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现代中华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契机与路径

中华法治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既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实现5000年连续发展未曾中断过的文明体。中华法系是世界公认的五大法系之一,是法治文明具有标识意义的重要概念。中华法系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和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要素化复兴是新时代中华法系复兴嬗变的方向,中华法系孕育了良法善治的多维图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肇始于中华法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新时代的新中华法系。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具有强大韧性和适应性。改革开放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关键是破除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迷信,既不能用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来套解中国式现代化,也不能用中国过去的经验来束缚今天的现代化实践,要努力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达到一个更新的境界。构建现代中华法治文明新形态的路径是:强化当代人复兴中华法系的文化使命与担当,建构新时代中国独立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进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民用航空法定义及其法律体系再审视

将民用航空法定义为调整民用航空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这一定义应包含狭义与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民用航空法仅指以民用航空法或以相关航空专业命名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广义而言,是指调整因民用航空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狭义的航空法定义以及航空活动所涉及的其他法律规范中调整民航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规范的集合)。与之相对应的民用航空法律体系也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区别。广义民航法律体系,既包括传统的航空法律体系,也包括调整民航活动的其他主要法律规范。

我国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当代价值体现在有利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落实,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扎实推进。在实践中,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面临立法不健全、执法不严格、主体法治意识不足和监督体系不完善等现实挑战。我国应该通过健全农村生态文明法治立法、强化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中的执法力度、增强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相关主体的法治意识和完善农村生态文明法律监督体系等措施来推进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成就、经验与展望

新时代十年来,我国围绕环境法制建设、环境政策规范和环境管理体制三个主要方面精准发力,环境立法逐步走向健全,环境政策规范不断完善,环境管理和执法效能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取得了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坚持垂直管理与统一监管相结合、坚持刚性约束与多元激励相结合等若干工作经验。新时代新征程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仍需在制度内容丰富完善、制度整合衔接和制度执行落实等方面持续发力,协同推动生态文明制度的效能充分释放。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体系化路径论述

绿色生态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最大优势,结合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法典命名应着重体现生态要素。生态环境法典较之环境法典更加关注生态系统本身,意指突破“末端治理”困局,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而非仅为解决某类环境问题。我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工作由来已久,当前存在环境法律体系供给不足、法律制度碎片化和重复率高等问题,亟须通过构建整体性的法律规范体系加以解决。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应当发挥再体系化功能,以统一的环境法价值——生态文明为价值引领,通过“统筹立改废释纂”的方式,正视过往体系化历程的成效与欠缺,承袭与领超环境基本法模式下的体系化成果,以期建构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的环境法律规范体系。

生态文明促进法的基本设想及其展开

生态文明促进法是关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蕴含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立法。生态文明促进法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维护生态系统整体利益,满足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合理期待,引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使生态文明观内化于社会机体。生态文明促进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凸显自然生态系统的固有价值,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指引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引领整部立法的结构布局和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促进法的法律制度要与基本原则相互呼应,与既有政策相互协调,既要体现生态文明的价值意蕴,对现行成熟的制度进行整合和完善;又要注重制度的体系化建设,使制度之间互相衔接,提升制度体系的自洽性。

民法理论的古典体系及其界限

在自由这一价值的指引下,主观权利、法律关系和法律主体三者,共同支撑起了民法理论的古典体系,奠定了近代民法秩序的基础。然而,以德国为例,《德国民法典》中固有的、与古典体系不符的诸多规定,以及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溢出古典体系的新命题,在教义学建构的过程中不断动摇着古典体系的核心地位。对此,本文尝试结合主观权利论和法律行为论的相关探讨,指出草率地舍弃古典体系并非正确的解决之道,学者们应在正确认识并厘清古典体系界限的前提下,尝试通过法律解释、法律补充等方法对其进行改良,以期在顺应时代脚步的同时,尽可能维持民法理论作为市民法的稳定性。

新时代生态文明法律体系统筹协调与集成创新的进展和建议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内,生态环保法律体系通过内外协调,进入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的全面升级时期。绿色、循环、低碳要求的统筹协调和集成创新不断加强,明确了一些流域或区域的综合保护立法。对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法制建设不足,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法制建设不足,一些改革措施并未写入法律法规,一些概念和部门的职责并不清晰,一些特殊区域和流域缺乏综合性保护专门立法,影响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综合绩效。建议全面开展法制梳理,提升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类法律法规的衔接性和互助性,促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各要素法律法规的兼容性和协同性,针对特定流域和区域的保护、重点行业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及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等领域开展专门立法;界定有争议的概念,区分相关监管和监测职责;加强一般立法与流域、区域保护立法的衔接。

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思想的时代价值旨归——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为中心的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思想为中国婚姻家庭历次立法和理论研究指明了根本方向,其基于唯物史观阐明了婚姻家庭的发展动力与历史作用、道德基础与伦理本质以及核心功能与目标设想。但是,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婚姻家庭的观念、结构和模式等发生了巨变。因此,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思想的时代价值旨归,对《民法典》时代中国婚姻家庭法制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合法权益”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思想在《民法典》时代的制度价值主线。此外,在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思想的指导下,通过立法回应现实中婚姻家庭领域的突出问题也尤为必要。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Legal Culture and System in the New Era

The 5000-years uninterrupted Chinese legal culture embodies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wisdom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s a source of pride for the Chinese nation.It has provided extremely rich resources and tr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t has been inherited vertically,evolved intergenerationally and reserved continuously.Originating from both the historical legal system and from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neighboring countries.Th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of politics,law,and morality in ancient China,as reflected in the Rites of Zhou,a book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1027-771 BC)on cultural ideology and political structure,provides an early work on the governance of ancient China.Chinese legal culture has remained progressive,and with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it is now important to promote Chinese legal culture for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in the new era.

拍卖人瑕疵说明义务认定与标准——以2012—2020年已判决案例为样本的分析

近年来,因拍卖标的与拍卖人所述不符的案件越来越多,相关判决也存在较大分歧。导致这一现象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拍卖人瑕疵说明义务的特征与履行标准并不清晰。通过明晰瑕疵说明义务的特征、厘清瑕疵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可以规范拍卖人描述拍卖标的的行为,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一步优化我国拍卖市场的营商环境。从一般信息披露义务的层面,拍卖人的瑕疵说明义务具有确保合意正当性的重要功能;从拍卖机构的专业性层面,拍卖人的瑕疵说明义务也是信赖保护原则的一种体现。审查标的与如实说明是拍卖人的瑕疵说明义务的两个重要内容,前者的履行标准需要考量拍卖行的不同层次;后者则是结合拍卖人“尽其所知,尽其所信”标准予以判断。原则上来说,拍卖人的瑕疵说明义务是限制免除瑕疵担保义务的一种手段,拍卖人免除瑕疵说明义务又受到明示担保与格式条款的限制。

社区卫生环境治理中民事责任与法律制度的应用研究

由于我国社区卫生环境治理法律体系不完善,使生活垃圾在处理过程中,一旦发生管辖纠纷,无法得到快速的处理,从而造成了环境污染。本文分析社区卫生环境治理中民事责任与法律制度的应用。明确当前社区卫生环境治理存在的民事责任与法律问题,根据民事责任与法律制度与社区卫生环境治理之间的反馈作用,建立民事责任与法律制度对社区卫生环境治理相关因素的对应关系,对相关因素分析,根据各因素之间的关系,确定其对社区卫生环境治理的监督与促进作用,完善社区卫生环境治理的民事责任与法律制度。

区域协同立法基本问题研究——基于“京津冀”地区协同立法实践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重点领域立法这一司法文明构成要素提出了新要求。其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立法是重点领域立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协同立法本身存在三个基本问题:第一,区域协同立法的方式选择;第二,区域协同立法的领域难以确立;第三,区域协同立法执行监督困难。本文旨在系统分析“京津冀”地区协同立法实践经验基础上,就协同立法协作机制、信息交流共享、执法监督、内部利益表达等方面进一步优化,以此完善区域立法体系,推动我国司法文明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时空引力、规范动力与实践应力——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基本语境

传统中华法系虽然由于原有的制度损毁,进而成了“死法系”,但是随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构建新中华法系,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语境中,获得了时空引力、规范动力和实践应力。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和“当代法治建设成就”“传统优秀法治文化”“国外有益法治成果”吸引到一起,建构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历史渊源”和“有益补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守正创新,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注入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根本信念,以及“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论,回答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向哪走”和“怎么走”的问题;通过强调“坚持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部应力建设,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外部应力保证,使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遭遇其他法系的竞合之时,获得了重要保证。因此,习近平法治思想正是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根本力量之源。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之维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以诉的形式破解公益治理难题,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制度设计。构建完善的理论体系既有利于实现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高质量发展,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改革公共政策、完善法律制度、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证成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政治基础。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哲学意蕴。社会公共利益纠纷的频繁发生冲击了传统民事诉讼理论,“法化”不足无法满足现代型纠纷解决的需要,代表公共利益通过诉讼方式履行法律监督本职,破解现代型纠纷“法化”不足的难题为新时代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注入了诉讼法理根据。

安徽省文明行为促进地方立法协同研究

推动区域文明共同进步、加强区域协同立法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安徽省全部16个地级市为促进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均已颁行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安徽省立法具有立法时机选择准确、章节及条文频数设置简明、章节名称设定合理等特点的同时,仍存在立法目的缺乏地方特色、文明行为定义存在分歧、工作原则与机制界定不明、发挥表率作用的主体设定存在差异以及法律责任设定不统一的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加强立法协同是一条可行路径。具体而言,需要通过选择松散型立法协同路径,进一步协商统一法规的关键部分条款,挖掘条款的地方特色,达成“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的立法技术要求。

《民法典》解释论视野下商事担保的规制进路构建

《民法典》构建的动产和权利担保体系沿袭“民商合一”的一体规制立场,致使其商事元素与“大民事概念”统摄的统一民事担保制度难以协调。立法层面的法律漏洞引起司法层面裁判思维单一、标准混乱、制度障碍等问题,不利于商事金融的发展创新。基于目前现状及惯性原理,商事担保规制问题的解决宜通过典外的法律适用途径解决。解释论进路以商法思维为认知脉络,超越商事担保裁判中的民法逻辑,通过利益衡量、价值判断影响法律适用全程。以法律解释为媒介,构筑以法律文本、事实构造、制度体系为框架的逻辑分析体系能实现商法思维、法律规范、商事担保实践的有效协调。实践中,以实体性法律文本为基础,程序性论证分析体系为外在形式,发挥能动司法的法律续造作用,有利于解决商事担保的规制问题。

体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纽带

在阐述和谐社会概念的基础上,从体育促进人的和谐发展、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体育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理念,体育的规则意识导向,体育的安全阀功能和促进社会自由流动、推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论述了体育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体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纽带。

法典化的早期史

“法典化”是近代以来出现于英美法系之外的大陆法系及其他各国法治建设的一场运动,即使以判例法为中心的英美法系也在这一场运动中逐步向大陆法系靠拢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典化运动开始降温,并成为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以民法典的编纂、实施为契机,是否将“法典化”推向其他部门法域,也在中国法律界引起了热议从法典化的早期史可以得知,古代世界五大法律文明都有曾经编纂成文法律的历史,尤其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罗马,不仅出现了成文法律、出现了法典和法典化运动,而且其水准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成为近代以后法、德等大陆法系各国法典和法典化的基础人类法典化的早期史证明,法典化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最重要成果,也是现代国家走向法治之路的最佳选择之一。

根本法、市民法、公民法和社会法——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中的法体系初探

宪法不是公法,而是高于私法也高于公法的根本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产生了公私法的划分,也就是市民法和公民法。现代社会,公私法的融合造成全新的社会法。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自觉地把社会法视为政治国家回归市民社会的一条通途。