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花”“草”崇尚对清初词坛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强烈的“花”“草”崇尚在清初仍然温度不减,沿着明代崇尚的惯性,持续影响着清初词坛近半个世纪。这种影响在词坛上表现为:词体创作模仿“花”“草”;词籍纂著继承“花”“草”;词体评价以“花”“草”为标准。此时词坛亦在孕育着词学新变,针对《草堂诗余》编纂而成的词选——《词综》,逐渐对《草堂诗余》形成强有力的冲击,“花”“草”尤其是《草堂诗余》的影响被大大削弱的时代已经来临。

重新评价清初京师贰臣诗人的文学史地位

在清代诗歌发展史中,清初诗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为整个清代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作为清初诗歌创作主体——遗民诗人与贰臣诗人,理应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得到相应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往学术界囿于传统的政治道德观念,对清初诗坛贰臣诗人群体的评价多失客观。近年来,随着学术气氛的宽松与研究视角的转换,上述现象逐渐得到改变,但对贰臣诗人的研究仍有大量的空白领域,如清初的京师贰臣诗人群体,这是一个在清初诗坛有着重要影响、对清初诗歌发展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诗歌群体。因此,本文力求立足历史与文本,以期还原这个群体在清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论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创作力量构成

在清代词史上,蜀中本是薄弱地带。漫漫二百年,仅清初先著、清中叶李调元稍有名而已。清末民初,蜀中词人群体异军突起,大放光彩。本文以朱德宝、赵熙、冯江、李穆宣、林思进、周岸登等为例进行个案剖析,意在凸显各词家特点的同时,展现这一时期巴蜀词坛的整体风貌。其中特别指出赵熙面对忧患时世,其所谓"不知而作"、"自鸣其秋"首先是不能已于言,其次在艺术宗法上也必然不束缚于某家某派,而是自求情性之适,从而蔚然为西川词宗。林思进感时伤乱,词集中的田园题材不仅多,且佳作琳琅,足为辛稼轩、陈迦陵、陆震、郑燮以来的"田园农事词史"生色。而周岸登氏虽不免晦涩好奇之病,其才也有难副心志处,然而笃力为词,敢拈大题目,风格也力求变化不拘囿,百年蜀中,其位置当居香宋词人之次席。他们构成了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主要创作阵容。

清初虞山派及其诗文化圈

虞山派是清初影响较大的诗歌流派。本文考察了诗派概念形成、诗派阵容 ,并从文社、藏书传统、琴画艺术等方面论证虞山诗文化圈的存在 ,使这一诗派形成的实况得到揭示 ,由此亦可了解虞山派的诗学倾向和创作风格。

清初文坛盟祖之代兴:从钱谦益到黄宗羲

姚江黄氏与虞山钱氏是世交,博学擅文的黄宗羲经由文坛盟主钱谦益的奖掖推扬,声望日隆。对于钱谦益的提携之恩,黄宗羲甚为感念,但是黄宗羲的古文追求和审美好尚均与钱谦益有较大差异,因此在对钱氏古文理论继承批判的基础上,他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古文理论,并以宏富的创作实绩赢得了钱谦益与其他古文家的一致赞赏,最终成为继钱谦益之后领导群伦的新任文坛盟主。

清初唐诗选本兴盛原因初探——以江苏吴江为例

清初诗坛出现了一次唐诗选本编纂的高潮,苏州地区成为与济南地区并称的两大选本中心之一。而小小县邑吴江就出现约十六部选本,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引人深思。此盛况的出现是当时社会政治现实和诗坛论争的产物。清初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对其起了催化作用,它是初盛唐诗与中晚唐诗论争、唐诗宋诗论争的结果,也是文人学者宣情抒怀的一种方式。

康熙赐赠与清初文坛之构建

康熙在武功平定三藩以后,即着手经营清初文坛。他不仅以制定文艺政策、编选诗文、参与文学批评等方式直接规范文坛,而且通过赐赠、特别是诗文赐赠等易于被士林所接受的策略,笼络天下士子。这些士林之首的文学侍臣,再凭借他们的强大辐射力影响其追随者,故吟唱盛世的元音渐次取代明末清初之际的凄楚激越的变风变雅之音,文坛的构建也终于走上了康熙所企望的轨道。

晚清民国时期美术界赈灾济困活动探析

晚清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兵燹战乱造成了数量庞大的灾黎难民,迫切地需要社会救助。然而,政府却因兵革屡兴、吏治腐败、财政匮乏等因素,无力开展有效的赈济。于是,以地方精英为主导的民间力量开始肩负起社会救济的重任。随着书画家力量的成长壮大,书画市场的繁荣,美术家群体将艺术活动与慈善事业密切结合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社会救济的重任,为当时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所涉交游六人考

《沉吟楼诗选》是考证金圣叹交游的基本文献,所交申垣芳、吴晋锡、朱茂暻、文从简、盛王赞、吴愉等人,学界向来语焉不详或缺乏深考。本文通过家谱、笔记、方志、别集等相关史料与《沉吟楼诗选》的对读,揭示此六人的生平遭际和精神风貌,也更加具体化地展示了金圣叹的生存环境以及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生活和心态。

清初古文三大家与清初文坛格局

清初古文三大家侯方域、汪琬、魏禧以迥异的创作风格成为清初多样化文坛的典型代表。其扭转、改造文风的努力和文道合一的创作追求促成了清初经世文风的形成,直接影响清初文坛的格局变化和清代散文的走向,昭示出古文由明清之际的多样化文风向清代盛世桐城派正统文风逐渐转变的发展脉络,在一定程度上为桐城文派的形成开辟了路径。

朱彝尊与康熙诗文交往考论

朱彝尊从一个反清复明的追随者演变为清朝盛世的歌颂者,显然与其高中康熙己未词科并入值南书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其所标举的醇雅词学观,不仅成为浙西词派的旗帜,而且也与康熙所提倡的"清雅醇厚"的美学原则桴鼓相应,并与王士禛的"神韵"说共同承载了演绎康熙王朝盛世元音的政治使命。

王又旦与清初诗坛

清初关中诗坛诗人辈出,王弘撰、李柏、李因笃、孙枝蔚、王又旦等最为著名。王又旦一生经历比较复杂,诗风也多变化。他曾作为新朝进士、地方廉吏和台阁重臣,在关中、江南和京师诗坛都有较为广泛的影响。通过研究王又旦的仕宦经历、交游状况可以发现清初诗坛的许多变化,如朝野诗人的沟通,诗学风尚的演变,以及清初诗人特殊的心态。比较有意义的是,王又旦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诗学活动——漫游江南和居官京师,都留下了与当时诗坛名家的画像——《五子论文图》和《五客话旧图》,通过这两幅画像可以较为准确地勾勒出他的诗学交游活动和清初诗歌发展流变的轨迹。

论龚鼎孳对清初词坛的贡献

龚鼎孳是清初词坛的早期代表。他早期填词取源《花间》,创作了不少婉媚蕴藉的令词,与词坛主流之云间派保持了相当的一致。但他又能突破云间派狭隘的理论主张,大量创作长调,不为"花间妩媚"局限,导扬"稼轩风"。历来不少观点认为:龚鼎孳填词带"稼轩风"乃受阳羡宗主陈维崧的影响,实际上龚鼎孳使用长调、倾心"稼轩风"的时间远早于陈维崧。而他对陈维崧的奖掖,更为陈维崧成为一代词宗奠定了根基。龚鼎孳对清初词坛有承前启后之功,为清词中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末清初京畿地区《金瓶梅》传播的路径与圈层

以京师为中心的京畿地区是明末清初《金瓶梅》传播的重要起点与主要区域。明末传播主要以京畿地区之外袁宏道等上层文人为主,发源自王世贞、董其昌等所藏稿本或抄本;清初,在被社会沉重诋禁的压力下,仍然有《金瓶梅》的评本、续书、满译本、戏曲等不断出现。张竹坡于北游京师时得到作品原本,返乡完成批改后又携书北返。丁耀亢所著《续金瓶梅》以董其昌藏本为参照,撰成于在容城县教谕任上。任邱边汝元所做杂剧《傲妻儿》,取材自张竹坡评本,得到周围文人的高度肯定,具有强“世情”、弱“色情”的突出取向。

从清末民初商界“论说”看转型时期的商人世界

清末民初颇具特色的商界"论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商人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趋向。"合群""联合"之说,体现了商人新的自我认知与近代群体意识的萌发,直接促进了商会等新式商人团体的诞生;"爱国"之说,反映了商人之所爱乃国民的国家,而非君主专制之国;"政治"之说,集中表现出商界在商言商式的商人政治视角与特点;"实业"之说,则反映了商人对实业、商法、信用与道德、开商学兴商智等重要问题的新认识。

明末清初云南诗坛复古风气及后世影响

明末清初的云南诗坛,与中原内地普遍批判明前后七子的滔滔洪流截然相反,选择了尊崇七子、以复古为导向的主张,掀起了一股弥漫滇中的复古潮流,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心理,一方面在于七子敦复古道、恢复古人风范志节的主张契合了云南诗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救世情结,另一方面出于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和继承与发扬明代文化的心理。这一时期的复古风气对后世云南诗坛影响深远,一直到清代中后期尚绵延不绝,形成了云南诗歌独特的风貌与传统。

清初山阳阎修龄交游考

清初山阳遗民阎修龄为望社主盟,平生交游广泛,人数众多。其交游对象就身份而言,可分为三类。有望社群从如张养重、靳应升、邱象升、象随兄弟,未加入望社的遗民名流如阎尔梅、万寿祺、方文、杜濬、魏禧、魏礼兄弟,还有出仕清朝的诗文名家如毛奇龄、陈维崧、李楷、钱谦益、龚鼎孳等。阎修龄创建望社,以眷西堂为中心的雅集交游,促进了山阳与扬州、金陵等不同地域遗民间的文学交流,推动了山阳文坛的繁荣。虽然阎修龄诗词文集已经散佚,作为淮海地域遗民诗群重要的组织者,其在清初诗史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清初顺康年间女性词选编撰

清词在中兴的过程中,女性词人是其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在清代词选编撰非常兴盛的时期,收录女性词作的词选和专门的女性词选是可用以佐证有清一代女性词繁荣。从文献与编撰采选角度梳理清初顺康年间女性词选,并辅以收录女性词作的综合性词选为辅,以期丰富清初女性词与清初词的研究。

明末清初云南传统儒学的复兴与诗坛走向

明末清初时期,面对社会的危机重重,部分文人学者掀起了复兴传统儒学的浪潮,以期通过振兴儒家正统思想来匡扶世道人心,挽救国运。云南地处偏远,步伐却并未滞后,学术上体现了儒学复兴的鲜明倾向与实践精神,诗歌创作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呈现出全新的面貌,预示着新的走向。

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及其对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响

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身处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求新知于域外"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和文汉读法"大量阅读日文论著和译著,以了解、吸收和译介近代欧美及日本的思想观念,并写下了《和文汉读法》一书。该书不仅总结了以往中国人学习、研究日语的经验和成果,对此后日语教科书的编写及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启发并带动了大批留日学生和青年学子以梁启超为榜样,通过翻译日文书来导入、传播近代西方及日本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从而对清末民初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