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堂与晚清岭南词坛考论

学海堂词人群体指的是学海堂师生或因地缘、血缘、学缘而参与学海堂词学活动的词人集团。由于其成员之间在地缘、血缘、学缘上的密切联系以及学海堂崇尚“实学”的词学价值观,注重朴学课业的词学养成和稼轩词风的受容与宗奉先贤的审美导向,使学海堂词人群体的词作和词学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创作上继承岭南先贤崔与之、李昴英等词家创辟的“雄健”岭南词风,拓展词体纪史言志的功能,也因为受浙派和常派词风的影响,呈现“清雅”和“雄健”并存的特色;理论上“推尊词体、重视词律”,在词作和词学上具有浓郁的词史意识和学人本色。学海堂词人群体人数众多,在晚清传承流衍不断,成就卓著,在晚清词史上起到引领粤词及岭南词学的兴盛与转向的作用,其对晚清词坛及整个近代词坛的功绩不可磨灭。

统序的建构与清代词坛的经典化进程

浙西、常州两派都以宋代典范词人为核心来建构统序,这些典范词人在支撑清人流派之正统性与理论渊源之深厚性的同时,自身也实现了在清代词坛上的经典化建构。而在流派博弈和理论交锋中,这些经典词人又会随着统序的调整发生变更,显示出流派的选择与排斥在经典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两派后人还都以本派的优秀词人来续接宋词统序或者新建本朝词统,以此来显示流派的延续性与生命力。这是在尝试性地进行清词经典化的建构。可见,统序的建构与典范词人的经典化进程之间存在着互为表里、同步进行的密切关系。通过历代经典词人来建构统序,清人不仅继承了唐宋词的艺术传统,还发掘了本朝词的高妙与创新,并用这些经典来为学词者指示门径,从而有效推动了清词艺术的发展与清词中兴的进程。

刘焘行年考

刘焘是北宋后期词人、书法家,元三年(1088)进士;元六年至八年,为曾布幕僚,后任定州安抚史管勾,与苏轼同僚;绍圣年间(1094—1097),任删定官;建中靖国元年(1101),任秘书省正字兼著撰;崇宁元年(1102),任监察御史;政和八年(1118),为淮南东路提刑;宣和七年(1125),除秘阁修撰;靖康(1126)中,因擅离官守,被劾致仕,后家居故乡长兴。

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论

淮海词人群是一支在咸丰、同治年间活跃于扬州地区的词人群体。它的主体成员由仕宦、流寓、本籍三部分组成,以蒋春霖、杜文澜、丁至和为其代表,他们在扬州地区结词社,组织诗词唱和,编印同仁词选或词集,创作上注重词律的研讨,内容上以凄怨幽咽为美。

宋代词人之诗叙论

词人之诗是指词风属于本色当行、诗风受词风影响、一般词名高过诗名的作家之 诗，这类诗，学术界没有作过历史的、系统的阐述，只对其中个别词人如秦观、姜夔的诗作 过孤立研究。本文主要通过对宋代词人之诗的简略叙写，以证明词人之诗在宋代始终存在， 秦观、姜夔的诗并不孤立，引起人们对这一类诗的关注，进而探讨宋词对宋诗的影响。

一日心期千劫在──纳兰早逝与一个词派之夭折

清初词史有一段久被忽略的词人群体活动史实：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结成生死情谊，二人主张词应张扬性灵，以载情为本，他们追求真、善、美相兼相济的理想词境，于“花间草堂”中酝酿着一个词派，形成了“四方名士，鳞集一时，埙 迭唱，公为总持”的格局。纳兰倘非早逝，“花间草堂”词群足以构成别具特色的流派。然而，纳兰生于清开国初盛之世，其“感怀凄怆”之“秋思”心性不合乎“与时为盛衰”的事理，所以“花间草堂”词群即使聚而不散，其际遇也不客乐观。

谭献关于蒋春霖“倚声家杜老”说辨析

谭献《复堂词话》称誉蒋春霖为“倚声家杜老”,此说在近现代词史上影响极大,几成定评。就学术观点而言,“倚声家杜老”说并非空穴来风,是否成立,尚值得深入探究。然而,在阶级斗争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蒋春霖及其《水云楼词》却受到不应有的贬低和曲解,因为他反对太平天国革命。不少学者对蒋春霖“倚声家杜老”一说或武断否定,或淡化回避,对《水云楼词》缺乏细致精微的品鉴。本文将蒋春霖、杜甫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在比勘他们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推证彼此文学思想、政治立场的潜在联系,进而抉发“倚声家杜老”说的合理内核。并剖析蒋春霖不能配享草堂的主要原因。

略论王国维《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

作为第一部唐五代词丛编,《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在词学史上具有其特殊的地位。与《词录》比勘阅读,可以见出王国维词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其跋语中体现出王国维对唐五代词人的贬褒态度,成为《人间词话》的重要补充。

元祐学术与元祐词坛

以苏轼为首的元祐词人多数是学者,或兼具学者的品格;元祐词坛“以诗为词”的共同特征、多元化风格并存的风貌,元祐词的写国事、时事,与元祐学术所具有的批判精神、融通精神、创造精神、现实精神息息相通;元祐词的议论化倾向、人文旨趣,同样得益于元祐学术的沾溉。元祐学术也给元祐学词坛带来了议论过度、爱“掉书袋”的弊端。

论张炎对清代词坛的影响

大量与张炎有关的清代词话不仅记录了清人对张炎的认识和评价,同时也记录了张炎示范、影响清代词坛的痕迹。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对词人群体的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词人个体的影响。张炎对词坛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而对个体的影响又印证了对群体的影响。将此二者结合起来,更清晰地展现了张炎对清代词坛的整体影响。

大晟府词人新考

徐申崇宁五年(1106)九月至大观元年(1107)任大晟府乐令,大观二年(1108)十月出知常州,任典乐则在大观二年十月前。晁端礼于政和三年(1113)六月下旬赴大晟府,以谪散官而任制撰文字职事,一月后叙复,命官为按协声律,未及上任即卒。万俟咏、田为、江汉于政和三年五月后任制撰文字,后各有升迁。江汉政和六年至政和七年间(1116—1117)离开大晟府任密州通判,万俟咏宣和元年(1119)八月前离开大晟府任秦川茶马司干当公事。田为自政和四年(1114)正月后至宣和元年十一月均在大晟府任职,先后任燕乐所制撰、修制大乐局管勾官、典乐、乐令、典乐、大司乐。

南宋临安吟社刍议

南宋后期,以杨缵、张枢为首的临安词人成立了吟社。吟社词人崇尚姜夔,作词审音协律,炼字琢句,追求高雅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化的生活态度。鉴于此,对临安吟社词人的家庭背景、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及临安吟社的发展流变及其在词学发展史上之定位进行了初步探索。

作气起孱为世重,如文中叶有湘乡——王鹏运与晚清词派

王鹏运是清末四大家的领袖,他的词论和创作都深刻影响了况周颐、朱孝臧和郑文焯等人;以他为领袖的清末四大家对常州词派既有继承,也有开拓,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常州词派的藩篱;临桂词派更是在王鹏运的直接倡导和组织之下形成的。由王鹏运与清末三大词派的关系即已显示出王鹏运在晚清词坛无可争辩的影响、作用与地位。

清初清词选本和清词名家

清词选本作为词总集中一个独特的类别,对清词的传播和中兴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清词选本的编选过程中,通过序、跋以及词作数量多少的安排,编选者得以表达自己的词学主张和创作实绩。词选往往成为开宗立派的一个标志,同时词选的编纂也为编纂者赢得了名声,所以在词的选本中编者的词作通常明显多于其他的词人。更为重要的是,词选的刊刻折射出了词学发展的演变史,通过对词选的梳理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人们对词学名家的接受程度,以及词学风气的演变过程。

“临桂词派”考辨——晚清临桂词人群体研究之一

从得名的缘起、词人活动情况和规模等方面对"临桂词派"的提法进行考辨,认为无论将该派成员界定为晚清四大家、粤西词家还是与王鹏运有交往唱酬的晚清词人,由于创作风格和词学主张的差异,"临桂词派"的说法难以成立。从临桂词人交往的实况看,他们并无树立宗派的意识,也不存在词坛的权威人物,理论纲领不统一,后继者乏人。所以,与其勉强凑成一派,倒不如将其还原成一个有密切联系的文学群体予以考察,以"临桂词人群"称之似更客观。

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考辨

宋代鼓吹乐即存在"依月用律"现象,故"依月用律"入燕乐及一度滥入宋词,确属客观事实。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实仅万俟咏一人可确证,词例较为有限。周邦彦、田为均无"依月用律"的词例,徐申、晁端礼、江汉等更无参与"依月用律"制词的可能。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撰词,乃在政和六年十月至宣和二年二月之前,总共维持了三年零四个月。词作内容多歌咏"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不宜过高评价。但也不可因而对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这一特殊词学现象采取简单否定态度。

明瞿佑等四词人生卒考

本文对明代瞿佑、聂大年、陈霆、潘炳孚等四位词人的生卒年作了考证 ,纠正了以前的误载误说。

论清初“岭南三家”词——兼论“岭南词派”

岭南词从清初开始崛起,此期以"岭南三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最为出色。大均词多抒写故国之思与哀怨之情,词风雄浑,词境开阔,想像飞腾,成就甚高;梁佩兰词清刚幽峭,陈恭尹词寄托深远,亦属出类拔萃者。"岭南三家"使得岭南词坛风气大开,在岭南词史上有特殊意义。屈大均、梁佩兰又和岭外词人有词学交流,这对于扩大岭南词的影响有重要的作用。另外,学界素有"岭南词派"的观点,此说不能成立。

论明代词人的音乐文学意识

明代词人有一种强烈的音乐文学意识。一是他们的词史观基于音乐文学系统。即他们在讨论词的产生、发展时,是把它置于音乐文学的大范畴之中来观照的;二是他们的词体观归于音乐文学属性。即对于词的文体概念、创作准则,他们总是突出其音乐性,表现出对词体的音乐文学属性的重视。

清代粤西女性词人及其创作

清中叶以后,粤西女性词人群崛起于桂北、桂东北、桂东南地区。其创作主体赋性凤慧,多出身名门,家族吟咏唱酬居多,在时间、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却有着共通的悲剧命运。其创作大多自师其心,题材多感怀念亲,风格清丽纤婉。虽然词人不多词作有限,但弥补了粤西男性独擅词坛的结构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