

论《棋王》中倪斌形象的文化内涵

倪斌是阿城小说《棋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具有鲜明的个性,虽然身处逆境,但他自信、乐观而又豁达。在棋艺方面,他是禅棋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对王一生棋艺风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倪斌形象从不同方面丰富了《棋王》的文化底蕴和思想内涵。

重论《棋王》的价值立场

阿城的《棋王》是新时期小说中的经典作品,在现代语境中对道家理想人格的塑造是小说的核心取向。棋王王一生从“吃”与“棋”两方面体现着无为超脱的生命之道,但是他的价值立场又是不稳固的,对现实之恶的纵容与主体精神的空虚终究会使其自我瓦解。

中国文学外译的“文化寻根”与“审美迁徙”——杜博妮《棋王》译介策略探析

在中国文学不断走向世界的当下,译者的文化翻译观成为译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文化观决定译作的价值取向,而翻译观则塑造译作的审美风格。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在翻译阿城的《棋王》一书时,不仅在文化站位上独树一帜,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展现了其与时俱进的文化翻译理念,而且十分注重原本和译本之间美学价值的高度契合。本文通过大量例证分析,探究了杜博妮如何以自身的文化翻译观为指针,圆满地完成了中国文学外译的“文化寻根”和“审美迁徙”之旅,以期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分析实例和学理借鉴。

《棋王》与《水浒》

阿城的《棋王》对《水浒传》从语言风格到布局谋篇都有明显的继承。《棋王》还继承了《水浒》主题的奋斗精神和对人生的追求 ,并形成了《棋王》

从《棋王》与《象棋的故事》看文化选择的向度

阿城的《棋王》是其代表之作,《象棋的故事》是奥地利小说家茨成格一生的最后作品。这两部作品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下棋的题材,同样面对灾难的背景("文革"和"二战"),都是反思之作。通过对两者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不同的文化选择,这样的选择向度与作者的文化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论陆、港两个版本《棋王》的电影创作——从创作心态、叙事策略及“棋王精神”三个维度进行探讨

陆、港两地导演对大陆作家阿城和台湾作家张系国《棋王》的故事改编上所呈现出的"棋王精神"气质的变异,凸显了两岸知识分子创作心态上的差异。大陆版《棋王》的"传奇叙事"策略,将苦难意识进行了"苦难化"的呈现,偏离了传奇叙事的轨道;而港版《棋王》(阿城小说改编部分)则是将苦难意识与传奇性打通,呈现出知识分子的高贵品相。

浅谈《棋王》中的游侠精神

阿城的小说《棋王》蕴含的文化意蕴不仅仅表现在儒道互渗的统一体中,同时在潜层次上还表现为一种世俗文化中游侠的精神,一种与传统道德规范相冲突的精神,一种与寻根文学相联系的精神。

《棋王》中的“双重叙事”策略

阿城的《棋王》可谓是"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自1984年发表以来就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在施叔青对阿城的采访中,阿城本人对作品独特叙述方式的阐释引起了学者们对《棋王》叙述方式的重视。文章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明与暗的复线叙事、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转换、当下与回忆的不停交织出发,浅析了《棋王》中的"双重叙事"策略。

《棋王》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英译研究——以杜博妮2010年修订本为例

阿城的《棋王》是80年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它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尤其是道家和儒家的思想。本文拟以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2010年修订的《棋王》英译版本为例,考察译者对其蕴含的道家的“道”和儒家的“仁爱”思想的传递和再现,深入分析译者在翻译中国传统儒道文化时所采用的策略,发现无论是音译、直译、文化补偿,还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译文都始终遵循与原文形式上尽可能严格对照,内容上则忠实传达。杜博妮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她主张立足于中国文学的个人翻译观,一反翻译研究界长期被“欧洲中心主义”话语统治的局面。

“事件哲学”视域下的《棋王》与《象棋的故事》

阿城的《棋王》和茨威格《象棋的故事》都是优秀的关于象棋的故事,都对各自所不得不面对的“文革”和“二战”的“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但在“事件哲学”视域下,我们发现两者在相似的外表下却完成了迥异的历史书写:《棋王》对“事件”的反思灵逸飘忽,《象棋的故事》则凌厉深刻。二者的异同折射出面对“事件”不同的现代性反思。

文化命运的关注与思考——《棋王》与《象棋的故事》

阿城的《棋王》与茨威格《象棋的故事》,都以灾难性的历史事件为各自创作的背景,两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历史灾难下的文化废墟状态。考察两部作品中的人物群像式的语言环境渲染,以及文中叙述者"我"的不同存在方式上,可以见出两位作家对待文化命运的态度差异。在这种差异背后,是作家积淀的历史文化观念与精神信仰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