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制与突破:苏轼涉泪词“以诗为词”的艺术实践

“以诗为词”是苏轼重要的词学观念。通过对其涉泪词的研究,可以发现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克制与突破并存的矛盾形态。一方面遵循词体特性,在扩充题材内容的同时选用了典雅字词和含蓄表达;另一方面又有意突破传统,具体表现为使用“泪典”、采用流线型意象组合、净化艳情词。由此可见,苏轼对词体特质有着清晰的认知,其“以诗为词”是有限度地将诗的题材、风格导入词体,而非刻意泯灭诗、词两种文体的界限。

清初论词词繁盛成因分析

论词词由过去的六义之附庸到清初之蔚为大观,从过去词学批评中偶尔一见的表述方式到清代成为与词话、词集序跋并驾齐驱的一种词学批评样式。清初论词词繁盛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与清初词的繁荣同步发展,二是与清初词学的复兴同步发展,三是与清初词人间交往的活跃程度同步发展。清初论词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文学评论范畴,成为词人之间相互怜惜、相互认可、相互砥砺的一种手段。论词词的大量涌现也是推动清初词繁荣的原因与动力。

陈子龙词学思想管窥

陈子龙的词学观是其以严肃态度理性思考的结果。他的词学观主要表现于词史观与词体观两个方面。简而言之,陈子龙主张以流利自然的语言和铿锵和协的音律,构成婉媚的意境,以柔婉俊逸的风格与高浑典丽的格调,借香草美人之法含蓄委婉地抒发真情,寄托深刻的风骚之旨。陈子龙的这些理论维护了坠绪已久的唐宋词统,尤其是在明词不振的历史背景下来具体而微地严格维护词体,其理论探讨和建树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存亡继绝的价值。

明代论词词九首解读

本文对明人所作九首论词词作了解读,并认为这种独特的词论形式为明人所创造,对清代的论词词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影响。

《全宋词》索引研究及其咏农词检索例释

《全宋词》中收录有大量与农业产生和农家生活相关的词,又称咏农词,简称农词。《全宋词》中的农词是研究中国古代农史和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文化和史料价值。但是《全宋词》卷帙浩繁,农词散见其中,研究和学习利用时检索极为不便,为了使用的便利,许多人为其编纂了各种索引。文章对已有《全宋词》各索引的类型、功能、编纂方法、编纂技术进行例释、评介,并对《全宋词》索引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以选为史、史选结合的词选范本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一书作为词史型选本,它不仅完整地勾勒了唐宋词史的发展轮廓,而且明确提出并完善了唐宋词体派,体现了融通、宏大的文学史观与发展的学术眼光,并将滑稽派作为唐宋词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派进行了认定,为词选史上确立了以选为史、史选结合的词选范本。

民国时期以来传统词学中的词境论

民国时期以来传统词学中的词境论,主要体现在四个维面:一是对"境"作为词作审美之本的不断标树,二是对词境表现要求的论说,三是对词境类型划分的辨析,四是对王国维"境界"说的消解。上述四个维面所包含的不同线索,从主体上承衍了古典词境论的内涵,勾画出我国现代词学中词境论的展开面貌及阐说轨迹。

明代词体观背景下的唐宋词接受

明人对词的体性的认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社会文化思潮与词学观念的双重作用下不断推移衍变。嘉靖中期以前的词论仍然延续着宋元词论的余绪,在对词的体性的认识上往往以诗教传统比附词学;嘉靖中至万历中的词学理论既可见传统诗教理论根深蒂固的影响,又能体现"主情"的时代思潮对词学领域的渗透;万历中期以后,词学领域将"主情"的词学观引入对词体本质与功能的探讨,构建起具有晚明卓荦时代特征的词学体性观,并由此体现出对前代词学成果接受上极大的包容性。明代词论一方面支配着明词的创作以及具有明词特色的时代风貌的呈现,另一方面也规定了以唐宋词为主体的前代词学成果在明代传播与接受的具体情形。

论“以诗为词”的词学意义

“以诗为词”不仅是创作方法的更新,而且是词学观念和词学意识的改变。“以诗为词”概念的提出,促进了词的“本色”认识。当时的“本色”应该是属于“女性特色”的风格判断,而不仅仅是音乐性特征的认定。正是基于对词这种风格的认定,出现了词学批评中的三个方面的转变。

论明代词人的音乐文学意识

明代词人有一种强烈的音乐文学意识。一是他们的词史观基于音乐文学系统。即他们在讨论词的产生、发展时,是把它置于音乐文学的大范畴之中来观照的;二是他们的词体观归于音乐文学属性。即对于词的文体概念、创作准则,他们总是突出其音乐性,表现出对词体的音乐文学属性的重视。

为同时代词人画像:张炎论词词的形象书写

论词词当有两种,一类是就词论词,如一些论词绝句,有意为之;另外一种是因人论词,心中有情,下笔言之,自有特色。张炎与本时代词人多有交往、为词集题词和悼念词人的作品,从对词人风格评价的角度说,可以算作论词词。以名字嵌入词中形成风格之叙写,从中可见论词之高见,张炎的开创之功不可忽视。张炎的《洞仙歌》、《声声慢》、《一萼红》等或读词集或思词人之作蕴含了自己对词人风格的见解。以创作见卓识确实是张炎这类作品的特色所在。至少这也是对《词源》的一种补充,不可小觑。

宋代出使词研究

宋代与周边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交往频繁,留下了不少出使诗词。使辽词和使金词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相应地也会有各自的特点,使金词较使辽词数量增多,内容更加丰富,在艺术手法上较多地运用题序和典故。将同时段出使词与出使诗对比可以发现,作者用诗记录了出使之行的大事件,而在诗文中不曾抒发的感情在词中得到展现,充分体现了"诗言志,词抒情"这一文体差异。

苏轼的名胜词

《东坡乐府》中有“名胜词”40余首,涉及的名胜景点近30处,且多集中在浙江杭州、湖北黄州两地。本文以苏轼杭州和黄州名胜词以及相关的名胜景点为对象,试图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说明苏轼词在词史发展中的意义及其词体革新的成就。

论清人的“清词衰亡”说

清人在清词复盛时提出"清词衰亡"说,其实质是清人在对元明词学何以衰亡的反思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当代词学兴衰的忧患意识,也是清人针对清词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提出的词学策略,它促使清人不断地调整词学理念、学词门径、作词技巧和选词旨向,令清词的发展始终处于理性地自觉变革的状态,从而臻于极盛。

宋末词人张炎论略

张炎的词学理论和创作较全面地体现了宋词发展的水平。文章梳理了张炎的生平及其作品集。《山中白云词》三百首，多写黍离之悲、兴亡之感，贯穿于对江南山水与落魄飘零之模写中。词风深婉雅净、清丽疏朗，融合北宋词之浑化与南宋词之骚雅，集婉约词之大成。其《词源》理论，影响深远，使得清初词坛“家白石而户玉田”几半天下。

《易林》“昭君”故实认定及爻辞辨证二则

《焦氏易林》不少爻辞所涉故实在后代出现错讹或误读情形。依托爻辞与卦象的关联,可以对系列悬案做出辨识。一,"昭君"故实中的昭君指谁?考察卦象、爻辞史事,《萃》之《临》中的当指王昭君,《萃》之《益》亦可作如此认定,《震》之《节》等中的则指鲁昭公;二,"涉伯殉名"爻辞的卦象归属,当系于《履》之《颐》下;三,《恒》之《丰》所涉史实见于《左传》,爻辞各句指向具有一致性,卦旨当为凶。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源论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源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词为"诗余"之论,二是词为"倚声"之论,三是词为"诗余"与"倚声"相结合之论。在第一个维面,其主要包括三条线索:一是从总体上阐说词源于诗体,二是分论词源于风骚之体,三是分论词源于唐人近体诗;在第二个维面,其主要包括两条线索:一是侧重从音调渊承上论说词源于乐府之体,二是侧重从体制渊承上论说词源于乐府之体。上述几个维面,共构出了我国古典词源论的主体空间。

民国词坛“四声之争”钩沉——以午社词人为中心

晚清以来,填词严守四声成为词坛一时风气,其流弊引起民国词人的诸多争议。以冒鹤亭、夏承焘、龙榆生、吴庠、夏敬观等为核心的午社词人对此讨论最为集中和激烈。诸人对四声或倡言支持,或痛陈其弊,或居间调和,并引来张尔田、施则敬等午社外词学名流的加入。众人关于四声问题的不同立场,实际呈现的是民国词人从文字格律寻绎词体音乐属性的理论努力。

宋代词学批评中苏轼论的历史嬗变及其特征

宋代词学批评中的苏轼论摆幅较大,特征各异:北宋,苏轼论是非多誉少,执着传统词体观念;南宋,苏轼论则是褒多贬少,立足词作含寓的现实内涵;延宕到南宋末,又表现为抑扬相共,已开始从词体审美表现形式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广泛联系立论。这实际上已超出了单个词人词论的意义,显露出后世词学理论发展中词派梳辨之端倪。

读者之悟与作者之意——清代词论中“以骚评词”现象分析

清代词论中存在大量"以骚评词"的现象,文章试图从明代学者李陈玉提到的"诠释"二字展开,从读者之悟与作者之意两个方面入手分析这一现象。其中涉及清代词人对温庭筠、姜白石等唐宋词人的批评以及清代张惠言、陈廷焯、冯煦等人以骚评词的实质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