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现代慈善观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策——以温州为例

慈善观是人们对于慈善本身的认知和态度的总和,是慈善活动得以展开的价值支撑和动力源泉。但是,目前大多数人对于慈善的认识不足。调查发现影响公民科学慈善观塑造的主要因素包括家庭环境、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必须发挥学校、家庭、企业、政府等的职能,构建新形势下以现代慈善观为内容、以慈善活动为载体,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长效机制。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

社群主义的公民观及其教育

社群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于西方国家的一种主流政治哲学思潮。社群主义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一定的现实和理论背景的影响下产生的。作为一种公民教育思潮,社群主义倡导培养一种追求公共善、道德优先和社群优先的极具责任感的公民。为了培养这种公民,社群主义认为:在教育价值观方面,提倡公共善的优先性;在教育目标方面,培养有美德的积极公民;在教育内容方面,注重社群历史文化的教育意义;在教育途径方面,构建国家、社群、学校与教师"四位一体"的培育体系;在教育方法方面,强调公民的实践参与。

中国社会现代慈善理念的匮乏与培育

慈善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现代慈善理念的支撑。由于几千年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影响,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慈善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政府对民间慈善空间的挤压甚至替代,致使中国社会缺乏现代慈善理念,主要表现为人本权利观、公民公共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以及理性财富观的匮乏。培育现代慈善理念应从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慈善资源、倡导公民之间普遍化的互惠、培育公众公共精神品质以及营造良好的制度空间等着手。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公民文化与廉政文化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廉政文化建设以公民文化为内核,而公民文化则是廉政文化题中应有之义。公民文化强调是的公民的权利,关注的是对官员的约束;廉政文化更多强调的是官员的自律,关注的是公民的评价;公民文化主张制度安排的路径,而廉政文化主张道德榜样作用。创新或置换以传统文化为内涵的廉政文化,必须以公民文化为基石,以政治发展和社会建设为动力和抓手。

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条件下的公民道德教育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全体公民道德素质的真正提高。公民道德教育是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主要途径,加强公民道德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公民道德教育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

近十年来公民意识研究路径分析

我国对公民意识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研究主要沿着以下路径展开:公民意识的基础理论研究、公民意识的多维研究、公民意识的比较借鉴研究、公民意识的培养培育问题研究、特殊群体的公民意识研究等。研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如研究内容不均衡、研究方式单一、理论深度不够等问题。

从“中国中心主义”到“世界公民”——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世界观的历史变迁

变革传统儒学“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世界观是中国现代化首要的基本的历史课题。但从“中体西用”到“西方中心主义”,再到建国后借助社会主义优越性重新膨胀的“中国中心主义”的历程表明 ,中国人重建新文化世界观的努力失败了。2 0世纪 80年代后 ,邓小平根据对时代与中国的全新认识 ,提出了“世界公民”的重要思想 ,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崭新的文化世界观基础。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世界观的历史变迁 ,人们不难认识到邓小平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一历史真理。

福建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路径探究——基于建设科学发展先行区的视角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要求和现实内涵,也是福建省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科学发展先行区的应有之义。当前福建省已经具备了公民意识教育先行先试的现实基础和条件。进一步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需要政府官员转变发展观念,高度重视人的现代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在公民知识的传播方面,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学校在公民意识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需要拓展民意表达渠道,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为公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基层公共事务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

德法并举构建良好信用秩序——兼析对学术造假“法轻德软”的现状及其危害

良好的信用秩序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维护信用秩序是道德与法律的共同价值追求和基本社会功能,信用规范是道德与法律的共同价值准则和道义要求;我国现阶段信用秩序构建中(尤其对学术造假等的惩处上)所存在的"法轻德软"现象是失信背义的普遍性社会原因,只有德法并举才能构建良好信用秩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培养公民正确的信用观,使全体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依法办事、诚实守信,对严重失信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法罚德治"即德法并举,是构建良好信用社会的必由之路。为此,学校应承担起培养诚信公民的重要职责。

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与公民权保障

保障公民权利是民主国家政府绩效的基本价值取向,政府绩效的高低影响公民权利的实现。我国政府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就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政绩观,以公民权保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增加和强调公民权保障的内容,实现政府绩效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强化公民参与,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履行政府保障公民权的职责,不断提高各级政府保障公民权利的水平。

中西方公民道德观的对比研究

由于中西方的生存条件、文化背景不同,其公民道德观形成的基础和内容也呈现出各种差异,揭示出中西方公民道德观各有偏颇和侧重。偏颇和侧重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来源,于是中西方开始积极地吸取对方的优点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使得原来殊途的中西方公民道德观同归到一个方向上来。所以应客观地看待中西方公民道德观,学习、吸收、借鉴先进的思想,形成和谐社会所应有的公民道德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市民化阶段划分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从事非农产业。本文在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增加的新常态背景下,围绕市场化改革这一主线,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市民化分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显现与初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及农民工形成与农民工市民化三个阶段,力求探寻农民市民化的演进规律,并结合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现实考量和"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对未来我国农民市民化的新目标、新动力、新特征作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