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章集》的宫调与早期词集的形态

《乐章集》存在“宋本”与“钞本”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也是“静态”与“动态”两个不同的文本形态,两者突出的差异发生在宫调序列上。“钞本”卷上“大石调”之后以及“续添曲子”所见宫调“无序”的文本现象,是表演与现场最为原初的形态;而在“宋本”中则将“无序”的曲词规整地排列在各卷所属宫调之末尾。具备歌舞曲性质的《倾杯乐》,在文本结集中的加入与撤除,会导致宫调“无序”与“有序”迥然有别的形态。“散水调”与“大(石)[吕]调”《倾杯乐》,其宫调或来自琵琶调,与二十八调系统中的双调、黄锺调为异名同实,在“宋本”中都被误置于全书的卷末。“静态的文本”携带编集过程中的失误,“动态的文本”透露出歌筵舞席的讯息。作为早期词集,《乐章集》的形态实质上是特定“声音空间”中的“打令歌舞曲集”。词集中所见的“宫调”排序,同时又是其离开表演语境走向文学经典的标志。

庭院的他者:稼轩笔下的友人私家园亭

辛弃疾共有39首词作是书写友人私家园亭的,在他之前还没有词人有如此成规模的相关主题创作。这些词所描写的园亭有些是稼轩曾亲见,有些则不然。因此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本。这两类文本既有选择突出对象、景观叙述方式的不同之处,又有题名释义、随人作计的相似写作策略。稼轩作为空间的他者,书写了他的空间体验,提出了相关批评与建议。作为他者,稼轩却主观意志强烈,成为空间参与者、展示者。稼轩还曾纸上卧游友人园亭,又曾以学问为词,成为空间的建构者和记录者。稼轩的私园叙述,体现了宋代文学相似主题的某些特殊之处,值得关注。

雍乾之际厉鹗效应下广陵词坛与浙派咏物词的联通

雍乾之际,厉鹗等浙派词人寓居于扬州,以韩江吟社为阵地,大兴咏物风尚,推动了浙派在广陵词坛的词土扩张。而广陵咏物词也在“厉鹗效应”的作用下,基于扬州新生词人群体特性与本土雅俗并兼的文化气象,产生题材与思想内涵的新变,在一派清空醇雅之中,掺入扬州文化生态的市井蒸腾,不仅真实客观地再现民生风情,使咏物词具有了史料价值,亦推进了清代“词史”观的构建进程。

边城之恋:姜夔的合肥情结

南宋的合肥是一座荒凉萧条的边城,姜夔却在此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恋情,一生中创作了许多与合肥经历有关的词作。作为天涯漂泊的江湖诗人,姜夔在合肥常有低沉凄黯的客怀,但离开后却又对此地抱有魂牵梦萦的归情。而边城之恋的经历,也使他对合肥的感情交织着忧国之思和怀人之情。最后,通过将杜牧的扬州梦典故指向合肥情事,姜夔试图对这段耿耿于怀的经历进行重构和自解,以抒发身世之感。姜夔的合肥情结是客心归情、忧国怀人、身世之感交织的情感空间,并非指向合肥的自然人文环境,而更多是对深刻复杂情感的回忆和铭记。

论唐宋词释放型的情感表达

在唐宋词情感结构的横向维度中,主体的能动意识与情感本体的潜意识共同决定着情感动向。若词人对情感脉络的前行之势不加约束,而是任其肆意消泻,便是释放型的情感表达,多呈现出单向无止境的样态和延展性组合的特征。主要可从两条路径对这种表达方式加以解构。从内容上看,可将情感分为豪情与幽情,二者各具群体共通感与个体化思绪的蕴意指向。从形式上看,可将情感的释放形态分为倾泻式的明潮和渗透式的暗涌,二者的划分标准同意脉流速和心理欲力相关;明潮讲求意脉的直观彰露,暗涌意指创作主体往往选择在场或不在场媒介来对情感表达略作荫蔽。词作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令切分后的这四重界域交汇共融,大致呈现出四种组合方式。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詹安泰交游词探析

《詹安泰全集》卷四《无庵词》中收詹安泰词作296首,其中交游词有70多首。詹安泰前期的交游词多写偏居一隅的不得志与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在写法上多效仿二窗双白。后期因战乱,颠沛辗转,其交游词在书写友情之外,又多抒发山河破碎之悲、民生艰难之哀。在创作上除取法王沂孙,偏重寄托外,也博师百家,归于自然,自成一体。

重组与突破:论苏轼填词新变

宋词的发展及至苏轼才有全面突破,他借鉴吸收诗歌的创作经验来填词,从内容到形式对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移植诗歌创作手法入词、扩充词的内容体量和改变词律词调等方式,苏词开始以内容表达作为最主要的创作因素,从而使其不再是音乐的附庸,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北宋词的发展经由苏轼之后,不仅突破了前人填词的陈规,也为后来宋词发展提供新的途径。

唐代诗词中屏风的性别化研究

屏风是古代常见的家居物品,其各项特征界定了使用者的身份,在传统家庭内部则表现出男女两性之间的等级差异。唐代文学中,屏风意象同样呈现出典型的性别化特征。女性闺房中屏风上的图案多隐喻女子的感情状态,此类屏风还参与了观者对女性的窥视。文人书斋中的屏风则往往会升格为一种特殊的象征性文化符号,呈现出男性特质和精英色彩。比较两者,女性之身份建构是在他人的窥视下、想象中被动完成的,男性文人作为享有政治和文化特权的精英,则积极利用屏风这一媒材来彰显文人群体的精神面貌。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花间词意象特色论

花间词在意象的选材、组合与描述上有鲜明的特色。在选材方面,花间词主要由两大意象群构成,以花鸟、草木为代表的自然意象群和以女性为中心的身体、服饰、闺阁意象群。意象组合的特点表现为意象密集程度高,艳丽意象出现的频率高,意象组合相互模仿性强。在意象描述方面,花间词中复合意象有轻柔性、艳丽性、残破性、阻隔性等四种常见特征。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争议浅析——以宋词流派特征远距离阅读项目为例

文章以笔者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信息学院泰德·安德伍德教授的数字人文课程上开展的宋词流派特征远距离阅读项目为例,综合调研国内外文献,总结数字人文方法应用中的争议点,探讨算法机械性、研究方法与主题互动性弱、人文学科属性遭削减等现阶段数字人文方法弊端。

李清照的异域知音——美国诗人雷克思罗斯的易安词译介研究

美国著名现代诗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在其晚年的二十余载中一直关注着李清照,并英译了存世的李清照词。《李清照诗词全集》是他一生中翻译的最后一部外国诗集。译者"相遇"李清照是中美文学交流史中的必然,尤其是在"同情"诗歌翻译观的指导下,"创意英译"翻译策略的确定及副文本的运用,为李清照词在美国、乃至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与经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这不仅丰富了李清照词在美国的存在样态,更为中国汉诗译者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稼轩词五首系年考辨

稼轩词的编年虽经前贤努力,多所发明,然仍有若干作品的编年存有疑问或异说。经考订,《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满江红》(汉水东流)俱作于淳熙六年(1179)春,《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作于淳熙七年(1180)秋,《水调歌头·和马叔度游月波楼》作于嘉泰四年(1204),《满江红·中秋寄远》作于乾道八年或九年(1171或1172)中秋。

明代追和词的文化意味

明代追和词在明代全部词作中所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明人在对前代词学资源的借鉴、选择上,除较多地接受宋词影响外,也广泛地吸收唐五代、金元以及本朝先贤的优秀成果。在明代1051首追和词中,涉及原唱作者150人、原唱作品652篇,原唱词人被追和次数达10次以上的共计29人,原唱作品被追和5次及以上的共计35篇。对明词追和的热点词人、词作的考察,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前代词人、词作传播的情况,感知明代词人的接受态度和审美需求,了解某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现象、词学现象,同时也反映出明词创作与明代词论之间存在的背离以及追和词研究可能具有的局限性。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漫谈《红楼梦》中的诗词

《红楼梦》中的诗词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一类是通过拆字、谐音等手法预先介绍小说中的人物,具有暗示的性质;一类是配合书中角色的性格命运,模拟角色的声情口吻抒发角色自我的感慨;还有一类就是作者借着对于小说的预言,果然写出作者内心深处一份真正的感情与悲慨。前两类作品或技法工巧,或贴切惟肖,而以艺术成就而论,最有意义和价值的要推属第三类作品,它们真实地表现了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真正动机与内心情感。作为小说中的诗词,《红楼梦》中的诗词是了不起的;但把它放在中国大诗人、大词人中去衡量,就不能说它是很好的作品。

纳兰词在清代的接受及其经典化要素

纳兰词在康熙词坛经历了一个由平至显的接受过程,到康熙朝后期逐步被推至与朱彝尊、陈维崧并举的高度。但雍乾词坛对其反应冷淡,纳兰词的接受由显转晦,这主要是纳兰的论词宗旨、创作风格均与浙派风尚异趣所致,亦与缺少群体性的标榜相关。纳兰词在嘉道词坛经性灵词人群的鼓吹而重现于世,又因纳兰词论与常派理论间的相似性而使其在晚清词坛风生水起。清末况周颐、王国维均以纳兰词的极情特质与自然真切而将其尊为清词第一。从清人的接受过程可以看出,纳兰词言情时的易感性、普适性与耐读性等特质以及纳兰自身的人格魅力,是其能够成为经典的内部要素。这些内部要素经谭献、王国维等人的阐发与推荐,与晚清的词坛风会、理论更迭、词派兴嬗等外部因素发生契合性关联,得以顺利进入读者的期待视野。在清末读者的认同性阅读与再创造活动中,纳兰词完成了经典化的建构。

民国词群体流派考论

民国词史上存在着不少群体流派。民国词坛主要出现诸如社团型、期刊型、地域型、学院型、阵营型、宗尚型等词人群体。虽然群体与流派关系密切,但群体并不能等同于流派。根据"梅氏五标准",众多词人群体可以上升到词派者,有满清遗老词派、南社词派、金陵词派、虞山词派、姑苏词派、武进词派、京津词派、海上词派、浙东词派、岭南词派、西南词派、亲日词派、白话词派等。对民国词群体、流派予以考述、辨别与界定,还有着极大的词史意义。这不但为我们了解民国词坛的特征、演进提供了有效视角,也将为我们考察词派史准备文献与理论基础。

20世纪的清代女性词研究

清代女性词研究在20世纪的百年时间里取得了一定成绩,在文献整理、生平研究、作品分析、词史描述等方面有较大的收获,然而这些也只是清代女性词研究的一个开端和起点,已经到来的21世纪将是清代女性词研究的全面开拓期和成果收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