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民”称谓及其内涵研究述评

文献综述发现,"新市民"内涵主要有5种,分别是"新兴市民阶层说""新市民文学说""新型市民说""市民新型权利说"和"进城农民说",其中,以"进城农民说"最为典型,近年来成果也最多。由于农民"新市民"尚未完全融入城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市民",故"新市民"概念的内涵有待新的拓展。

合肥市民的社会阶层意识

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了合肥市民的阶层意识押一是人们对社会阶层的认知;二是人们主观的分层标准是什么;三是人们社会阶层的自我定位。

用生命诠释文化——浅谈老舍小说的文化意蕴

特定的文化内涵和作者自身的人文品格与悲剧意识,使老舍小说文化意蕴深厚。从孕育老舍创作的北京文化与旗人文化入手,探寻老舍文化心理的形成,并从市民阶层这一特定的人群出发诠释老舍小说的文化内涵及其审美理想。

辽宁城市社区新市民阶层文化需求研究

分析了新市民阶层发展现状以及辽宁省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不能满足新市民阶层文化需求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加强辽宁省社区文化建设,满足新市民阶层文化需求的措施:建立新建城镇的社区文化服务机构,加强新建城镇社区文化管理;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尤其是新建城镇社区的文化活动;搞好城市社区文化产业,促进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结合,满足辽宁城市社区居民包括新市民阶层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让新市民阶层共享城市社区文化发展成果;着力建设好社区文化人才队伍,进而满足新市民阶层文化需要,推动辽宁城镇化进一步发展。

从宋诗看吴越地区市民休闲文化及其商业化趋向

宋诗中有大量关于吴越地区休闲习俗和休闲市场的描绘,据此可以透视吴越地区繁荣的市民休闲文化及其商业化发展趋向。吴越休闲文化的商业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饮食习俗的奢侈考究促进了餐饮市场分工定位的精细化、差异化;二是冶游风习盛行,游人庞大的群体、庸俗化的心态和商家逐利本能共同推动旅游景区趋于商业化;三是文娱项目类别多元,参与主体广泛,文娱市场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配套发展。

阶层结构变迁与重塑政府-公民关系的路径选择

在当代中国的转型期,阶层结构的变迁对整个传统秩序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都会产生相应的冲击和重新建构,其中最主要的体现在整个社会运行规则的透明、法治和公民权利本位基础上的社会力量的增长,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适应与重构。

城市居民住房需求偏好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基于阶层视角的分析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衡格局是导致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结构重组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设施分布的差序化、教育资本化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对住房需求偏好差异共同影响形成了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演化格局。从社会阶层视角出发,分析阶层背景引致的居民住房消费需求、基础教育获得的差异,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进而系统剖析基础教育不均衡现象形成的动力机制,并结合"社会-空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透析其社会空间效应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城市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完善与优化路径。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国家自主性演变

建国后,依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公有制的建立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性质,决定了国家不是为哪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存在的,而是为全体人民的福祉存在的,从而国家具有了超越于社会特定利益之上形成自主性的可能性;而为了实现强有力的社会控制的组织体系的建立,现实地形成了国家的超强自主性。超强国家自主性的形成促成了改革前干部、工人、农民的三分式社会阶层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自主权力相对于社会权力的扩大,在范围和程度上都发生了变化,而相对地方权力的扩大,在结构上也发生了变化,这样,超强国家自主性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国家自主性的这种演变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

落寞与贬抑:池莉作品中知识分子形象塑造探究

池莉作品中对知识分子普遍进行贬抑塑造,究其原因,这种创作由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消解的社会大环境和作家自身创作立场所决定。其实,面对知识分子精英意识落寞的现实,作家与作品从精神深处对其进行理性批判与精神指导才是不朽之举。

从《金瓶梅》里性爱的张扬看晚明市民阶层的活力

作为中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世情长篇小说,《金瓶梅》以托宋言明的方法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生活全景与精神风貌。书中关于性行为大胆而裸露的描写看似是在诲淫,实际上是塑造小说人物性情和形象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晚明时期这些市民在性爱上的张扬,尽管陷入了矫枉过正导致的自我毁灭之中,但是,这也体现了市民们人性主体意识的复苏。市民们在纵欲与进取的同时演绎着晚明市民阶层的活力:强调扩大再生产;以合同来巩固雇佣与被雇佣的生产关系;重视商业信誉;善于激励;多样化经营策略等。

浅论李贽的市民思想及其局限性

李贽是晚明一位进步的思想家,伴随着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李贽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市民思想就是一个亮点。

西欧中世纪后期与我国宋朝的城市和市民阶层的比较

城市及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市民阶层萌芽产生。西欧中世纪后期与我国宋朝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其市民阶层都处于萌芽状态,但二者显现出来的特征在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思想观念因素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差异背后是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历史因素的不同,就其发展过程来看,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决定了市民阶层的基本特征。

变革视野下的唐宋社会阶层及其变动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中国传统社会同样引发了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浪潮,并促使城市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唐宋时期出现了这样的浪潮是显而易见的,由此也引发了社会阶层的变化。本文在归纳和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强调中古时期从坊市制走向街市制的历史进程引发的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科举制和铨选制带来的官僚体制和结构的变化;同时着重探讨中国古代市民的含义、唐代城市社会阶层的界定和划分等问题。力求通过对隋唐时期城市社会阶层变化的研究透视更广阔的社会变化。

北宋开封——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

北宋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同时也是中国城市文明史的重要转折点。城市的物质形态由隋唐之前规整、封闭的里坊制转变为自由、开放的街巷制;允许临街设店、废弛宵禁、有限征税等宽松的政策使过去备受管制与压抑的市民阶层得以崛起;东京汴梁城的制造业、商贸、文娱、服务业蓬勃发展,使其传统的行政功能退居其次,而成为享誉全球的新型集工商贸易与文化教育于一身的大都市,由此也使城市管理有了远超以前、更为丰富的内涵与使命。无疑,发生在北宋开封的一系列关联性变革是一场具有众多突破点的城市革命,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